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典籍《山海经》看中学西传的坎坷路

虽然中国神话异彩纷呈、源远流长, 却依旧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西方学者中, 长期盛行着中国神话贫瘠论的观点。“英国汉学家倭纳撰写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 (1922) 被视为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介绍中国神话的专著之一。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神话的同时, 该书也散布并强化了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神话的偏见。倭纳认为中国神话远不及希腊神话那么丰富, 那么优秀。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艾伯华 (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 、杰克·博德 (Derk Bodde, 1909—2003) 等人也认可了这一观点。”

“贫瘠论”似乎成为西方世界给中国神话贴上的一个标签, 这一结论不仅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神话的认识, 也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神话学者。中国的一些神话学者也曾申辩, 也曾坚决地给予反驳。1933年, 钟敬文指出:“人们不仅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神话和传说, 也可以在民间找到。如果单凭一些古老的文献, 就高喊中国神话贫瘠, 这不是通达学者应有的态度。”“有些专家认为传统中国没有创世神话,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创世神话, 这显然与中文文献中丰富的创世神话记载相矛盾。”

《山海经》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珍品, 也是记载神话最多的一本书。鲁迅曾经提到“中国之神话与传说, 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 仅散见于古籍, 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独具特色的百科全书, 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刑天争神等在内的神话传说, 同时涉及动物、医药、地理、植物等多个学术领域, 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该书共十八卷, 前五卷合称为《五藏山经》, 书的后十三卷和《五藏山经》相对, 称为《海经》。《五藏山经》语句比较通顺, 而《海经》的部分内容比较晦涩难懂。”全书约3.1万字, 很多内容却令人望而却步, 被誉为“奇书”。“至今为止, 对此书的解读依旧头绪纷繁, 莫衷一是, 或许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到永远, 但此书是中国上古‘神话宝库’已毋容置疑。”因为书籍本身的独特个性, 使得《山海经》在西传过程中经历了其他典籍未曾遇到的波折。以《山海经》的西传为例进行研究, 对中国神话走出去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明末清初时期, 伴随着大航海运动以及西方海外扩张, 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大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如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是位杰出的天文学家,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超强的记忆力。在传教之余, 传教士们还把中华典籍翻译成多种语言, 传播到西方国家,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传教士已经接触到《山海经》, 不过他们大多把它视为一部地理著作, 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还未发现其蕴含的学术价值。”

利玛窦 (1552—1610) 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一书中提到一目国、鬼国、周饶国等国家, 介绍的内容与《文献通考》一书中提到的鬼国差异较大, 却与《山海经》中的描述极其相似。利玛窦将《山海经》看成一本地理方面的作品, 他将《坤舆万国全图》中大部分有关中国的文献翻译成西文, 却还保留几个中国文献的地名。有学者认为这或许是利玛窦为了让西学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而采取的策略, 利用某种相似而移花接木, 在迎合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观念或想象的同时也尽量保持西方知识的特色。

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 (Magalhāes, Gabriel de, 1609—1677) 多才多艺, 既知晓天文学和算学, 还熟悉机械制造技术。他自1640年入华后就积极地传教, 为推动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内的安文思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中国新史》及与张献忠的关系上。实际上, 安文思曾较全面介绍《山海经》。欧洲汉学史上有名的《中国新志》一书就是他的作品。书中提到小人国、长臂国、穿心国、女人国等国家, 有些内容的描述和《山海经》相似。

《海外南经》里也有关于小人国和长臂国的描述, 如:“周饶国在其东, 其为人短小, 冠带。”此句中的周饶国就是小人国。又如:“长臂国在其东, 捕鱼水中, 两手各操一鱼。”《海外西经》里亦有关于女子国的描述, 如:“女子国在巫咸北, 两女子居, 水周之。”安文思认为书中介绍的小人国、长臂国、穿心国、女人国体现了中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污蔑, 以此来论证中国人性格中的狂妄自大。

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 尤其是随着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复苏, 《山海经》蕴含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始研究《山海经》, 还举办了各种学术讨论会, 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20世纪后,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 一些西方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山海经》的研究角度呈现多样化。学者们分别从宇宙结构学、古代氏族部落、神话传说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研究重点逐渐从狭隘的地理角度转变为多角度尤其是神话角度。

关注过《山海经》的国外学者主要有法国的莱昂·戴罗丝尼 (1891) 和雷米·马修 (1983) , 美国的学者约翰·威廉·史福勒尔 (1978) 和安妮·比勒尔 (1999) 。莱昂·戴罗丝尼和约翰·威廉·史福勒尔都只是翻译了《山海经》的部分内容, 雷米·马修和安妮·比勒尔均对《山海经》进行了全文的翻译, 意大利学者里卡多·弗拉卡索的意大利文全译本《山海经》于1996年出版。

雷米·马修 (Rémi Mathieu) ,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马修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先秦文学, 对中国诸多典籍如数家珍,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神话和儒家思想等。他认为《山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志”。他花了多年时间研究《山海经》, 写了两卷本的《关于〈山海经〉的古代中国神话学和人种学研究》。他对《山海经》的每个名称都作了旁征博引的注疏和考证, 既有乾嘉学派的特点, 又融入了西方现代学术的理论洞察。

中学西传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翻译质量难以提高、严重缺乏高素质的中译外人才及对中译外翻译工作还有误区等原因导致。《山海经》西传之路坎坷与书籍本身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其语言含蓄蕴藉, 流传过程中又有删改, 再加上各家注疏观点差异较大, 使得翻译困难重重。

但其西传的历程也表明读者对异质元素会从最初的怀疑、鄙视甚至排斥转变为关注和研究, 这体现了当代学者包容理解其他民族特色文化的胸怀, 也可能是因为文化共性会使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20世纪之后, 《山海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对其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对《山海经》的翻译进行研究体现了东西方早期文明的冲突和交融, 有利于传播中国特色的神话文化遗产。

文字来源丨从神话典籍《山海经》看中学西传的坎坷路

程丽英;陈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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