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佛教

《水浒传》表面上对于佛教贬抑，实际上他赞扬的是另一种佛教：即象鲁智深那样性情真率，嫉恶如仇，为朋友赤胆忠心，故吃酒喝肉也不妨成佛。同样，《水浒传》对于儒家也不是一味地尊奉。《水浒传》是一本反封建压迫、反对假道学的小说，抑恶扬善，崇真去伪是其主旨，这与三教在本质上是没有违碍的。但与士大夫所理解的儒、释、道有不同，体现了一种民间的态度。

中国古典四大小说中，相较《西游记》与《红楼梦》而言，《水浒传》与佛教的话题可能是较少为人提起的。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可以说已基本完成其中国化历程，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在当时属于俗文学。探讨《水浒传》与佛教的关系，一来可以考察佛教在近世中国民间的传播与存在情况，一来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水浒》这部奇书的主旨。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大概而言，无出乎儒、释、道三家。弄清作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也可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对另外二家的态度。

有论者以为，《水浒传》作者对于佛教采取一种贬抑的态度。持这种论点者也有一定的道理，《水浒传》中对于出家人的嘲讽与贬斥，当以裴如海与潘巧云私通这一段为尤。[1]那裴如海，本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结拜潘巧云父亲做干爹，长潘巧云两岁，长得眉清目秀，被她呼作师兄。那潘巧云，也是年轻貌美，先嫁给本府的王押司，不幸没了，又改嫁给公人杨雄。杨雄虽然生得一表人才，但平时公务繁忙，一个月倒有二十日当牢上宿，这就给了裴如海可乘之机。二个人的私情，一方面是裴如海有意勾引潘巧云，下了两年多的功夫，故意结拜潘公做干爷，只等方便的时候上手；一方面也是因为潘巧云青春年少，加上水性杨花，耐不得闺房的寂寞。而那裴如海又是一个善会讨女性喜欢的，甜言蜜语，曲意奉承，所以两人从眉来眼去到终于发展成奸情。

整部《水浒传》中，写男女间的偷情，最精彩的是两段。一是潘金莲偷西门庆。[2]其中从潘金莲的不幸身世写起，她本是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为不肯听从大户的纠缠，被嫁给了人称“三寸钉谷树皮”的武大郎。这本是一桩不班配的婚姻，当他的叔叔打虎英雄武松出现时，潘金莲对武松起了爱意，故时常将语言来撩拨。怎奈武松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结果当然是自讨没趣。偏偏又出来了个破落户财主西门大官人西门庆，盯上了潘金莲，请王婆定出十条挨光计。最后两人终成奸情，一不做二不休，为了防止事情外泄，潘金莲毒死了亲夫武大郎。从此引出了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惊天动地的故事来。另一篇就是这潘巧云偷裴如海的故事。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叹道：“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是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3]

另外还有如阎婆惜通张文远，卢俊义妻贾氏通仆人李固，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除了张文远是漏网之鱼外，最后全部送了命。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男女婚外通奸的厌恶。虽然其中大多是男子主动勾引，但在作者看来，男女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都属于好色之徒，一旦淫心发动，便置礼义于不顾，所以都是为人所不齿而死有余辜的。裴如海是一个和尚，因此尤其罪不可恕。《水浒传》四十五回中这样写道：“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二祖四缘，当守三归五戒。叵耐缁流之辈，专为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遗臭后世，庸深可恶哉！”又不知从哪里引来的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又云：“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写一堂和尚在潘巧云家为她前夫做法事，见那妇人乔素梳妆，拈香礼佛，那些和尚也都七颠八倒起来：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闍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沙弥，王押司念为押禁。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銛子的软做一团，击响磬的酥做一块。满堂喧哄，绕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错敲了徒弟手。维那眼乱，磬槌打破了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又如写裴如海诱潘巧云入僧房看佛牙：“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此物只宜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真是极尽讥骂之能事。

作为一个出家人而言，裴如海最大的过错是犯了淫戒。佛教中有不得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的五戒规定。可同样是破戒，另一位喜欢喝酒、吃肉、杀人的花和尚鲁智深，作者却完全是用欣赏的笔墨来描绘的。鲁智深正直，豪爽，好替人打抱不平。他军官出身，人称鲁提辖，只因三拳打死了强娶民女又诬陷金老父女三千贯文书的恶霸郑屠，为逃避官府的追捕，出家在五台山做了和尚。首座众僧都觉得他形容丑恶，相貌凶顽，智真长老却对大家说：“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4]摩顶受记之时，也不晓得戒坛答应“能”“否”二字，却应道“洒家记得”，引得众僧大笑。才住上几个月，便觉“口中淡出鸟来”。于是便引出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一场。又是喝酒，又是吃狗肉。打倒了金刚，推翻了亭子，直闹得选佛场众僧人“卷堂大散”。最后五台山也呆不下去了，被长老推荐去了东京大相国寺，在菜园子里做了一个菜头。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讲理的花和尚，却有一身的正气。桃花山小霸王周通强抢民女，被他一顿铁拳；瓦官寺的和尚、道士无恶不作，成了他杖下之鬼；野猪林暗中护送好友林冲，真可谓赤胆忠心。和梁山泊上的大多数好汉一样，鲁智深的第一条好处是不贪色，这也正是作者刻意要凸现的。王仕云醉耕堂刻《出象评点水浒传》中评曰：“鲁智深止不犯淫邪，便参上乘。那杀生妄语，偷盗贪酒，四条都应末减。”[5]历代评家对鲁智深评价最高的莫高于李贽，他在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中评道：“此回文字（第四回）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欤，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欤！”[6]“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请问似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模样要他做恁？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正为忒似圣人模样耳。”袁无涯刻《忠义水浒全传》李贽第四回评亦曰：“智深好睡，好饮酒，好吃肉，好打人，皆是禅机。此惟真长老知之，众和尚何可与深言。”[7]看重的也是鲁智深的真性情。鲁智深最终是上了梁山，但诚如第九十回宋江五台山参禅，对智真长老讲的：“智深和尚与宋江做兄弟时，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善心常在。”征方腊结束后，鲁智深有擒方腊之功，却不愿还京做官，只图有个“囫囵尸首”。后于浙江闻钱塘潮至，以为战鼓响，待要出去厮杀。当得知是潮信是，想起了师父曾经对他说过的“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话头。于是焚起一炉好香，在禅床上坐化而去，显然已是证得正果。故书中颂曰：“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8]

《水浒传》中还有一人，被后人称作“梁山泊第一尊活佛”[9]，那就是黑旋风李逵。李逵是个好杀人的汉子，“虽是愚蠢，不省礼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曾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10]。所以连罗真人也说“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士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李逵最可贵的就是他的真性情，毫无半点的矫饰。陈忱《〈水浒后传〉论略》中云：“李逵不顾性命，不贪名节，杀人以爽快为主，吃酒以大醉为主，纯是赤子之心。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1]他与宋江初次相识，便问宋江要了银子去赌钱。[12]金圣叹曾评这一段：“看他要银子赌，便向店家借，要鱼请人，便向渔户讨，一若天地间之物，任凭天地间之人公同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悭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与之银子，不以为恩，又并不与银子，不以为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权术，独遇斯人而穷矣。”[13]而宋江之欣赏李逵，也正在于他的生性之真实不假。

在梁山诸好汉中，李逵是最富有造反精神的。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宋江说起了那首“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民谣，是李逵第一个跳将起来道：“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14]柴皇叔被高知府的妻舅殷天锡夺去了屋宇花园，又殴骂柴进，柴进气得要回家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当他打死了殷天锡，奔回梁山，晁盖怪他“又做出来”时，李逵道：“柴皇叔被他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15]李贽赞曰；“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别无回头转脑心肠，也无口是心非说话。”[16]晁盖命丧曾头市后，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空缺了出来。卢俊义被赚上山后，宋江要把交椅让给卢俊义，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让别人。这把鸟交椅便真个是金子做的，只管让来让去。不要讨我杀将起来。”“若是哥哥做个皇帝，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今日都住在金殿里，也直得这般鸟乱。无过只是水泊子里做个强盗，不如仍旧了罢。”真是快人快语，宋江让他气得说不出话来。[17]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之后，按照晁盖的遗愿，宋江又要让位。此时又是李逵第一个叫将起来：“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18]难怪金圣叹嫌恶宋江虚伪，只因李逵实在是太真率。寿张县李逵乔坐衙，将富贵功名看得与戏子穿上戏服演戏一般，又不知要令人间多少利禄之徒羞死。[19]李贽于此处又赞曰：“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到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20]

所以说《水浒传》并不是一味地排斥佛教，如书中一首格言所云：“心慈行孝，何须努力看经。意恶损人，空读如来一藏。”[21]作者恨的是那些表面三归五戒，背地里却男盗女娼的假道学。而作者赞的是那些率直、良善，不贪女色，讲兄弟义气的好汉们。鲁智深、李逵虽然都有一些小缺点，如喜欢喝酒、吃肉，性格急躁，甚至有一些强盗的习气，但却都是善恶分明、待人真诚的性情中人。而裴如海之流虽然生得外表斯文，日日诵经念佛，但由于言行不一，万恶淫为首，所以是狮子身上虫，佛门之败类，必除之而后快。正是从这样的一种观念出发，作者才借裴如海骂尽了天下那些徒有其名之辈，而认为象鲁智深这样的花和尚却一定可以成佛。

同样，有论者以为《水浒传》对于儒教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其实这也未必。《水浒传》中诚然是有一些符合儒家道德的内容，比如他们所打出的“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大旗[22]。一部《水浒传》从高俅的发迹写起，正表明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水浒豪杰之反抗官府，反的是贪官污吏，而不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所以阮小五才会唱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宋江与武松在孔家庄分手之时，临别交待之言也是：“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23]日后的接受招安，破大辽，征方腊，“忠心报国，死而后已”，都是这种忠君爱国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当然是属于儒家的。又比如梁山泊的立寨宗旨是劫富济贫，与一般的强盗并不完全相同。“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第七十一回）这种均贫富的思想，也未始不是体现了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本思想，甚至有点乌托邦的色彩。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水浒传》中有很多与正统儒家思想不尽相符的地方。首先，《水浒》英雄们毕竟是一帮杀人放火的“强盗”，虽然他们更多的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但结果往往难免伤及无辜，甚至玉石俱焚。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24]。这也是《水浒传》这本书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禁毁，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读者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形象感到不可思议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与儒学自汉代以后升格为官方哲学，其主要职能是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越来越从“臣道”降格为“奴道”，显然是不一致的。其次，《水浒传》对于当时那些心胸狭窄、阴阳怪气的俗儒，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比如林冲火并王伦这一段，作者借林冲之口骂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25]李贽评曰；“天下秀才都会嫉贤妨能，安得林教头一一杀之也。”“可惜王伦那厮，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岂特造反，即做强盗也是不成。底尝思天下无用可厌之物，第一是秀才了。”[26]又比如矮脚虎王英劫了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宋江劝他把人放掉，王英道：“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则甚？”（第三十二回）结果宋江救了这个女人后，好心没有好报，反被刘高抓去打得皮开肉绽，真是应了王英之言。又如史进被抓在华州城，鲁智深急于要去救他，朱武劝他要从长计议。鲁智深骂道：“都是你这般慢性直娘贼，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还要饮酒细商！”[27]可以说对于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态度甚为轻蔑，崇尚的仍是那些敢作敢当、有血性的真英雄！

对于道教可以说也是如此。有论者根据《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龙虎山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又宋江还道村受九天玄女三卷天书；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等，便认为《水浒传》是崇道的。这其实也是未必然的。《水浒传》这部书的主旨，一是提倡民权，反对专制压迫；一是打倒假道学，崇尚真性情。窃以为凡欲讨论《水浒》与宗教之关系者，都应从这二点出发。还应该看到，《水浒传》中所谈论的佛教也好，儒教也好，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理解，与正统的佛教、儒教并不是一回事。要明白《水浒传》并不是一本专门讨论宗教的小说，虽然事实上任何一本小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作其基础。所以《水浒传》与佛教可谓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既不反对佛教，但也绝不是佞佛。其贬斥裴如海之流，歌颂鲁智深，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朴素的对于善恶的界分。其对于女色之过分嫌恶，虽略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可以说也是出于对于英雄人格刻画之需要。抑恶扬善，崇真去伪，是《水浒传》的真精神，这又何尝不是儒、释、道三教之真精神！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水浒传》，才不至于认为《水浒传》有毒，不至于认为武松、李逵有时是在滥杀无辜。盖《水浒传》是一部奇书，施耐庵也是一千古伤心之人。怀才不遇，寄愤于此书。读《水浒传》不可过分在意一枝一叶，否则必然得出相反结论。读《水浒传》而能读出其中所寄寓的“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精神”，方可谓善读《水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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