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关于东夷古族鸟崇拜的记录,亦可与中国商周古文献、古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商周古文献中关于传说时代的史料虽为后世追忆,但由于上古史料具有口述史的性质,往往寓真实于传说之中。据可信史料所载,崇鸟习俗在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上古时代普遍存在。如《逸周书·尝麦》载:“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所记东夷族少昊职官与“鸟”有关。

又《左传·昭公十七年》亦曾追忆少皞族鸟崇拜的习俗。其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雉,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据春秋时期已居于山东半岛的少皞族族裔郯国国君的追忆,其祖少皞等族团乃以24种鸟名来命名官员的职称,显然与炎黄所属的华夏集团的“云”、“火”、“水”等自然崇拜有所区别。少皞时代以鸟名官事迹与上文所述《大荒东经》中记“五采鸟”为帝俊之职官相合。所谓“五采鸟”,《南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风皇。”又《大荒西经》云:“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与《左传》少皞的“凤鸟”和《说文》“凤,鸟也……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记载亦一致。

少皞以降,至唐虞时期,商周史籍亦不乏相关记录。如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尚书》开篇《尧典》载:“曰若稽古,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其文以追忆的文辞保存了上古时期天文官羲和观象授时的传说,其中对太阳的出落之处“旸谷”的处所和周边地区的“鸟兽”的记录,和《大荒东经》载太阳鸟的神话若合符契。又《禹贡》载大禹疏导九川,随山刊木,地平天成,而作九州,其中“冀州”所属东部沿海地区“岛夷皮服”,据《大戴礼记·五帝德》“东方鸟夷羽民”、《史记·五帝本纪》“鸟夷”,是则岛夷即为鸟夷。所谓鸟夷,《汉书·地理志》云“披服容止,皆像鸟也”,而汉代郑玄于《禹贡》注则认为“鸟夷,东方之民,捕食鸟兽者也。”要之,其形象与《大荒北经》该地区古族的体貌形象相吻合。

《禹贡》又于“兖州”条云:“岛夷卉服”、“阳鸟攸居”,据《淮南子·时则训》:“仲秋之月候燕来。”高诱注云:“是月之雁从北漠中来,过周洛南之彭蠡。”雁属秋季南飞,春季北归的候鸟。又《古本竹书纪年·夏纪》载夏后荒即位,“东狩于海,获大鸟。”于《周纪》则云“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所谓积羽千里,即为《大荒北经》“群鸟所解”的“大泽”。凡上种种,皆表明商周以前东夷地区鸟类繁多。

早期典籍所记源于东夷的商人鸟崇拜的记录,亦是《山海经》所记东夷相关习俗可信的力证,商人鸟崇拜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图腾崇拜。

《山海经》中“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托于有、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传说,与《竹书纪年》和《楚辞》中所记商族远祖王亥的事迹完全一致,王国维曾考证为同一人、同一故事。其说可信。如《诗经·商颂》是商人后裔追述其祖先业绩的宗庙颂歌,其于《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亦云:“有绒方将,帝立子生商。”又《楚辞·天问》载:“简狄在台,帝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两《诗》与《楚辞》合观,则应是天帝遣帝使玄鸟而降生商祖,与《山海经》中有关神鸟的形象相符,亦与楚简《子羔》契母吞鸟卵的故事相合。诸篇虽属于传说性质,但商人的鸟崇拜亦见于甲骨文,得到商代出土文献的直接证明。胡厚宣曾从甲骨文中找到祭祀商的远祖王亥的十条卜辞,均有上方加鸟形的王亥之“亥”字,是《山海经》王亥“两手操鸟”的鸟崇拜的确证。

不惟如此,商人崇鸟习俗已超出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的阶段,而被纳入了系统的神灵信仰体系,与《山海经》所反映的东夷地区鸟崇拜情形相合。属于《商书》五篇之一的《尚书·高宗肜日》载:“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记高宗武丁祭祀时有雉鸟鸣叫,引起商人恐慌,并与大臣祖己讨论如何应对的事迹。新近发现的楚简《競建内之》亦载:“昔高宗祭,有雉雊于彝前,诏祖己而问焉,曰:`是何也?'祖己答曰:`昔先君客王,天不见禹,地不生,则祈诸神,曰:“天地明弃我矣!”从臣不讦,远者不谤,则修诸乡里。今此祭之得福者也,请之以寖,既祭之后焉,修先王之法。'高宗命傅说之以祭,既祭焉,命行先王之法,……逖人之服者七百邦,此能从善而远祸者。”简文中“之以寖”即为“以寖之”。“寖”,《广雅·释诂》:“寖,积也。”从“汲”声,古音在见母缉部,李学勤先生认为应与溪母缉部的“湆”相通。《玉篇·水部》:“湆,煮肉汁。”所以“寖”可能指煮雉的汤汁。雉鸟作为帝使至于彝前叫鸣,而被祖己视为兆。萑,《说文·部》云:“萑,鸱属,从隹从有毛角。所鸣`其民有祸'。凡萑之属皆从萑,读若和。”此片卜辞为一期卜辞,则与《高宗肜日》所载祭祖有鸟至的现象相同,记武丁祭祖有鸟至,引起殷人恐惧而对其杀人牲以祭,说明祭祖时鸟至是凶兆。类似凶兆的“鸟至”记录还见于《合集》:“[癸丑卜]永[贞],旬亡[祸]。乙卯有祲,庚申亦(夜)有祲,有鸣雉,疛圉羌扞。”所谓“祲”,即指日月之晕。发生“祲”天象时有“鸣雉”,所以卜问吉凶。可见,《高宗肜日》及出土文献均表明,商人将“鸟至”视为“帝使”,并以之占验吉凶。又《卜辞通纂》第三九八片卜辞云:“于帝史凤,二犬。”郭沫若考释指出:“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是则凤鸟为“帝史”的直接记录。

古文献还表明,商周以降崇鸟的观念在曾经东夷所在的地区还相当流行。如春秋时期商人后裔的宋国,虽不再是东夷,但信仰体系由于与东夷有渊源关系的缘故,亦有类似的观念遗留。《左传襄公三十年》记:“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鸟在宋国亳社“譆譆”鸣叫,甲午日宋国就发生大火灾。在承袭“少昊之墟”而受封于鲁的周人那里亦有类似的记录。如《国语·鲁语》载:“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臧文仲使国人祭之。”是则春秋时期与东夷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宋鲁同视“鸟至”为某种预兆,与甲骨卜辞和《山海经》所反映的上古习俗一致。又秦赵同祖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其降生亦是卵生神话。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柏翳即伯益,其子孙世代以鸟为图腾,如《秦本纪》记伯益子大廉为“鸟俗氏”,大廉玄孙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其后裔播迁各地,有徐、郯等国,多在东方,郯崇鸟习俗已见上文,而徐国所在淮夷亦流行类似习俗,今本《博物志·异闻篇》所记徐偃王为卵生的传说即为证明。要之,《山海经》中东夷鸟崇拜中的诸多内容,实可从传世及出土古文献中找到渊源。


文字来源:《山海经》与东夷古史研究——以鸟崇拜为中心,谢乃和,杨昕玥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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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山海经》与东夷古史——对鸟的崇拜(二)发布于2023-06-29 10: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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