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花道精神：从“死狂”到“物哀”

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残酷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日本人观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无常，正是这种人生无常感打开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

 

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们的手心。从这两点进入日本文化，应该是了解日本人比较容易的一个视角。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对于原始生存状态的人，花草是解决人或牲畜的食料，与人的精神、审美或文化无关；第二，花草是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生活，对花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格调。

 

的确，日本人爱花独特，爱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获得的美学意义，这印证了知堂老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

 

 

永恒的“物哀”

 

对于日本人来说，“物哀”不仅是情和意的状态，还是知的态度。知、情、意是合一的，可文化的选择，却往往突出其中一字。例如，古希腊文化是爱知的，情、意二字，亦趋于知，连艺术都知性化了，哲学就更是爱知的学问了。而日本文化是主情的，表现为一种“物哀”的美学样式。

 

“物哀”在这里并非消极的心态，也没有颓废意识，而是关于人对花所产生的生命感发，赋予了美学意义上的道德指向，所谓“仁民爱物”和佛教慈悲心，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日本人看来，瞬间是一种时间的残缺美，在这瞬间的残美中截取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对终极死亡的自由，才是一场永恒的“物哀”。

 

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是日本人知、情、意的神性底蕴。神性不在人的理性范畴内，它便成为日本人的信仰托所。于是，幸运的日本人，可寄存信仰的地方很宽敞，既在审美领域，也在生活中。

 

人是什么？这个答案怎么写？应该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答案；花也同样，观花之眼十人十色。日本人以“物哀”之眼看花，情色皆美，内心却难免焦虑，独缺陶渊明的“悠然”之心。因此，日本人的任一“花道流”都离不开禅佛为花道立宪，以“禅”定神。但如果仅仅以“禅”安顿他们的焦虑之心，毕竟瞬间太短，有太多的来不及，日本人便要抓紧消费那一瞬的生命。

 

日本民族的这种内心紧张，也许来自于他们的岛国风土，即使面对他们视为生命的花，也不能完全释放出来，“物哀”反而加剧了这种紧张感。因为日本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被大陆流放的浪子，如落花一朵，飘摇在太平洋上。那片土地的身世，给生长于斯的民族，一个刻骨铭心的“弃儿感”，好像先天被大地抛弃，于是在其文化的骨子里，便沉淀了一种宿命般的浪人情结，并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浪人寻求归宿，目标是大陆，对大陆怀有一种回归的期盼和感哀的眺望，形成“物哀”的心结。只要这种风土不变，“物哀”之心就会恒在，重新融入日本风土，养成日本人的性格基因。一旦有机会就会由“感哀的眺望”，化为“死狂”的豪迈，一跃而登陆。

 

同样是海洋民族，希腊民族因其与大陆相连，而有足够的自信，去引领文明的风骚；日本民族则因其孤悬海外，处于文明的边缘，而难免自卑。

 

自卑，带来了正反两面，正面是归依，反面是征服。派遣唐使，当然是归依；可是抢占朝鲜，觊觎满洲，那就是要征服。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人有归依，也有征服。期间，打了两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结果，都像落花一样，败了；但明治维新后跟晚清打，赢了；二战时再战中国，最终还是，败了。因此，这种孤悬海外的岛国风土，恐怕使得日本人的“物哀”情结，一时难以化解，也许要做好永恒之精神准备。

 

 

民族精神的喻体

 

日本之樱，与欧洲或中国固有的、期以果实的樱桃树不同，是观赏之花。观赏性的花，脱离了功利羁绊，纯然审美的意味，伊始便占据了精神的高度，很容易升华为民族的整体精神象征。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无常的美感里，便会生成整个民族的“物哀”之心，而一个民族“物哀”起来，常常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后果。它可以带来一个民族素质的自我过滤以及在生活中的审美提升，也可以让日本人赋于樱花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的悲剧感时时伴随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始终。

 

不过，樱花这一国粹意义，日本人也是逐渐自觉的。

 

当樱花从山野进入庭院时，一开始并未获得浮华的贵族趣味的赏识。奈良时代梅花优越，因为梅花是舶来品。贵族的视野飘洋过海，从小岛进入大陆，追随唐朝文化。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想象的梅花，反而忽略了身旁的樱花。梅花开在唐诗里，清幽、高贵、华丽，遣唐使把诗带来，梅花便随诗而来，诗的意境和盛唐气象，也一并传来，就这样，梅花和唐诗，一起开在了岛国上。

 

日本国土本无梅花，贵族们开始多从唐诗里感受梅花，竟然咏梅成风。《万叶集》卷五有“梅花之歌三十二首”，诗人大伴旅人咏梅诗曰：梅花纷落，如天飞雪。又歌曰：梅之花在梦中语，我想那是风雅的花呀，纷纷落我酒杯里。借了诗人的歌喉，梅花入梦、入酒，这在当时是很风靡很时尚的文化追求。

 

从《万叶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萌发了四季意识。《古今集》问世的时候，一种四季转换的季节感诞生了，这种季节感不是基于农时之需，而是趋于都市化的贵族趣味，或宫廷风气，是对四季的纯粹审美。通观《万叶集》，有梅花诗百余首，而樱花诗却只有40余首。到了《古今集》里，樱花诗增多了，达到百余首，而梅花诗仅20余首了。比起梅来，樱花断然居首位。诗人吟樱咏梅，一增一减，可见贵族的趣味之变。

 

贵族的趣味，跟着文化价值的取向走。平安时代，日本本土意识觉醒，文化价值欲从唐化中挣脱出来，首先表现在樱花的本土意识抬头。

 

 

樱花在本土神话里显灵了，花开表示神意，日本人开始用樱花卜问吉凶；当樱花飘落时，日本还有“镇花祭日”节，祈祷落花安息；春天来了，樱花作为田神来访，是“田打樱”的春耕时节，首先是农民进入春山在野樱树下聚餐观花，迎接春耕。

 

这一风俗，在平安朝，从山野进入宫廷，每年的樱花满开日，举行樱花宴，形成了“花见”节日。据说，嵯峨天皇首创春天赏花飨宴，开了宫廷“花见”的先例。此例一开，贵族的趣味为之一变，由惯性的咏梅，转向自觉的赏樱。吉野山的樱花怒放时，天皇亲自莅临，被花迎接，被花目送，从山脚到山顶，数万株樱花，一步步先后次第为天皇开放。

 

樱花，因为落花纷纷如吹雪，为贵族们所爱，成了贵族之花，赏樱花也与农耕脱离，成为风雅之事。因为贵族们的咏叹，为樱花赋予了诸多浪漫的气质，诸如凭吊、叹息、悲泣、激动、欣喜。樱花，花期短暂，多为7天，满开只有一日，开时相偎，簇拥而来，谢时同去，一时纷纷，齐开齐落，似云水流逝。诗人西行法师吟曰：我愿春之际，死于花之下，于释迦涅槃望月日。落樱之美，诱人祈望向死，这种“物哀”之叹，从此绑定了日本人的一生。日本本土文化，也因樱花而开始自立。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与武士，命运酷似。花美数日，人武几时？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死，武士之死，如花落一瞬，是一种终极之美的姿态！这是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一如当代的存在主义。

 

苔藓生花的国歌

 

风土，具有宿命的意味，对于日本人来说，尤其如此。日本是个岛国，古代日本人不知道陆地上有一望无际的原野，没见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又从地平线上落下去，也不知道大地上还有长江大河。

 

日本人常见的自然，是山和平原交错的小自然，棲栖于小自然中的日本人，在文化上采取了相应的短小形式。因此，在日本，没有中国式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也没有罗马式的水道，更没有创作出像大乘佛教教典那样庞大的作品。以和歌、俳句为代表，日本文化具有简洁和短小的特性。

 

 

从气候来看，与日本风土具有很深关系的，是日本独特的湿气，潮湿是日本自然气候的一大特点。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磨练出了一种湿气的智慧，把湿气引入生活，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是在日本本土原生的“湿气文化”，他国莫及。

 

日本文化的“佗”、“寂”，就是从湿气中产生出来的美意识。比起闪闪发光的鲜亮之物来，日本人更爱生苔之物；比起被打磨得精巧的东西来，日本人更看重带有风土涩味的古雅苍老的东西。

 

品尝日本文化的“涩”味，首先感受到的，就是那无形的、时刻都在包围着你的湿气，以及由湿气的积淀，留在地上、树上、石上的潮湿的苔藓。

 

谈到潮湿和苔藓，人们并不陌生，可是将潮湿和苔藓变成文化，提升为一种民族之坚定的品格和文化上的审美意志，则唯有日本，湿气覆盖了日本文化。

 

日本人将湿气转化为文化中的审美意趣，主要在庭院。日本人的生活，离不开庭院，一提起庭院，就会使人联想到幽水古池、水流石上所带来的湿气。即使缺水，也要在石屏上，去表现流水的风景。

 

设在屋檐下或庭院中，石制的洗手盆冒着湿气。石灯笼的粗拙，也因其生长青苔，而得到调和，冷硬的色调里，竟然生出了温软的绿意，使灯笼的人文意味得到充分展示，此为“生花”妙笔。日本的庭院，如果除掉了湿气的要素，其美就完全失去了。云、霞、露，都是湿气的产物，日本人不仅把湿气带到生活里，还将湿气引入艺术里，大和绘之云，由远而近，暗示湿气流动。

 

 

西方文化否定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对立面，以征服自然，作为文化的本质。日本人却肯定自然，想方设法把自然纳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日本人在湿气里安身立命，利用和预防湿气的智慧自然也很丰富。和服的袖口，宽大通气，女性和孩子穿的和服，在腋下有开口处，称为“身八口”，在世界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衣服通气孔。

 

天井上，有阁楼，叫作“屋顶室”，也是预备湿气流动的屋顶构造，还有房基“吊脚”等。日本屋的建筑样式，富于通透原理，房屋上下都有通气层，要将湿气引进来，还要将湿气散出去。

 

贴有糊窗纸的推拉门窗，分割外面的光线，给予室内柔和的照明。同时，它对湿气也有微妙的吸放作用。当湿气增加时，糊窗纸因其经纬密实而隔断了外气，室内过于干燥时，又因其柔软而吸入外面的湿气。而且糊窗纸的保温性好，天欲雪，呆在家里，关上门窗，在火钵上生起炭火，热气不会逃走，室内暖融融，而一氧化碳却从糊窗纸的缝眼里吐出去了。糊窗纸中，只有日本古来的和纸有这种作用，西洋纸无用。泥壁也是调节室内湿气的，多湿时吸湿，干燥时又吐出湿气。

 

湿气的文化，不仅覆盖了日本人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了日本的政治。1999年8月，日本国会通过《国歌法》，定国歌为《君之代》。《君之代》又被译为《君主御世》，歌词本是收录在《古今和歌集》里的一首和歌。歌词大意是：“君主御世，千秋万代永存，犹如小石成岩，岩上生苔，永无止境”，赞颂天皇万世一系如“岩上生苔”，生生不已，而皇权永固如岩石，万世一系如苔藓之花生生不已。

 

日本人以花道精神立国，花开花落，有盛有衰，难以长久，能无哀乎？其劫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