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的第二个烦恼来自于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之前,接到这个任务,就让他坐立不安,患得患失。

这里庄子发明了“阴阳之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叶(shè)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zāng),爨(cuàn)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欤)!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叶公子高,成玄英认为是楚庄王之玄孙尹成子,名诸梁,字子高,食采于叶,僭号称公。

按照这个注解,这个叶公子高就是“叶公好”的主角,在《论语》中出现过,孔子途经叶城的时候,叶公向孔子请教,但他并不认同孔子的理念,故而被后人编撰了“叶公好龙”的故事

齐楚争霸,两国的外交非常复杂,楚王安排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对于叶公子高而言显然是个难题,故而他非常焦虑,于是来请教孔子。

叶公子高说,这次我王让我出使齐国,使命非常重大,而齐国对待使者,表面上会给予你礼遇,却不会真的给你办事,你能拿他怎么办呢?别说是齐王了,就是普通百姓,你有求于他,他不拿你当回事,不把你的事放在心上,你不也没辙吗?

这就是叶公子高焦虑的原因,故而他对孔子说:“我很害怕啊!”

叶公子高说:“您曾对我说过‘大事小事,都要依道而行才能成功’。对于这个事,如果办不成,楚王会怪罪于我,会有人道之患;如果这个事办成了,则会有阴阳之患。无论事情成功或不成功,都没有后患,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

叶公子高出使齐国这事还没有做,刚刚接到命令,他就已经焦虑的不行了,患得患失,处于两难的境地。

如何两难呢?

做不成,楚王会处罚他,于是有了人道之患,故而焦虑。

做成了,又有阴阳之患,也焦虑。

阴阳之患,是庄子的发明。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做成了怎么还焦虑呢,应该高兴,应该庆祝才是啊!

王蒙先生对“阴阳之患”的解释比较到位,他认为,任何一件事做成了,都会为人间世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引起各种不平衡,引起类似于阴阳失调的麻烦。

另外,做成一件事也会耗费你大量的体力、精力、金钱和各种资源,也会感觉到麻烦和疲劳,导致阴阳失衡;同时,事成之后,还会膨胀野心,增加贪欲,渴望更大的成功,导致阴阳失衡。

同时,这里也引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即“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德,《说文》注曰:“升也。”

只有境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做到不患得患失,无论成与不成都没有忧患,没有焦虑。

其实,根源在于人们过于关注成或不成,对这个结果期待太多,有了期待,就给结果加上了包袱,失去了心中的平静,不能平心静气的做事,更关注于功利,就是失去决策的理性。

德者,之所以能无论成败,都没有焦虑,没有忧患,在于他们能够将心放在事情本身,认真做好过程,而结果是顺任自然的事。

就像《大学》中所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是关键,你要知道自己的在干什么,知道边界在哪里,才能静下了,心静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事,而后才能深思熟虑,自然有所得。

就像德鲁克讲企业,一定要有使命,你不是为了开公司而开公司,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开公司,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企业的使命,这样的初心,才能让你没有人道之患,也没有阴阳之患。

可见,叶公子高还没有达到“德”的境界,故而焦虑得上火了,他说:我平常吃东西粗糙清淡,从来不上火;可是这回,早上接到任务,晚上就上火的得吃冰块了,内心焦虑啊!

这事情还没开始,既担心阴阳之患,也担心人道之患,老师啊,需要您的指点啊!

叶公子高这样的焦虑,也是今天很多老板的焦虑,看孔子如何解决这个焦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縻,mǐ)以信,{交}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茀(勃,bó)然,于是并生心厉。克核大(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溢)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孔子针对叶公子高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忘我而顺物”。

做事,首先是态度问题,始终从“我”出发,就会产生各种烦恼和焦虑,专注事物本身,忘掉“我”的存在,不受“我”的主观认识、对事物好恶、是非所左右,就能顺随事物发展,心安理得的基于事物本身努力做好。

正如曾国藩勉励自己的对联一样“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莫问收获”,这就是一种忘我的境界。

孔子如何讲忘我呢?

他先从两件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入手,一个是天生的,一个是社会的,就是天下两大法则,一个是命,一个是义,子女父母这是命,无法从内心解除;臣子对国君忠,这是义,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社会的规则。

所以,子女侍奉父母,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条件下,都要让他们安适,这是孝的最高表现;臣子侍奉国君,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条件下,都要努力让君主心安,这是做臣子“忠”的最高表现。

面对这样的法则,只有调整自身的心态,哀怒不影响到自身,知道事情无可奈何,就像对待命运一样,心安理得的接受,这是德的最高表现。

其实,做子女,做臣子本来就没得选择,尽力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就好,忘掉自身的成败得失荣辱,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

当“忘我”之后,也就没有阴阳之患了。

阴阳之患,主要源自考虑自己太多,各种主观对事物区别的左右,产生了好恶、是非,产生了优劣,也就产生了焦虑。

接着庄子开始借孔子之口来解决叶公子高的“人道之患”,即如何去做两国之间的外交工作

孔子说,用一个我听来的道理给你讲如何做两国外交的问题吧,大凡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准则是,临近的要靠信用来维持关系,道远的要靠忠实的言辞来表达结交。而语言一定要有人去传达的,而传达国君的喜怒哀乐是一个技术活。

为什么呢?

国君高兴的时候,必定会多说过头的好话;国君不高兴的时候,或愤怒的时候,必定会说过头的坏话;而过头的话,都不是国君真实的想法,多半是虚假之言,虚假的话就会让人怀疑,一旦让人怀疑,传话的人就要倒霉了。

所以,《法言》一书或格言中说:传达他们正常情理,或合乎情理的话,不要传达那些过分情绪化的话,这就差不多可以保全自己了。

看来传话确实很难啊!

另一个解决“人道之患”的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也是庄子的一大发明。

他说,人际关系中,开始的时候都中规中矩,都相互尊重,合乎礼节,随着时间的增长,关系的深入,了解的加深,就越来越随意,最终变坏变恶。

举例说明:角斗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明招,接下来就开始各种暗中的手段了,用各种诡计了;喝酒是最典型的,这个我们都有切身感受,刚开始的时候还彬彬有礼,遵循礼节和规矩,接下来就随意了,勾肩搭背了,上下级变成了哥们,最后就变成了荒淫娱乐了。

任何事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诚信,后来开始欺诈;开始时候简单,后来复杂。

所以,有语言就有风波,有行动就有了得失;语言可以兴风作浪,行动得失就会带来危险。故而愤怒没有别的原因,都是源于花言巧语、偏激之辞。

就像困兽,面临死亡的时候,会发出怪叫,怒气冲冲,于是产生了伤人的恶念;做事也这样,凡事逼迫的太紧,别人也会产生报复的恶念,而且自己还不知道。

《法言》曰:不要轻易或擅自改变命令,不要过度去劝导促进办成什么事。过了度就增加了麻烦,修改了命令,撮合成事,都是有危险的,做好了固然记录永久,做坏了恐怕想改变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要小心行事啊。

最后总结“顺物而行”,顺万物之自然而悠游我心,用潇洒的心态来做事,注意潇洒不是不负责任,是不强求,不撮合,无私心,这才是处世的最高境界。

做到了这点,就不必考虑那么多后果与回报,不夹杂私心,真实自然的传递君命,就没有忧患和焦虑了。

格掉自己的私心,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现实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叶公子高的影子,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有叶公子高这样的忧患。

去除私心、立场、偏见,用良知良能做事,看来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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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走近庄子(33):我们每天都有的焦虑,庄子早给出了解决方案发布于2021-07-01 1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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