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论 》
作者：罗义俊（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
原载：《史林》1996年第4期


唐君毅先生在《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一文中曾说：钱先生一生之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诚哉斯言。钱先生生于忧患，死于忧患。钱先生去世后，钱师母胡美琦女士曾撰《时代的悲剧》长文，专门记述了钱先生生活在这个两岸阻隔的时代太多无可奈何的悲痛情味。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遭遇到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空前厄运。他称这相当于一整个元代史的近百年忧患，是中国历史文化“走进了一步大恶运”。“忧患迭经”的钱先生，对这“恶运”时代，有着深切伤悲的存在感受，忧患不已，悲情常诵。他曾多次勉励新亚书院同学，说：我们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还该在忧苦中前进。这终生不已的忧苦情怀，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感受与文化悲情。
 
须要指出的是，钱先生的忧苦情怀，不是悲观，它透发着人文理想主义之光辉，闪蕴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自古典儒到当代儒都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忧患意识。理想，悲情，文化自信，原就是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一体所有、一体所发的。就在前面所提的那篇对新亚同学的勉励辞中，钱先生对忧患意识作了以理想为本质的意义诠定，说：“理想的本质便是忧与困。任何一理想，无不在其内心藏有忧。”又说：“忧与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质。……理想正是面对忧与困而来。理想便正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
   
忧患意识乃是一正面的道德意识，是由以万物为一体之仁者的个人的存在感受，进而兴发与融结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按钱先生的说法，也就是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他指出，此即是该求的真学问，该有的真智识。钱先生在解释新亚书院的理想时还曾说：“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此亦即是钱先生与其忧患意识一体的理想，是他所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应有的理想，照明与指引“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在忧苦中前进”的理想。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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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钱穆先生透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的忧患意识发布于2022-02-01 23: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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