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道家与道教

  曾几何时，“道家”（先秦老庄等哲学）与“道教”（东汉张道陵以来的宗教）二分。于是出现了如是问题：

①“自从‘道教’产生以后，‘道家’之书除了仅有的几种古籍而外，并无新的著作流传，我们就盲目地认为它的继承永远断绝了吗？”

②各种“道教”门类不一，派别各异，凭什么可以统称为“道教”？其有无一贯的精神、共同之宗旨？

事实上，不仅“道教”是“道家”学说赖以传习不绝的重要力量，“道家”更是“道教”所一以贯之、须臾不离的理论资源，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互相建构的关系。陈撄宁指出：“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整个的‘道教’完全被‘道家’哲学精神所笼罩，其中知识分子包括在朝、在野、方内、方外的一切信仰的人士，凡关于治国修身之道，他们都崇拜老子；关于隐逸全真之道，他们都效法庄子；关于神仙变化的传说，他们都根据《列子》的幻想而扩大之，更加捉影绘声，描摹尽致。在这种情况下，偏重于理论性的‘道家’和偏重于宗教性的‘道教’，彼此打成一片，实际上已分不开了。”（陈撄宁，《道家与道教》，载《道家二十讲》，第22页）

“道家”（理论性）与“道教”（宗教性）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其联系、重合之处，或许也应值得重视。试从两个方面探讨之：

1）后推：道教对道家的传习

道教是传承老庄使之不绝的重要力量，在古代其影响不亚于教外学者。道教理论性经典，例如《太平经》（东汉，道教第一部经典）、《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万古丹经王”）、《常清静经》（三国葛玄）、《抱朴子内篇》（东晋葛洪）、《悟真篇》（北宋张紫阳），均抑或直接称颂老子（老君），抑或间接引用、化用《老子》的格言，形成了道教系统内部对于《老子》的阐释体系。不过，与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不同，道教阐释的特点是：①发展出以普罗大众为宣教对象的面向，而不再限于社会上层，而《老子》本有的批判特质则现实化为教众起义；②《老子》中的性情思想，经由黄老学中《内经》等具体生理技术的淬火，形成了修炼成仙的理论，促成了实体意义上道教修行团契。

举《太平经》对于《老子》的阐释三例：

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第四十二章）

《太平经钞·戊部》：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

②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

《太平经·第五十八篇》：反其华还就实，反其伪还就真，未穷者宜反本，行极者当还归，天之道也……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阳极反阴，阴极反阳。

③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七章）

《太平经·第一百三篇》：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本非独给一人，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肯周穷救急，使万家乏绝。

2）前溯：道家哲学的“宗教”基础

先秦道学不限于哲学，而是一整套的“新知识”。对于研究老庄、黄老哲学而言，引入“宗教学”视野，可以认识其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人体生理思想；笔者疑惑，新世纪以来中医的萎靡，是否与其被孤立化为实用技术最为相关呢？

再例如，“黄帝”形象在思想史中的登场，糅合了宗法观念、宗教思想。潘雨廷：“齐国的稷下派，就是由姜齐而田齐，已上推陈国的始祖由舜而黄帝。后于孟子之邹衍，即用‘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是即以黄老道扩大尧舜孔子之道，而方仙道亦由是而起。仙之概念与黄帝联系，道之概念与老子联系，黄帝飞升者，所以发展殷周时代早已形成以始祖配天的宗教概念。”又：“自战国中期起，有大量文献托名黄帝。因在当时基本已理解古史，代代相传须有较长的时间，方能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潘雨廷，《说“仙”与“道”》，载《道家二十讲》，第156-157页）按，田氏代齐，以小观之的确是血缘更迭（由姜而田），然而一旦上推诸氏族于始祖黄帝，则天下一家而已。于是贵族嬗替、诸侯灭国，大抵不违宗法的传统，新君无论如何都有血统上的合法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