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诗书礼乐是王侯将相达官贵族家族私学中培养后代的必选教材,俗称王官学。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群雄纷争,孔子开始对王官学加以系统整理和改造,一方面发展了西周礼乐精,另一面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推行“仁政”,试图重建社会秩序。

可见,儒学作为“王官学”、“领导学”、“幕僚学”,是为了培养官员和高参而设计的教程。

儒学的核心是“礼”。孔子推行 “法先王,兴故国,行王”的政治纲领。“克已复礼”,“以礼为纪”的行政纲领,和提出“君君臣臣,以正名分”,实行礼治。
孔子的传人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治·王道”思想,进一步把儒学提升到了"礼学"的高度,提出了“礼、法兼治,王道与霸道并行”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主张主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


真正开始以礼教治国,以礼驭民的,是汉武帝

汉武帝以儒学为中心,形成礼教。
儒生董仲舒协助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立国思想。

武帝的真正目的,是借助儒家重等级、重君主的核心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独尊,极大地鼓励了百姓学习儒学然后从政的热情,帮助朝堂挖掘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王官学至此进入新阶段,做官必须学儒。从此皇帝用官帽子收买了天下儒生,读书人从此把灵魂和才学都售予了帝王家。国家意识形态从此确立,延续2000多年不衰。

作为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墨子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预言,儒学会使天下丧亡。今天回头看看,墨子简直就是神预言,儒学不仅亡天下,而且是屡屡亡天下。

儒学之殇在于,唯专制集权皇帝马首是瞻。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正如墨子在《所染》中说过的,一个人可以把全社会带向好的方向,也可能把社会带坏。皇权贵族上行下效腐败透顶之际,往往是老百姓民不聊生揭竿而起之时。秦之后各个朝代,从兴到亡,短则几十年,长则二三百年,这就是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与儒教这个"拜权教"赋于皇族的绝对权力不无关系。

所以,民间流传着"治世道,乱世,由治到乱是儒家"。

儒学之殇还在于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当皇权被巩固到极致之时,世人的思维被彻底限制而僵化,社会思想从此不再自由发展,学科发展更无机会。其次,儒家占据了几乎全部国家资源,儒家经典五经则成为了儒生们登堂入室的敲门砖,学而优则仕,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官,他们不需要掌握除此之外的任何知识,便可以超越绝大多数人获得实现位极人臣的机会。君子不器,没有人愿意研习王官学之外的学问。那些有可能创造先进事物的学派发展得较为缓慢,有的只能自生自灭。被独尊伤害最大者,其实是和自然科学有关的学派,比如道家、墨家、农家、杂家。中国知识界从此日益衰弱,逻辑学,哲学,科学技术等等,根本没有任何发展机会。文化逐渐异化为满口仁义道德的伪道学,到了明清国民日益变成行尸走肉,当全世界快速迈进工业革命的潮流时,他们却继续守着落后的制度,闭关锁国做着万世千秋大梦,最终面对新的时代挑战时毫无还手之力。

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技术才开始了浴火重生!

哲学家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予以深刻的批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

我们读到这些议论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

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官学,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这些思想者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不能入黑格尔的法眼,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我想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也许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

再看看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其他民族里也能找得到。
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的训诫,除此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意义上的东西。
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也是一本道德教育的书,这本书内容要丰富了,也更为好看些。
我们根据孔子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鉴于历史中朝代更替周期率的教训,缺乏逻辑思维的国人不理不顾,还要偿试继续复兴儒学。据说1990年前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办“儒学与现代化”研讨会,请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谭其骧先生发言。

谭先生环顾四周,当场就说,搞不清为什么要办这个研讨会,儒学可是和现代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呀,现在有些人之所以倡导儒学,无非就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比较听话。接着他说,还要迎接儒学回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的统治阶层都希望利用儒学来治民,但是从没有成功的例子。

他继续发言道,有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侵略性的,是要危害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去抗衡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但是这是说不通的呀!譬如义和团等等,近代以来所有祸乱都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呀,是我们自己“借尸还魂”的呀,中国人都被这些“文化骸骨”拖累数千年了,为什么还要回去瞎折腾呢?讲完,全场热烈鼓掌。


这个发言,记录在名学者戴燕的《陟彼景山》一书中。这些话,很浅白地表明儒学不该重入中国当代政治场域的态度。以我浅薄认知,以为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理念。


原因,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整整两三代人寻找病因,结果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作了“文化归因”,认为是儒学的专制主义基因与桎梏国民精神独立的力量,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弱民、愚民,使人民麻木不仁,或成为暴民,稍有风吹草动,或予以反戈一击,大厦立刻崩溃。鲁迅、胡适那些人就说,自董仲舒与汉武帝同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民族就陷入自我阉割状态,“一个伟大的文明终于沦落到要被枪炮打醒”,而“儒”就是病根。

这些,基本是往昔中国人的集体认知。因此,那些生在晚晴尾巴、成长在五四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不会完全赞成、更不会想着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儒学的东西,即便是对儒学抱有最深沉“温情”之意的钱穆、吴宓那些保守主义者们,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对于传统与儒学所带来的危害力量有亲历之感,有切身之痛。他们对儒学的态度,不是完全敌视,也是极端审慎的。

1990年以来,随着海外“新儒家”学说的陆续引进、“新加坡模式”的广为人知、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猛火升温,一股所谓“政治儒学”或曰“制度儒学”的思想势力,在奇形怪状的“国学热”买一送二的营销捎带下,异军突起,蔚为大观。

那么新加坡模式与儒学有多大关系呢? 李光耀曾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 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直到今天,甚嚣尘上的所谓儒教,还在宣传天命,并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由低至高分别为:恶人、小人、常人、君子、贤人、圣人。他们从不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刨析,简单的把人划分成各种等级,不仅粗暴,而且无知,无助于现代法治建设。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 先王之道教,其要旨,就是墨子所概述的:"天志,兼爱,仁义,规矩",等等。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礼不下庶人的王官学,根本无助于解决当下中国人在物质洪流冲击下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只有脱儒入墨,不要再玩弄儒家愚民弱民等驭民之术,以理性深入探究墨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教",亦即先秦先祖的"天道"显学,学习兼爱和仁义,树立良知并刨析人性,反省历史并借鉴历史,摆脱"无法无天"的野蛮心理,敬畏天道,泛爱众人,人人顺从良心做人做事,树立独立人格,有契约意识诚信守法,以此原则建立起民主法治的社会,人人都是国家公民而非冷漠的暴民,这才是步入现代文明国家、引领世界和平的真正软实力。 (注:文中部分材料引自网络,没有一一注明,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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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墨若:儒教乃是“拜权教”,非先王之道教发布于2021-05-07 12: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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