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地理大观

《山海经》之图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山海经》一书是先有图后有文，经文是对图的解释。郭璞给《山海经》作注时，又有“图亦作牛形”、“在畏兽画中”等文字，充分表露了他对《山海经》释图性质的肯定。东晋诗人陶渊明也巧作“泛览周干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当代神话学家马吕仪把对《山海经》古图的研究归为四类：禹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使得这一说法更加系统和完善。

明代杨慎认为《山海经》之图源丁九鼎。他在《山海经补注序》里记载道：“《左传》曰：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物物而为之备；使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驢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众，骇视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书焉。”

杨慎赞同《左传》里的观点，认为禹舜“以家治天下”。表现在当时铸鼎时会兼取远方之图，以神奇的山水、草木、禽兽作为表现对象，继而描绘形状、归总类别、分辨本性。其中不乏惊骇奇异者，都不遗余力地一一描述，展现出当时人们所能看到、听到、想到的“天下”，以此来给百姓指导，使人们知自然之神奸，对环绕在自己周围的外物及所处的世界有一定了解，从而在祸患降临人们身边时，能作出力所能及的反应。这与《山海经》的地理功用价值不谋而合：通过借助奇山、奇水、奇草、奇木、奇禽兽的描绘，展示出近土远方的自然世界，从而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古人虽没有掌控和征服自然的欲望，但想在然天地的庇护下安稳生活，就需要对那些与己共处的天地万物有所认知，明晰然给予他们的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需耍他们去珍惜，哪些应该避之而不及，在蛮荒的原始时代，期望然能做好他们最亲近也娃唯一的依靠。

清代毕沉在他的《海经新校正序》里言及：“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其先时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刘秀乂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人荒经四篇，释海外经、海内经一篇，释海内经，当是汉时所传。亦有山海经图，颇与占异。秀乂依之为说，即郭璞、张骏见而作赞者也。刘秀之表《山海经》云‘可以考被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摇俗。……《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不废。”

毕沉认为《大荒经》以下的五篇是刘秀在九鼎图册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和增加的内容。《五藏山经》二十四篇是古时的土地之图，即有关土地分布、区域范围的地理图示，并认同刘秀对《山海经》的成的阐释“考视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之瑶俗。”《山海经》此书给我们的感觉的确是这样，在洋洋洒洒三万余字的篇幅里，严密的山水分布，随地而换的动植物，以及殊国异俗的风情展现，都让我们仿佛游走在一幅奇山异水、怪物神人的画卷里，考辨自然物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了解远国异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在我们的脑海里很然地形成清晰有序、又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地图大观。

又《山海经古本篇目考》：“《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以其图有成汤、有王亥仆牛知之，乂微与古异也。据《艺文志》山海经在形法家，本刘向《七略》，以有图，故在形法家。”

这里面提到“山海经之图”存不同版本，且都有微小差异。《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归入数术形法类著作，确切地说，刘飮认为《山海经》可以与宫宅地形之书并类，从中可以看出刘歆对《山海经》释图性质的肯定。

袁河在其《山海经校注》中也多次指出：“《山海经海外》各经已下文字，意皆是因图为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仅乃图画之说明。”袁河作为《山海经》研究的大家，首先也肯定了《山海经》述图成文”的著书来源。

由以上研究者对于《山海经》一书来源的探究以及他们所例证的众多史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山海经》“化图成文”的地理描绘方式，这种‘‘化图”痕迹在《山海经》的文字世界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来看，包括了诸多地方甚至蛮荒异域的记述，大到山川湖海，小至一草一木。可以想象，《山海经》图作者游历在奇山秀水之间，他的足迹可能遍及华夏大地甚至远方世界，而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最简单直接的形式就是将这些事物按照现实的特征描摹下来，这个形式就是图画。直接的文字记述太过麻烦，不及图画简洁明了且特征明显。鲁迅先生在《集外集编校后记二》中说：“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图画以最直观的形式将事物的形象展现出来，满足了人们的感官诉求。无论观者的知识构成如何，即便是不识字者，也能明白画中表现的内容。尤其是先民们处在原始落后的早期，他们记录现实的主要方法便是图画。《山海经》一书，尽管是把图画转成文字叙述，但也仅仅是文本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仍然保留的许多动物、禽兽、神人的图画形象，半人兽的独胜，面目浑然的帝江，状如白犬的天马，状如犬而六足的从从，九首蛇身的相柳，一手一足的柔利国人……。即便不附加文字的叙述，图中所画的形象亦足以让我们惊目于自然物种的繁盛和神奇。

其次，《山海经》在行文过程中出现许多画面解说类的语言和叙述方法，具有明显的释图特征。这些语言看似简单独立，互相之间并无联系，只是随意地对画中的地理概貌或者物种特征进行文字性解说。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旌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海内西经》）

河水出东北摘，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勸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海内西经》）

这样的行文方式是《山海经》的主要结构特点。各种自然物在读者的脑海中如放电影般一一闪过，显然可以感觉到，文字是对图画所作的解释，在阐述图画里所描绘的内容。郭撲在对《山海经》作注时，充分体现出了对其释图特征的认同。

厌火国在其南，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一曰在謹朱东。（《海外南经》）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头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领。（《海外南经》）

郭璞作注“厌火国”时，曰：言能吐火，画似称猴而黑色也”；羽民国曰：“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谈到《海内北经》的‘‘从极之渊”时，也有类似的文字描述，曰：“画四面各乘云车，驾二龙。”从“画似猕猴而黑色、画似仙人、画四面各乘云车”，诸如此类的注解可以看出，郭璞显然是在山海经图的参照下所做的解释，是将图中所画内容用文字描述出来。

总之，诸多史料及相关研究都可以说明，《山海经》是先有图、后有文字的著作。从其最初的来源及文本的内容和结构看，都是在转述图画的内容，述图性质明显。尽管历经数千年的流变，《山海经》图已遗失，但《山海经》在化图成文的过程中，用奇思异想描绘出囊括八方、经祎四海的地理大观一直都是其最值得津津乐道之处。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让我们一同回到洪荒时代，观志异，品荒诞，一起打开波澜壮阔的山海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