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六壬“天一贵神”起源考----兼论“天门地户”“天倾西北”之天文学原理

案：本文选自《大六壬的古天文学原理及心智哲学机理研究》上篇第三章，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古代星占学和数术学中“天一贵神”赫赫有名，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乙篇“传胜图”中央赫然画着“天一”神（见图3-1），在大六壬文献中“天一”神尊贵无比。然而祂的身世在学界的种种猜测中愈发显得扑朔迷离，钱宝琮、陈久金、潘鼐、陈遵妫等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

 

             

 

 

           

图3-1 传胜图 （采自《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整理图版》第12页）

 

其次，数术学中“天门地户”的说法早已广为人知，如六朝铜制六壬式盘，其四维分别写着“西北天门乾”“东南地户巽”“西南人门坤”“东北鬼门艮”。[1]笔者查阅马王堆汉墓帛书也找到类似的占文，如《刑德篇·传胜占》中天门、地户、人门、鬼门的内容可以清楚释读出来。[2]但是，“天门地户”是何来历？也即为何天门在西北而地户在东南？未见有合理解释。再次，古代文献《列子》《淮南子》有共工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传说；在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孔家坡汉简中也有类似记载，但是少了神话色彩而代之以客观的描述；战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天问》中也有相关记载。[3]

学界多以中国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来诠释之，唯有冯时先生指出：“所谓天倾西北只能理解为天极的位置不在天之中央，而向西北倾倚。”并有详实论证。不过，仔细领会冯时先生的意思，他是认为天极与极星不重合，天极在极星的西北，这个现象在5000年前就被先民关注到了。[4]我的观点略有不同，所谓“天倾西北”是由于岁差的作用导致天极的位置发生了变化，5000年前的天极在天一星附近，到西周初年移动到了帝星，帝星在天一星西北。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以上三个问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做一些补充讨论，提出新看法。

 

第一节 “天一贵神”是谁？

远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命运被环境决定。人们理解不了自然的变化，产生了鬼神崇拜。他们祭祀天地、日月、山岳、河流。同时，人们也渴望预知未来，掌控命运，于是产生了巫术和占卜。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留下了大量的祭祀和占卜的记载。众多鬼神中最被尊崇的是帝或上帝，祂是至上神[5]，有很大的权威，主宰自然和下国，并有帝廷和臣正。[6]

随着人们生产力和思维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到战国时期，数术开始兴旺起来。然而，数术中存在众多的神煞，笔者粗略统计六壬式占中的各种神煞至少有70个。[7]本文认为：如此众多的神煞反映了人类对客观环境认知的规律，越是早期的人类越是认为人的命运受制于鬼神，这是早期巫术中的鬼神崇拜在晚期数术中的体现。

大六壬神煞中最主要的是十二天将和十二月将，最重要的又是天一贵神。

隋代萧吉《五行大义·论诸神》说：

 

十二将者，天一土将，前一腾蛇，火将；前二朱雀，火将；前三六合，木将；前四勾陈，土将；前五青龙，木将；后一天后，水将；后二太阴，金将；后三玄武，水将；后四太裳，土将；后五白虎，金将；后六天空，土将。天一已如前解；腾蛇主惊恐；朱雀主文书；六合主庆贺；勾陈主拘碍；青龙主福助；天后犹是神后，天一之妃；太阴主阴私；玄武主死病；大裳主赐赏；白虎主斗讼；天空主虚耗也。[8]

 

此处已经明确点出十二天将名称和相互位置关系（图3-2）[9]，还告诉我们每一个神所主宰事情的类型。第二章我们讨论过，至少在6500年前先民就已经形成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星象观念，并已经形成了北斗崇拜，构建了北斗、青龙、白虎在空间的拴系关系。而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传统四象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完整形式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前2世纪中叶的百年时间内完成的。而四象的起源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10]这说明大六壬的天将系统有很早的来源。

 

图3-2 天将十二神 （采自《中国古代星占学》第76页）

 

比《五行大义》更早期的传世经典《黄帝金匮玉衡经》说：“天一贵神，位在中宫，据璇玑把玉衡，统御四时，揽撮阴阳，手握绳墨，位正魁罡……”大意是说，天一贵神的位置在天空的中央，祂掌控北斗七星（案：璇玑玉衡和魁罡都是指北斗），统领四时节令，决定阴阳五行。此外，天一贵神还统领其他天将（星象）。[11]古人认为星象即是天神，也叫天官，《天官书·索引》案：“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黄帝金匮玉衡经》的这些记载于此正合。

比对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书“传胜图”（见图3-1）及其“复原图”（见图3-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一”神雄踞中心被四方诸神环绕拱护的图案。这说明至迟西汉“天一”神在数术学中已经相当著名。

 

图3-3 传胜图之复原图 （采自《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整理图版》第13页）

 

再比对《天官书》的描述：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籓臣。皆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棓，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2]

 

很明显，《天官书》所言的“太一”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而“北斗”为帝车，拴系二十八宿，具有“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功能，于是就用北斗来代替“上帝”行驶主宰天地的大权。

如此看来，六壬式占中的“天一贵神”指的正是《天官书》中主宰万物的上帝“太一”。然而，事情不会那样简单。因为《天官书》明确提到了“天一”星：“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后文又说：“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13]这里的天一星一共三颗，位置在北斗斗口上方成品字形，与军事有关。可以肯定，《黄帝金匮玉衡经》所说的“天一”，不是《天官书》中的“天一”。

晚出的六壬典籍关于“天一”的说法也不同。北宋天文学家杨惟德著《景佑六壬神定经》说：“司马迁《天官书》曰：79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天乙在紫微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斗战，知人吉凶者也。”[14]更晚出的明代《六壬大全》说：“《天官书》曰：天乙在紫微宫，门外右星，天帝之神，主战斗，知人吉凶。”[15]两者说法大同小异，都说“天乙星”在紫微宫门外右侧，是天帝之神，既主宰战斗也知道人的吉凶。

可是《天官书》原文并无这样的说法，倒是唐代张守节撰《史记正义》说：“天一一星，疆阊阖外，天帝之神，主战斗，知人吉凶。……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16]与《史记正义》成书年代同时略早的《开元占经》记载：

 

石氏曰：“天一星，在紫宫门外右星南，与紫宫门右星同度。”（南星入轸十度，去极十度半，在黄道内七十四度半。）……石氏曰：“太一一星，在天一星南，相近。”（入轸十度，去极十度，在黄道内七十四度半也。）《祖暅占》曰：“太一，赤，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石氏曰：“天一星明，吉；不明，不吉。”[17]

再查更早期的文献《晋书·天文志》云：“天一星在紫宫门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战斗，知人吉凶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灾害所在之国也。”[18]《史记正义》《开元占经》与《晋书·天文志》关于天一星的位置与星占吉凶的说法基本相同，如图3-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开元占经》外，这些传世典籍一致提到“天一主战斗”，笔者认为这是战国秦汉年间兵阴阳家的一支（天一家）遗留下来的东西。相关讨论见第五章第四节。

《晋书·天文志》又说：“后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今略其昭昭者，以备天官云。”[19]

《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指的是战国时期的天文及星占学家石申夫，传说他作《石氏星经》，后已失传。从以上文献的查阅，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天一、太一星应该是出自《石氏星经》。只是：既然天一贵神的地位如此尊崇，其位置为何在紫宫门外？《天官书》记载的天一却是斗口三星，与石氏不同，这是怎么回事？文献中天一又写作天乙，这又是为何？我们暂且将这些问题放一放，先来看看学界前辈对相关问题的争论。

 

图3-4 《新仪象法要》紫微垣星图（采自《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28页）

 

第二节 近现代学者的争论

顾颉刚与杨向奎先生说：“《晋书·天文志》系唐李淳风等根据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定的星图而作的。故其记天皇大帝、天一、太一等星名和《甘公星经》同而与《史记·天官书》异。《天官书》中没有天皇大帝星，其天一也只是阴德三星的别名，不是后来的天一星。”[20]  

按说甘、石、巫咸三家所定的星图比《天官书》早得多，但是顾、杨两位先生认为《晋书·天文志》所言的天一星与《天官书》所言的天一星相比，那是“后来的天一星”。

这也难怪，因为《甘石星经》早已亡轶，《晋书·天文志》和《开元占经》转载的记录是否真实便是个问题。而《天官书》历来被认为是权威之作。

钱宝琮先生说：“《石氏星经》是东汉以后的星占术书，托于战国时代魏星占家石申而作的。……近世星图上的天一、太一，大概就是《石氏星经》里的天一、太一。”[21]又说：“西汉初年还没有‘太一，星名’的解释。”还认为“太一”这个名词“从阴阳未分的道演变到总理阴阳的天神，大概是西汉初年的事实。”[22]

潘鼐先生的研究又有所不同：“甘公、石申夫的天文及星占著作，早年必定是存在过的，那就是史、汉引文的原书，但原作早已失传，不可复得。……由于甘、石二家《星经》声名鹊起，所以天文星占的内容，历代屡有篡改增删。……传本《星经》存有战国时甘、石二家的部分天文星占资料。但既有传抄之误，也杂有后世附益改窜之说。书虽非古代真本，然所保存的数据自必有相当一部分为古代遗留的观测值。”[23]

陈遵妫先生的说法比潘鼐又进一步，他以宋皇佑年间观测为准，通过岁差计算指出天乙和太乙分别是公元前2608年、前2263年的北极星。[24]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还有李约瑟等。[25]各家的计算略有一点差异，应该是计算方法以及对两星位置的指认不同导致的。这个观点在逻辑上令人信服，因为众星环绕北极旋转，天一即是天极，天一贵神位于中宫正是名副其实。

陈久金先生的观点则有些令人惊讶：“天一又写作天乙。而天乙是商王朝的开国者商汤的名字。将商汤作为北极星的名称，是合情合理的。前已介绍，据计算天乙为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极星。……将天乙星命名在这个位置，不应该理解为偶然的巧合。”[26]

潘鼐先生在《若干星名的注释》中对“天一”星的解释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亦作天乙。又《世本》‘王侯大夫谱’称：‘汤名天乙’。”[27]看来潘先生也同意“天一”星的名字来源于“汤”。

我们想问：天一、太一与天乙、太乙存在互换的写法吗？先秦有没有天一星、太一星的命名？如果有，出现在什么时间？汤名“天乙”与“天一”星究竟有没有关系？

 

第三节 “天一”“天乙”“太一”名称来源之检讨

“太一”这个名称，最早源于道家的“道”和“一”，“太一”无非是“一之又一”的意思。顾颉刚、钱宝琮等学者对此有过研究[28]，这里再补充一点讨论。

郭店战国楚竹书《老子》说：“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地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9]

显然，这里的“道”和“大”都是老子为先天地生的宇宙本体勉强起的名字。

《老子今注今译》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第二十二章又说：“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第三十九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为正。”注家均将这里频繁出现的“一”解释为“道”。[30]

郭店战国楚竹书《太一生水》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李零先生说，“大一”是“太一”本来的写法。[31]

关于天一与太一的关系，冯时先生说：“大、太为古今字，是大一之称早于太一。大一也就是天一，古文字大、天二字形近易混，也多通用，故天一当为本称。”[32]

所以，这里的“道”“大”“一”只是称呼不同而实质相同，“天一”“大一”“太一”也都是相同的含义。人们认识数字是很早就有的事。然而将世界的本体抽象为数字“一”，将世界的演化抽象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先秦道家的智慧。谭宝刚先生认为作为哲学含义的“太一”出现在春秋后期。[33]我从其说。

那么，哲学的“一”，神名的“一”，星名的“一”按照其出现的顺序谁先谁后呢？按照人类思维发展的顺序，抽象的概念出现在具象的事物之后。那么，一定是具有哲学思辨的名称“一”出现之后才会用这个名称去命名“那个”神和“那颗”星。所以，“天一”和“太一”作为星名和神名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末之前。

事实上，查找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物找不到“天一”和“太一”这样的语词，搜索殷商的甲骨文献更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那么汤名“天乙”，此“天乙”不会是彼“天一”。除非“天乙”与“天一”这两种写法很早就可以互换。

然而筛查先秦两汉的文献，未见“天一”与“天乙”“太一”与“太乙”这种互换的写法，唯一的反证可能是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在高诱之前找不到用“天乙”“太乙”来指代北极星（或至上神）的用法（也许本人孤陋寡闻，至今还没有发现学界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

《淮南子·览冥训》：“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 高诱注：“白雪，太一五十弦琴瑟乐名也。”据张双棣先生做版本学的考证：“汪本、张本、黄本、庄本、《集解》本《注》‘一’作‘乙’，余本同《藏》本。”[34]

张先生说：“此次《淮南子》研究，在校勘方面尤其着力。因庄逵吉本清人多有微词，刘文典《集解》本又因当时条件的制约仍以庄本为底本，于《道藏》本、景宋本虽偶有提及，并未用以对勘，明代刘绩等本亦鲜为利用。故而我从头做起，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以景宋本、明刘绩《补注》本等明本为参照，并参考出土文字、古代类书及史传旧注，详勘细校。”[35]

如此看来，高诱本人将“太一”写成“太乙”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应该是后世在传抄过程中抄错。

另有晚清学者孙诒让先生说：

 

《越绝书·德序外传记第十八》“后衽天人”

案：“天人”当作“天乙”。《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作“后人天乙”，是其证。[36]

 

考察发现孙先生的观点并不正确。在《越绝书》这一节，孙先生注明是根据钱培名校刊本、传録卢文弨校明吴馆本、钱培名《札记》和俞樾《读越绝书》校。[37]为此，笔者专门找到李步嘉先生撰写的《越绝书校释》和张觉先生撰写的《吴越春秋校证注疏》查阅。[38]

 

《越绝书校释·德序外传记第十八》：

 

……度天关，涉天机，后袵天人，前带神光。

注[十二] 钱培名曰：……“度天关”四句，《吴越春秋》作“度天关，涉天梁，后入天一，前翳神光。”“梁”与“光”韵。“天人”无义。疑此“机”字、“人”字并误。[39]

 

再查《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勾践伐吴外传第十》：“度天关，涉天梁，后入天一，前翳神光。”后有注文：“天一：星名，占术中用作神名。……”[40]

也即：钱培名先生采用的《吴越春秋》底本写作“天一”，张觉先生校勘《吴越春秋》采用的元大德刻本明修本也是写作“天一”。

因此，孙诒让先生将“天一”写作“天乙”是不审慎的。

前文已述，先秦两汉的传世文献找不到 将“天一”写作“天乙”的情况，从殷商到春秋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找不到“天一”和“太一”这样的语词，那么，汤名“天乙”是怎么回事呢？

《荀子·成相》：“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41]在《史记·殷本纪第三》：“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42]但是出土的甲骨文献显示，商汤的名字并不叫“天乙”。

冯时先生说：“上甲以下的先王皆以天干为庙号……罗振玉更以《殷本纪》对照卜辞，指实甲骨文所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武乙、文丁诸王。”[43]又说：“这些名号以天干与亲称、谥号及区别字相连缀，只用于死者而不用于生者，构成了朴素的庙号系统。” 那么这些庙号是如何得来的呢？前贤提出生日说、死日说、次序说、卜选说、分组说等看法，冯时先生总结这些观点，认为“唯卜选说最切事实”，并明确指出：成汤的庙号为“大乙”，也称“上乙”。释为“大”则表示次序大、中、小、高、毓，释为“上”则表示方位上、下、卜（外）、入（内）。[44]

显然，这里的“大”或“上”并无“天”和“太”的含义。前面已经提到：古文字大、天二字形近易混，也多通用。所以，汤本名“大乙”，大约在战国时期被人写成了“天乙”。既然“大乙”的“乙”是卜选所得的天干名，那么这个“乙”与万物本源的“一”是否有关系呢？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乙 象春草木冤曲而出。侌气尙强。其出乙乙也。冤之言郁。曲之言诎也。乙乙、难出之皃。史记曰。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汉书曰。奋轧于乙。文赋曰。思轧轧其若抽。轧轧皆乙乙之叚借。轧从乙声。故同音相叚。月令郑注云。乙之言轧也。时万物皆抽轧而出。物之出土艰屯。如车之辗地涩滞。与丨同意。谓与自下通上之丨同意也。乙自下出上碍于阴其书之也宜倒行。

 

这里“丨”读“滚”，意思是下上相通。《五行大义白话全解》解释说：

 

用“乙”表示草木的长出，这与牵引向上行的“丨”用意相同，都是自下通上，所不同的是“丨”上行顺畅，“乙”上行艰难。万物初出艰难到何种程度呢？郑玄注《礼记·月令》说，乙的意思是轧，即万物从土中生出，就如同车轮辗地一样滞涩。[45]

 

显然，“乙”与“一”的含义相去甚远。作为庙号的“大乙”与作为哲学意味的“天一”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商汤的名字与天一星没有丝毫关系。

另，检索近世学者的研究文章，龚维英先生从民族学、宗教学的角度论证楚人祭祀的东皇太一绝不是殷商大乙汤，其论证有理有据。[46]但是，他没有对“天一”又写作“天乙”提出质疑。

同时，笔者注意到天文数术类典籍中“天一”“太一”是在宋代以后逐渐演变为“天乙”“太乙”的。在第一节笔者罗列了一些例子，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宋代《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太一兵法》《太一大游历》《太一历》《太一式经》《太一式经杂占》《太一九宫杂占》，还有王希明撰《太一金镜式经》，僧一行撰《天一太一经》等等。[47]这里无一例外均写作“天一”“太一”。

在清代《钦定四库全书》中，唐代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均写作“天一”“太一”[48]；而唐代王希明撰《太乙金镜式经》，宋代杨惟德等人集撰《景祐太乙福应经》《景祐遁甲符应经》《景祐六壬神定经》，明代程道生撰《遁甲演义》，明代万明英撰《三命通会》，明代无名氏撰《六壬大全》，清代允禄等集撰《协纪辨方书》等均写作“天乙”“太乙”。[49]这里有一个特例：北周庾季才撰（宋王安礼等人重修）《灵台秘苑》，其中卷一《紫微垣》星图和释读文字均写作“天一”“太一”，而卷十《紫微垣》的论述中写作“天乙”“太乙”。[50]其原因我认为是宋代王安礼等人重修时将原作修改了，但是将原作的图示（及释文）保留了下来。至于《四库全书》中《太乙金镜式经》与《新唐书》中《太一金镜式经》的写法为什么不同，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本文以《新唐书》为准。

在《续修四库全书》中，唐代以前的《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隋代萧吉撰《五行大义》均写作“天一”“太一”，宋代杨惟德等人集撰《遁甲符应经》，明代吴国仕辑《造命宗镜集》，清代《六壬军帐神机》等均写作“天乙”“太乙”。[51]

故宫藏本宋代以后的命理书《haiziping/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渊海子平》《五行精纪》《御定子平》也均写作“天乙”“太乙”。[52]

但是，有些学者的个人著作里面既出现“太一”，也出现“天乙”（如黄宗羲）。[53]

另外，前文已述唐代以前的古籍如《淮南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中的天文、数术内容在后世流传中有的版本将“天一”“太一”写成“天乙”“太乙”。

以上是查阅文献的情况。

笔者再从标有名称的传世星图中查找线索：唐代敦煌星图甲本的斗柄上方标有“天一”“太一”两星，然而斗口上方还有“天”“太”两星（如图3-5），这与其他星图显著不同，其原因还需要深入研究；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载紫微垣星图和浑象北极图，其中“天一”“太一”两星清晰可见（如图3-4、图3-6）；南宋苏州黄裳石刻星图也是分明刻有“天一”“太一”两星（如图3-7）；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星图星表，据潘鼐先生研究其原本已经了无踪迹，但是他寻得明抄本，其上写为“天乙”“太乙”；[54]明代及以后的星图（包括从日本、韩国、朝鲜传回的版本）上“天一”“太一”和“天乙”“太乙”均有发现，但是以后者为多，详情见《步天歌研究》[55]《中国古星图》[56]以及《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九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图3-5 唐代敦煌星图甲本（采自《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一八〇页）

 

概言之：传世的宋代及以前的星图均写作“天一”“太一”，以后出现“天乙”“太乙”；传世文献《新唐书》《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成书时间在唐代及以前的作品都写作“天一”“太一”，以后写作“天乙”“太乙”。

据此，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宋代的道教徒（或天文数术学者）在整理神仙谱系时有意用“天乙”“太乙”命名为天神以区别于“天一”“太一”星（以前是星名、神名不分的），但是从明代开始，人们就不注意这个区别了，而将两者相混淆；然而，成书于唐代以前的非数术类文献中出现的天文、数术内容，在后世的某些版本中被刊印者误写作“天乙”“太乙”，应该是刊印者受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天文数术类图书的影响所致。

 

图3-6 《新仪象法要》浑象北极图（采自《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31页）

 

 

 

图3-7 南宋黄裳石刻星图（采自《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47页）

 

于是近世有学者以讹传讹，误以为“一”和“乙”古时就相通，甚至发挥想象以为“天一”（或“太一”）星神是“大乙”汤的化身。除前文所述陈久金、潘鼐之外，李光信、郑文均有此论，龚维英虽然批驳了“太一”决非“大乙”汤，但是他也认为“一”和“乙”相通。[57]然而，在民国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天一”（或“太一”）源自“大乙”汤的说法。

 

第四节 “天一”“太一”星神由石申夫命名

上一节谈到“天一”“太一”作为星名和神名出现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春秋末期，但是否真如钱宝琮先生所说“西汉初年还没有‘太一，星名’的解释”，“（太一）从阴阳未分的道演变到总理阴阳的天神，大概是西汉初年的事实”？

事实上，“太一”星和“太一”神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是有线索可寻的。

《韩非子·饰邪第十九》明明白白记载了“太一”星。为了保证版本的权威，笔者专门查找了张觉先生用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撰写的《韩非子校疏析论》，其中《饰邪第十九》说：

 

    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枪、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

 

其中针对“太一”的【校记8】：

 

    一：吴本、张抄、钱抄、藏本、张本、陈本同，赵本作“乙”。

 

注释中对“丰隆、五行、太一……”等名称均作了详细解释，全部是星象或星的名字。[58]张觉先生扎实的工作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扫清了障碍。[59]韩非子不是星占学家，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评人们的迷信思想和行为。显然，在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太一”星早已广为人知。

战国时期“太一”被当作天神的证据也可以找到。譬如《楚辞·九歌》第一篇便是《东皇太一》[60]，《鹖冠子·泰鸿》：“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61]也是其证。

前文已述，《开元占经》《史记正义》《晋书·天文志》都记载了“天一星”“太一星”的位置，传说它们来源于战国《石氏星经》。虽然石申夫绘制的星图和星经已经失传，但是在北宋《新仪象法要》紫微垣星图（图3-4）和唐代敦煌星图甲本（图3-5）均可以清晰的看到“天一星”“太一星”。那么给“太一”星和“太一”神命名的不是石申夫又会是谁呢？[62]只是这两颗5000年前的极星在石申夫之前叫什么名字，由于史料缺失已无从考证了。

葛兆光先生指出，北极、太极、道、太一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可以互相替换和诠释。[63]此论甚是。那么很难相信，这两颗名字颇具万物起源和宇宙本体意味的 “天一”和“太一”星在5000年前出现在北极附近是一个巧合。不过本文认为，这两颗星的位置本来就很近，5000年前的观测肯定达不到今天的精确度，所以当时的先民把这两颗星共同当做天的中心，并认为尊贵的上帝就住在那里。但是由于岁差的作用，在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北极已经移动到了小熊座β星附近，这就是后世星图上的“帝星”。[64]只不过，笔者查阅古星图发现，这个帝星是直到北宋苏颂绘制《新仪象法要》的紫微垣星图时才被标注上去的（图3-4）[65]。春秋战国时代的天学工作者都不把当时的天极小熊座β星称之为帝星，也不把它称之为“太一”星，《天官书》也只是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这说明帝星的地位在当时并非得到普遍承认。

潘鼐先生研究认为《石氏星经》恒星表的原本大概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初期。[66]本文认为可信。近代有学者计算认为《石氏星经》的数据应观测记录于西汉末年，[67]也许他们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论证的重视程度不如“科学”的计算那么多吧。

所以，甘德与石申夫作星经、绘星图并非是一个传说。至少“天一”和“太一”两星在战国初期被重新观测和记录并命名是确有其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天官书》素来被当作权威之作，其成书的年代去古未远，为何《天官书》关于“天一”和“太一”星的记录与石氏不同？潘鼐先生的研究颇具说服力。原来司马氏的祖先世序天地，执掌天文，但在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前782年）时失掉了这项职务，一直到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当了太史令，学天官于唐都，才又重新开始了天文工作。司马迁在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继任太史令，参与制定太初历。唐都是汉武帝即位时从民间招募的方士，也是当时的星学权威。但是汉初各种星学体系分立并存，《天官书》中的恒星，大体是唐都氏综合各家之说，删繁扼要而论述的。司马迁继承和表述了唐都之学。[68]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天极又从帝星向纽星靠近，就好像上帝的居所并不固定，在四处巡游，所以《天官书》只说“中宫天极星，太一常居也”。这大概是司马氏既不承认甘氏所说的“天皇大帝”星，[69]也不承认石氏标注的“天一”星和“太一”星的原因吧。

 

小结

5000年前，先民观测到北天极在天一星、太一星附近。这个观念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石申夫。由于岁差，在西周初年北天极移动到了帝星，明显向西北倾斜，到战国秦汉年间进一步倾斜，那个时代的人们理解不了这个现象，于是编造了“共工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传说。如果在今天的星图上以天一星为中心，以大火星为正东，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帝星正是处于天一星的西北方位。反过来，如果以帝星为天的中心，那么天一、太一两星便处于东南方位（详见图3-8），也许这就是楚人将“太一”上帝冠以“东皇”的原因吧。

另外，先民把天极当作上帝来崇拜，认为万物都从中衍生出来，天极被众星环绕如同天之门户。既然天极向西北倾斜，天门当然在西北。而地户在东南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天地相对，其二大概是由于式盘的地盘上二十八宿起于角而终于轸，日月五星都要从这里经过，如同穿过门户一般，而角轸正好在地盘的东南方位。[70]

 

 

 

图3-8“天倾西北”示意图 （笔者在《漫步中国星空》附图3基础上绘制）

 

战国时期，道家的“大一”思想正在传播，石申夫就用“天一”和“太一”分别命名了祖先传下来的5000年前位于天极附近的这两颗星，并形成了大量的星占记录。因为它们早就被当作上帝居住的地方加以崇拜，所以“天一”和“太一”也被同时赋予了天帝之神的意味，并一直流传到后世。最终，太一神在汉武帝时被皇家确立为至尊而受到隆重祭祀，而天一贵神只是保留在了星占术和数术中。石氏的原始材料虽然已经亡佚，但是在后世的文献和星图上还多有遗留。

传世星图从明代开始出现“天乙”“太乙”，而传世文献中成书于宋代及以后的数术类书籍写作“天乙”“太乙”，很可能是宋代用“天乙”“太乙”命名天神以区别于“天一”“太一”星，但是从明代开始，这个区别就被混淆了。曾有学者认为“天一”神名来源于商王“大乙”汤的观点是不对的。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和挖掘，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命运的思考与关切。至尊的上帝曾经是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主宰，但是战国时期上帝被冠名以数字“一”，这既是天极转移的结果，也是人们思辨能力提升的结果。随着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随着人们对于大自然了解和掌控能力的提升，先民认为人的命运受制于鬼神的思想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万物起于数”“命运受制于天数”，一场新的思想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协纪辨方书》中“天一贵神”变成了“天乙贵人”[71]，暗示天帝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人的力量进一步凸显，相关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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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2]裘锡圭 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整理图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第一版，第五二页。原文为：“九月舍于？，其日游于地户……十月舍于？，其日游于人门……十一月舍于？，其日游于天门……十二月舍于？，其日游于鬼门……”。？为文字缺损。

[3]《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详见杨伯峻 撰：《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一版，第一五八页。

又见《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详见刘文典 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5月第一版，第八〇页。

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于东南，其上？以？。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详见李零 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孔家坡汉简也说：“天不足西方，天柱乃折；地不足东方，地维乃绝。”详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10~112页。

《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详见王泗原 撰：《楚辞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一版，第八四页。

[4]冯先生说：“根据岁差计算得到的公元前5000年的天象却表明，当时的赤道圈确实向着西北倾斜。”又说：“天极与极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天文学所指的天极实际是指某一时代北天中的不动点，也就是所谓的赤道北极。”还说：“先民以可见天体天一一星为天极之所在，但这却不是当年的极星。”“天枢于《周髀算经》又称北极枢，由于它成为北斗拱极运动的枢纽，因而充当了当年极星。”详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61页，第127页，第136页。

[5]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320~321页。

[6]陈梦家 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一版，第561~572页。

[7]李峰 注解：《御定六壬直指》，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第46~119页。

[8] [隋]萧吉 著，刘鸿玉、刘炳琳 译解：《五行大义白话全解》，北京：气象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第321页。

  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〇六〇册。

[9]案：此图卢央先生误将“天一贵神”写成了“天一贵人”。关于天一贵神排布的算法，我们在第五章讨论。

[10]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409--434页。

[11]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36页。原文如下：

天一贵神，位在中宫，据璇玑把玉衡，统御四时，揽撮阴阳，手握绳墨，位正魁罡；左房右参，背虚向张；四七布列，首罗八方；规矩乾坤，嘘吸阴阳；首五后六，以显吉凶。青龙主左，系属角亢；白虎辅右，正在觜参；朱雀在前，翻舞翼张；玄武在后，承德收功。六合厨传，勾陈将军，螣蛇诛斩，金钺锵锵。天后贵配，太常台郎。太阴阴将，主录后宫。天空下贱，主侍帝庭。白虎伤害，审其吉凶。各有部署，不得纵横。天一统理，中外清明。金木水火，各有列行。不治魁罡，初建戊己。天之本乡，故能治中。神气所藏，甲子终癸酉，戌亥孤虚，王父之墓，不在旬中，不治魁罡，是谓重凶。三十六用，金匮玉房，天一最尊，为之主王；将中威神，巍巍堂堂。

根据李零先生的研究，《黄帝金匮玉衡经》成于南北朝，其基本占法是天一、六壬二法兼用；金匮是古时候政府的藏书之所，玉衡为北斗第五星星名，突出北斗七星在此占法中的重要地位。

[12] [汉]司马迁 著：《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第一五四二页。

[13]同上，第一五四六页。

[14]李零主编，陈久金点校：《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335页。

[15]同上，第483页。

[16] [汉]司马迁 著：《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第一五四一页。

[17]李零主编，伊世同点校，何琳仪复校：《中国方术概观》占星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685页。

[18]《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月第一版，第一七五~一七六页。

[19]同上，第一七四~一七五页

[20]顾颉刚、杨向奎 著：《三皇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133页。

[21]钱宝琮 著：《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太一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220页。原载《燕京学报》专号第八，1936年1月。

[22]同上，第212页，第213页。

[23]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75~78页。

[24]陈遵妫 著：《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97~199页。

[25]李约瑟[原著] 柯林·罗南改编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中华科学文明史》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122~123页。

  又见陈久金 著：《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15~16页。

[26]陈久金 著：《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16页。

[27]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95页。

[28]钱宝琮 著：《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太一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第208~212页。

顾颉刚、杨向奎 著：《三皇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28~30页。

又见郑文：《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5期。

[29]李零 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4页。

[30]陈鼓应 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08~109、161、169、221页。

[31]李零 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41~42页。

[32]冯时 著：《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第173页。

[33]谭宝刚：《“太一”考论》，《中州学刊》2011年7月第4期。

[34]张双棣 撰：《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二版，第六四四页。

[35]同上，初版自序。

[36] [清]孙诒让 著，雪克、陈野点校：《札迻》，北京：中华书局，第九五页。

[37]同上，第八九页。

[38]《越绝书校释》“前言”部分总结了前人在《越绝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与不足，对清人的《越绝书札记》两种（一为德清俞樾所作，一为常熟钱培名所作）、张宗祥的《越绝书校注》、乐祖谋《越绝书》点校本一一做出点评。“凡例”部分对其校释工作根据的底本和参考的众多点校本以及广搜类书、地志、史注、集注等四十余种古籍文献做出了说明。《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前言”和“凡例”部分，张觉先生介绍说，他是以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后世所有《吴越春秋》版本之源的元大德刻明修本作为底本，再依据其他材料进行校正，而校改也采取审慎的态度尽量保留大德本的风貌。本人认为，以这两本书作为参考来研究孙诒让先生提出的问题很有必要。

详见 李步嘉 撰：《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5月第一版。

以及 张觉 撰：《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3月第2版。

[39]李步嘉 撰：《越绝书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5月第一版，第三六七页。

[40]张觉 撰：《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3月第2版，第319~320页。

[41] [清]王先谦 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一版，第448页。

[42] [汉]司马迁 著：《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第一二〇页。

[43]冯时 著：《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第260页。

[44]同上，第266~269页。

[45] [隋]萧吉 著，刘鸿玉、刘炳琳 译解：《五行大义白话全解》，北京：气象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第16页。

[46]龚维英：《<九歌>东皇太一决非大乙（汤）》，《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

[47] [宋]欧阳修 宋祁 撰：《新唐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一版，第一五五〇~一五五八页

[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〇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9]以上典籍均查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又见李零主编 陈久金点校：《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5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〇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第86页。

[51]以上典籍均查自《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2] [宋]徐子平 撰：《渊海子平》，《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宋]廖中撰，郑同点校：《五行精纪》，《故宫藏本术数丛刊》，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御定子平》，《故宫藏本术数丛刊》，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53] [清]黄宗羲 撰：《易学象数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天乙”见第271页，“太一”见第286页。

[54]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374~380页，第409页。

[55]周晓陆 著：《步天歌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04年1月第一版。

[56]陈美东 著：《中国古星图》，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

[57]李光信：《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

又见郑文：《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5期。

又见龚维英：《<九歌>东皇太一决非大乙（汤）》，《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

[58]张觉 撰：《韩非子校疏析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第291~294页。

[59]在《韩非子校疏析论·凡例》张觉先生对《韩非子》原文部分校正勘定的审慎态度以及对各大善本相异之处的取舍依据。张觉先生又对《韩非子》流传的版本做了详细梳理，还对各篇的真伪进行了考辨。详见张觉 著：《韩非子考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第21~78页，第49~78页。

[60]王泗原 撰：《楚辞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一版，第二二二页。

[61]黄怀信 撰：《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3月第一版，第二三〇页。

[62]战国文献尚未找到“天一”星神的记载，但是鉴于“天一”和“太一”两星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天一”作为星和神的名字在战国时期也一定出现。

[63]葛兆光：《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中国文化》 1990年第2期。

[64]陈遵妫 著：《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199页。

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37页。

陈久金著：《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16页。

冯时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八三页。

[65]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328页。

[66]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91页。

[67]陈美东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48~151页。

[68]潘鼐 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02~103页。

[69] [唐]瞿昙悉达 撰：《开元占经》卷六十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679页。

《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月第一版，第一七五页：也有天皇大帝星的记载。

[70]在角宿一下方近处是“天门”二星，古人将其称之为“三光之道”，其意正是日月五星经过之处。

此说见陈久金著：《泄露天机——中西星空对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134页。

又见陈久金著：《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111页。又见齐锐、万昊宜著：《中国星空》，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第30页。

[71] [清]允禄 等撰，孙正治 译：《协纪辨方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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