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读后，不禁纳闷：这可谓古人的“善行心理学”？的确，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以“同情的理解”探讨慈善，将古典学与慈善研究“绑定”，做跨学科研究，很有必要。中国古代慈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社工李勇埋首于“四书五经”《世说新语》《吕氏春秋》《天工开物》等等古籍之中，后经首都师大历史学院阎守诚教授荐书，又读了《中国救荒史》等今人论著，得到了一些新知，形成文章，发布于此，权当野人献芹或抛砖引玉。
笔者研究慈善文化，发现中国古代善书、善会、善堂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古代慈善文化与宗教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学说。李申教授《简论宗教与儒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三期）认为，宗教的本质特征是对神祗的信仰和以某种方式去事奉神祗,并希望从神祗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帮助。儒教把天(上帝)作为至上神,并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去事奉天,所以儒教是宗教。
一、“天下为公”：行道者的公共意识
《礼记· 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事天”的行道者“法天”而行。
关键是“天”的意义。《论语》里的博施济众、《左传》里的“太上有立德”、《孟子》中的“与人为善”，参观书院，不可否认：儒教是宗教，天是儒教的至上神，如此，以下历史事实就容易解读了：1.儒家那么重视修身、行善、成圣，其“法天”思想的根源在哪里？2.对清代颜李学派的“习行”学说理解，怎样全面？3.反求诸己、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那么强调应用和为己，为什么？4.荒政思想中对“天”的理解总是那么人格化。
汉儒董仲舒有“莫神于天”的天命神学体系。现代哲学史家冯友兰有“五义”说、张岱年“三义”说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里的“天有五义”（其实只“四义”，皇帝以天为父，是有人格的主宰者）讲道：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之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言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古有“五号说”。许慎《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天有五号：君而尊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曰昊天；仁覆闵下，则曰旻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有称苍天。”其实都是一个天，拥有几个称号。如孔子、关羽，越是神、越是尊贵，称号越多，古今中外皆然。
天的下降、游移和着地，冯友兰并不是开端。梁启超开始的启蒙话语之下的“天”。《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二章《胚胎时代》说：“中国无宗教，无迷信，此就其学术发达以后之大体言之也。”又说：“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与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颇近，但其语圆通，不似彼之拘墟现象，易滋人惑。” “此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国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来，而在现在。是故，人伦亦称天伦，人道亦称天道。记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然则中国古代思想，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梁启超在该章总结处说：“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
二、“正心术以立纲纪”：荒政中的慈善理念
宋代大儒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也。”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荒政是古代制度化慈善的代表，体现了儒家实践智慧。救灾，是中国古代慈善实践中最为大者，更需要从上至下，齐心协力。文学家范仲淹（989年-1052年，在苏州创设“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死后谥“文正”）首创的义仓、哲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创立社仓法，都有赈灾功能。
从记录看，中国历史上，天灾越来越频仍。天是人格之天、主宰之天，用灾异“遣告”统治者。这就是古人的天灾观念之特色——“天命主义的禳弭论”。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1937年初版，1956年重印）可谓中国大慈善（或“泛慈善”）研究框架下的扛鼎之作。邓拓说：该书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当然，它也是一部慈善史研究的专书。邓拓先生提到“天命主义的禳弭论”。
三、“天子亲耕”：劝农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礼记·祭统》曰：“天子亲耕于南郊，诸侯耕于东郊，以供粢盛。”讲的是籍田礼。古代还有劝农使之类的官员。汉承秦制，置大农丞十三人，各领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农官之始。
《中国救荒史》将“重农”“仓储”“水利”“林垦”（植树造林）等作为“积极救荒的政策”，其实，这四者都关乎劝农文化。
《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父亲杜宝老爷，春天巡查辖区，亲自“劝农”：“现今亲自各乡劝农，不免官亭伺候。那祗候们扛抬花酒到来也。”可见，劝农是地方长官很重要的公务。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出，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在江西遂昌为官时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也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灌输以农兴业思想以存“天理”。朱熹在《漳州劝农文》中说：“请诸父老，常为解说，使后生弟子，知所遵守，去恶从善，取是舍非，爱惜体肤，保守家业”。在此，朱熹劝导百姓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在朱熹等人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这一现象反映出理学思想世俗化的趋势。
除朱熹外，刘宰（1167年—1240年）、黄震（1213年-1280年）、真德秀（1178年-1235年）等中国古代著名的慈善家都是宋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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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陈文曦 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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