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一后唐庄宗败亡史（上）--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寅午文化

后唐庄宗败亡史（上）

——一场谣言引发的叛乱

自古成败之际，或曰天命，或曰人事。然天命难知，无迹可寻，难以探其本末，不若穷究人事缘由，寻其根源。凡事皆有因、后有果，虽偶然之事，必有罅隙以启之，而得必然之果。

——无名小子

楔子

我们的史书从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衰亡史，对于普通的我们，显得过于遥远。虽然如此，我们不妨抱着寻根究源的态度，“瞎掺和”的精神，从中寻找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我将以五代后唐庄宗作为一个标本，探究他的败亡（虽鉴于往事，也跟咱没有关系，重在参与嘛）。

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将门，与后梁争夺天下十数年，常身先士卒，让身为对手的朱温也非常佩服“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同时他还精通音律，雅好词赋。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帝王，其结局却极其悲凉，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为天下笑”的名声，为他伟大的事业画上一个可怜的句号。欧阳修的一篇《伶官传序》形象的为他做出总结“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从人事角度来探究他何以败亡。

郭崇韬之死

公元926年（同光四年），唐庄宗的事业到达人生的顶峰，上年兵不血刃的解决了灭蜀之战。从当时的局势来讲，这是后唐鼎盛的日子，但恰恰是这个鼎盛，却埋下了庄宗败亡的种子。而种子就是刘皇后在宦官和伶官们的撺掇下，诛杀了灭蜀之战总参谋长（实际上的统帅）郭崇韬。

郭崇韬何许人也？在唐庄宗灭梁之战中，就开始成其重要的左膀右臂，毛泽东曾如此评价：“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我们也就可以想见他的能力和重要性。但是，能人通常都有一个毛病，一个要命的毛病，看不起小人，特别是当时的宦官和伶官，得罪也就难免了，而这两类人恰恰是唐庄宗最“欣赏”的人。在灭蜀之战中，郭崇韬走上了人生的巅峰，立下“功高震主”的功劳。如果此时，他能谦逊一些，再谦逊一些，还谦逊一些，应该是能够避免覆亡之祸，大概，也许，好像是吧！然当局者迷，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灭掉蜀国之后，俨然把自己这个总参谋长当成了蜀国的“太上皇”，但这个时候名义上的统帅是当时的第一储君——魏王李继岌，虽然还没有被立为太子，但隐隐然是可以预料的。一个统帅的门前“门可罗雀”，而总参的门前却“门庭若市”，从通常的人情世故来讲，这是小人们发挥 “离间计”最好的时机，他们毅然决然的向唐庄宗告状——郭崇韬要谋反。

“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不平，至是闻延嗣之言，不能无疑。”唐庄宗在宦官辈的谗言之下，开始对郭崇韬起了疑心，告诫前往成都的孟知祥“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在孟知祥的劝解之下，庄宗才答应“苟无他志则遣还。”而这个时候宦官们更希望置郭崇韬于死地，毕竟机会难得，而他们意识到唐庄宗还有怜惜之意，就转向撺掇刘皇后，于是刘皇后“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于是在成都，李从袭等“巧陈利害”，魏王李继岌不得已而从之，诛杀郭崇韬及其二子。后又下诏暴郭崇韬之罪，杀其子在洛阳者。郭崇韬到底该不该死，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他至少不应该这样死。他的冤死引发朝野的骇惋，而更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这种云里雾里的状态，正是谣言发酵的好时机。

时天下莫知郭崇韬之罪，民间讹言云：“崇韬杀继岌，自王于蜀，故族其家。”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帝密敕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出城，不言何往。”又讹言云：“皇后以继岌之死归咎于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彦琼计事。”人情愈骇。

一场谣言引发的叛乱

“谣言止于智者”，这仅是理论。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讲，他们希望谣言越传神越好，什么真相之类，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比如某某地方的枪声，谁知道真相？但往往很多人愿意相信）。在五代之际，本来就是战乱连连，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看到谣言四起，心中憋的闷气正好找到了发泄的渠道。群众的喧哗或许不值一提，但军卒发生哗变就肯定会发生大事。皇甫晖因谣言四起之际，人情不安，利用士卒心怀怨望的情绪，发动了这场叛乱。

杨仁晸部兵皇甫晖与其徒夜博不胜，因人情不安，遂作乱，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军力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馀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去家咫尺，不使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师已乱，将士愿与公俱归，仍表闻朝廷。若天子万福，兴兵致讨，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仁晸不从，晖杀之；又劫小校，不从，又杀之。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衣不及带，逾垣而走，晖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礼惧而从之。乱兵遂奉以为帅，焚掠贝州。诘旦，晖等拥在礼南趣临清、永济、馆陶，所过剽掠。

谣言背后的故事

一、君臣之间难相知

皇甫晖之乱看似由谣言而引发，但我们细究其源，却发现谣言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更丰富。首先我们来分析皇权时代君主与权臣（功臣）之间的关系，当战乱之际，政权的稳定性相当的脆弱，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君臣关系的破裂。郭崇韬作为功高震主之人，他的死有着必然性。我这里所谓的必然性不是指百分之百，而是说在这种局势之下，君臣之间关系的决裂是常态，而君臣相知只是少数，反而显得不正常，君臣关系的决裂必然导致一个你死我亡的结局。我们从五代后期唐明宗与枢密使安重诲、汉隐帝与枢密使郭威关系的决裂，就可以看到这种关系不能共存乃是一种常态，这是由皇权的独占性所决定的，任何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关系，若反其道行之，只会招来祸乱。

郭崇韬与唐庄宗关系的破裂在于灭蜀之战，郭崇韬的成功对后唐来讲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对于他来讲却得到一个坏的结局。功劳太大，皇权不能容忍这个结果，从猜忌到诛杀便显得自然而然。（郭崇韬死后，孟知祥据成都自立，直到宋965年再次灭蜀，五代始终不能有蜀，从侧面证明郭崇韬是有能力做到据蜀自立，唐庄宗的猜忌并不是杞人忧天。）

二、骄矜自伐失人心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对于任何人都是适用的。但往往很多人都会犯这个低级的错误，唐庄宗就是其中一个。通过多年征战而取的最终胜利，“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士和百姓的付出，在当权者看来显得理所应当。但是对于一个成功者来说（仅指皇权时代），你可以忽略底层百姓的付出，但是不能忽略身边将士的鲜血，否则会大失“军心”。唐庄宗矜伐到如此地步，大言不惭的认为“吾于十指上得天下”，一句话就否定将士的所有努力，其实说说也就罢了，他还任性的用行动表达“我的天下我做主”，在灭梁之战的前夕，反而先赏伶人为刺史，郭崇韬劝道“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庄宗不得已而作罢，但后来因不想失信于伶人而终赏之，这就是典型的“不失小信，反失大信”。造成的结果就是“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鲜血换来的功劳反而不如伶人唱几句大戏，怎能不使天下将士寒心？而将士的寒心将使他失去合法的统治的根基。正如皇甫晖叛乱时所言“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去家咫尺，不使相见。”唐庄宗不恤士卒，以刍狗辈待之，一旦有不安分的人有所行动，举起反抗的大旗，必定群起而从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独夫民贼，骄矜自伐而视天下人为刍狗，人心已叛，危亡而不自知，可恨，可悲！

三、谣言四起引叛乱

从史料中我们找不到郭崇韬有谋反的证据，但他作为一个权臣，也有常人的毛病，比如爱慕虚荣，以郭子仪的后人自居，自称“遭乱，亡失谱谍，尝闻先人言，上距汾阳四世耳。”他身居高位之后，其能力确实得到了发挥，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能臣，但“做得越多，错的越多”，至少因贪权恋欲而得罪很多权贵，如“由是嬖幸疾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看到这个局面郭崇韬知道必须远离权力才有可能避祸，但他已经是骑虎难下。权力这个玩意就是这样，患得患失，一旦踏进这个漩涡，想回头或者独善其身是决不可能。

他虽然成功的指挥灭蜀之战，但此时却离开权力的中心，局势的发展就不再是他能够左右的。最终在几个宦官辈的挑唆离间之下，被轻易的诛杀，印证了“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这句俗话。

郭崇韬的死亡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结果，杀睦王李存乂、义成节度使朱有谦，又杀朱有谦二子武信节度使朱令德、忠武节度使朱令锡，同时杀朱有谦旧将，时为刺史的史武等七人。这种大面积的诛杀牵连，让朝廷与藩镇这本就脆弱的的关系更岌岌可危。在看似稳定的局面下实际上已是暗流涌动，只需要一个事件来捅破这层假象。郭崇韬之死恰恰成为捅破这个假象的关键一着，成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可笑的是唐庄宗如醉梦般而不自知。

谣言随着郭崇韬之死而发酵，叛乱随之而起，而这个叛乱将成为压垮唐庄宗的第一根稻草。

（请继续关注《后唐庄宗败亡史（下）——一句戏言引发的亡身》）

PS：鉴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本文引用基本全部照搬《资治通鉴》，就不一一作出说明，有兴趣可以自己对照，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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