《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究竟是正德、嘉靖时期还是万历时期，“金学”界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不过，笔者坚信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除了从《金瓶梅词话》所写史实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与万历朝无涉外，从作品中涉及到的明代真实历史人物的时代也可作出准确判断。
《金瓶梅》中的人物约八百个，其中涉及到明代的真实历史人物为八十五个，虽然说这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与宋代真实人物（59人）相比，数量还是要多一些，显见作者是有意在比例上做如此的安排。
这样，大家都承认的《金瓶梅》“借宋写明”而重点又在“明”，才能具体落实到实处。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安排。
如果两个、三五个人名巧合，那到极有可能，再夸大点说，十个、二十个是巧合的，但总不能说八十多个人物都是巧合的吧？
试想，如果不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反过来说，借前代写“当代”的古典长篇小说为数也不少，但谁又能找出像《金瓶梅》这样写法的另外一部著作？这又从反面确证了笔者的判断该是不误的。
玉茗堂本《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中的八十多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笔者极为细致地与《明武宗实录》和《明世家实录》核对过数遍，名字写法完全一样的，现确知为七十一人（列表见原文）。
除表中所列人物外，笔者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弇山堂别集》等材料中也找到了一些与《金瓶梅词话》姓名完全相同的篇正德、嘉靖时期的人物，
如王佑、王显、任廷贵、李安、陈文昭、 赵讷等，如果再加上宋、明同名同姓的人物，如杨时、陈东、李邦彦、李纲、王黼等，约为八十五人左右。
按“金学”界的一般看法，《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时代，上限为明武宗，下限为明神宗，笔者在拙著《金瓶梅发微》中已辨明作品中的史实基本与万历朝无涉，而上面所列的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又都是正德、嘉靖时期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已不需要再多加辩解。
但因中国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很多，持“万历说”的人或许会提出，上述八十五个人物，可能万历朝也有。若果真是这样，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把这一问题彻底搞清楚，笔者把《明穆宗实录》和《明神宗实录》中所有涉及到的与《金瓶梅词话》相同的人物一一罗列出来，供研究者比较鉴别，以期使这一长期争论、久而不决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金瓶梅词话》中提到的明代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与《明穆宗实录》完全相同者共13人，依次是王玉（都督佥事，卷三）、李贵（编修，卷三；按察司副使，卷四）、李铭（德平伯，卷四。隆庆六月卒，《明神宗实录》卷二）、李惠（内臣，卷四）、刘成（官军，卷十）、凌云翼（右参政，卷十一）、陈洪（太监，卷十一）、王宣（都指挥佥事，卷十四）、王柱（指挥金事，卷十七）、李智（内官，卷二八）、王鸾（巡检，卷三四）、来旺（官军，卷六一）、王经（指挥金事，卷六五）。
上述这些人物都曾在《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中出现过，也就是说，作者没有摄入隆庆时期新的真实历史人物。
《词话》中出现的与《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之前）中名字完全相同的真实人物计有：凌云翼（兵部左侍郎，卷三九）、周宣（提督太监，卷三）、徐松（游击，卷三）、李锦（指挥使，卷十二）、王经（游击，卷十四）、陈洪（县民，卷十五）、王宣（一官匠，卷二七；一御史，后升知府，卷四六；一参将，卷四五九）、王汉（东城兵马副指挥，卷三七）、张成（一巡捕指挥，卷五十；一承奉，卷一八一）、刘成（一文书官，卷一四五；一内官，卷三三一）、王相（一吏部纪录，卷一五五；一商人，卷四五五）、王柱（一署都指挥佥事，卷一七〇；一把总，卷一七六）、王炜（伯爵，卷二〇五）、小孝哥（鄢陵王府镇国中尉勤子，卷一七五）。
上列人物和《明穆宗实录》中的人物合并，去掉重复者共21人。
《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四十八年）出现的与《金瓶梅词话》相同的真实历史人物计有：陈经济（知府，卷三二九）、李安（一典膳副，卷三五四；一囚犯，卷五三五）、王四（舍人，卷三六八）、黄甲（身份不详，卷三八七）、郑皇亲，（卷三九一）、罗万象（土舍，卷四〇八）、张龙（哨军，卷四〇九）、王玉（太监，卷四一一）、郑金（长史，卷四一五）、徐相（守备，卷四七二）、张安（守备，卷四七二）、孙清（重囚，卷五三三）、周义（守备，卷五五八）、何其高（御医，卷五九五）。
《明穆宗实录》、《明神宗实录》中的人物，去掉重复者，共计34人。他们是王玉、王宜、王柱、王经、王四、王汉、王相、王炜、王鸾、李贵、李铭、李惠、李安、李智、李锦、刘成、来旺、陈洪、陈经经济、凌云翼、黄甲、何其高、徐松、徐相、罗万象、孙清、周宣、周义、张安、张龙、张成、郑金、郑皇亲、小孝哥。
第一，除陈经济、郑皇亲、郑金、周义、小孝哥五人外，其他29个人物，明武宗、明世宗两朝都曾出现过，换句话说，《金瓶梅词话》中的85个明代真实历史人物，只在明神宗时出现的仅有5人。
退一步讲，即使把这34人都算作万历时人，也不及《金瓶梅词话》85个真实历史人物的一半。
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如果《词话》果真是写万历朝的话，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大量选择正德、嘉靖朝而不选择万历朝的人物，这点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周义、郑金的名字带有普遍性，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叫这种名字的人很多，还不包括那些下层百姓中的无名之辈，《金瓶梅》人物之取名，应与这几个人名无关。
“郑皇亲”，《治世余闻》下篇卷之四称郑旺就叫“郑皇亲”，与明神宗时的郑皇亲亦无关系。
“小孝哥”，明皇室之子有称“孝哥”的习惯，《金瓶梅》的作者是精通历史的，“西门孝哥”的名字，与这位“孝哥”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
“陈经济”这个人物，《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才出现，这时，《金瓶梅》早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多年了，可见《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与此人也没有任何关系。
“经济”，经邦济世之谓，犹如“世民”，是古人常用的词语，有一般文化的人都可能起这样的名字，《金瓶梅》的作者也不例外。
第三，《金瓶梅》中的80多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有共性、有个性，有普遍性、有特殊性。具有普遍性的人物，主要是那些常见的姓氏，如张、王、李、赵及与之搭配的常用汉字，如玉、安、宣、贵、成、柱、相等，历史上这样的同名同姓的人物（自然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少则十几个，多则二三十个。
如果只抓住这些带普遍性的名字，显然是不能作为标准去判定《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的。而只有那些特殊性的名字，换句话说，只有找出那些惟正德、嘉靖时才有的人物，如韩邦奇、狄斯彬、郑旺、白回子、傅铭、吴铠、王廉、董升、曹禾、尹京、叶照、乔通、任廷贵等，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顺便指出，笔者选定以万历二十年为界，主要是考虑《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假定作者是王世贞的话（笔者始终这样认为），王世贞死于万历十八年，一说万历二十一年，那么，从上面所列人物来看，万历二十一年以后，《金瓶梅》中就基本上不再出现新的人物了。
《金瓶梅词话》在摄人这些真实历史人物时，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改变原历史人物的身份、地位，直接插人，这样的人物不是太多，如王四、周二等；二是改变身份后插人，这样的人物占绝大部分。
但不管改变也好，直接插人也好，他们都关联着正德、嘉靖时期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这正是《金瓶梅》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最为独特的艺术手法。试分析如下：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二十七、三十回都写到了王四，王四又名王霁云、王四峰，扬州（又作沧州）盐商。
第二十五回，“央及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寻蔡太师人情释放。”
第二十七回，“老爷（蔡京）分付：不日写书，马上差人下与山东巡抚侯爷，把山东沧州盐客王霁云等一十二名寄监者，尽行释放。”
第三十回，“太师又道：‘前日那沧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书与你巡抚侯爷说了，可见了分上不曾？’来保道：‘蒙老爷天恩，书到，众盐客都牌提到盐运司，与了勘合，都放出来了。’”
从这三回的简略叙述中，我们知道盐商王四因违法而被监，以二干两银子贿赂西门庆向蔡太师讨人情，蔡太师遂下书于山东巡抚侯蒙，不仅无罪释放了王四等一十二名囚犯，还与之公文，一路畅通无阻地下场支盐，稳赚利息，真可谓“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若以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王四案件是宋、明杂糅，蔡京、侯蒙用的是宋人，但“盐运司（即都转运盐使司）”却是明代掌管食盐产销的机构，可见是在写明明。
不过，作品写“明”也是相互杂糅的，一会说王四是扬州盐商，一会又说他是山东沧州盐客。按：沧州在明代属京师（北直隶），因都转运盐使司下辖十四分司，其中长芦（今河北沧县）辖沧州、青州，青州又属山东，故作者有意把它们杂糅在一起，这正是《词话》惯用的手法。
王四是实有其人的，正、嘉时期有两个王四，一见《明武宗实录》卷八八，正德七年闰五月：
获贼首方四，磔于市。方四，四川仁寿县人，本王姓，佣于同里方克古，因冒其姓，……后与曹甫等作乱，为土官所击，奔真州，伪称行军都督，……阴与甫不协，相攻，众遂散，乃变姓名，潜走开县，义官李清获之。
一见《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世宗已登基）：
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等以为言：因及太监张锐管东厂时，占中两淮、长芦引盐，招奸商王四等，乘势坏法，积缗钱数百万计。锐既正法，宜与钱宁辈一体抄没，兼逮四等，以泄中外之愤。……并敕都察院速具四等罪状以闻。
上述两条材料清楚地说明，《词话》中的“王四”与贼首王四无关，而与奸商王四完全相合。一个人名，简单的叙述，却反映出明代正、嘉时期盐法日坏，官商结合以牟取暴利的弊政，
也反映了当时官场以及司法制度的腐败，统治者对此虽多次极力整顿，但收效不大。
《词话》第四十九回也写到了西门庆因盛情招待巡盐御史蔡蕴，结果开中了三万盐引，轻而易举地赚取了三万两银子。
正如《明史·食货志四》“盐法”所云：“武宗之初，盐法日坏：私盐通行，弊端百出。世宗登极，法禁无所施，开中不时，米价腾贵，私盐四出，官盐不行，而边饷日虚矣。”我们说《词话》是一部正、嘉历史的“实录”，道理就在这里。
再如周二，其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城市居民，《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八所载之周二也正是“市井恶少”：
苏州自海寇兴，招集武勇诸市井恶少，咸奋腕，称雄杰。群聚数十人，号为打札火囤。诓诈剽劫，武断坊厢间……应天巡抚翁大立既莅任，则严禁缉之，……官司遣兵四散搜捕，获首从周二等二十余人。
两相对照，其地位、身份则是完全相同的。但《金瓶梅》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则是改变了其原来的真实身份，如“狄斯彬”、“韩邦奇”、“凌云翼”等，他们在作品中的身份、官职与史实是颇不相符的，譬如韩邦奇根本就没有做过“徐州府知府”，而凌云翼也没有做过“兖州府知府”。
但谁又能说这些《明史》中有传的人物不是明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呢？
作者之所以大量摄人武宗、世宗时期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其意图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物为后世读者判定《金瓶梅》“借宋写明（具体年代）”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中医方剂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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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霍现俊：从明代历史人物看《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时代发布于2021-05-06 20: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