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摘  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是中华民族的共识和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孔子孟子荀子以其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形成了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孔子认为要实现一匡天下,必须要“复礼”;孟子认为国家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整个局势最后会“定于一”;荀子继孟子之后在其“一天下”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一制度”。大一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大一统;复礼;一天下;一制度;价值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孔子、孟子、荀子等以其儒家哲学为基础,从宇宙一统观推及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一统的认识体系。先秦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对夏商周三代大一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对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深层矛盾的深刻反思,也是先秦儒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杨向奎先生曾经说过:“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1]杨向奎先生的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大一统思想的实质以及重要意义。那么,大一统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尚书》和《诗经》上就已经有了“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记载。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

我们知,孔子在《春秋》中,有“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春秋公羊传注疏》将其诠释为“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学者何休在诠释“大一统”也说:“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学者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2]即“大一统”这一词,是由《春秋公羊传注疏》阐发《春秋》大义,而首次提出来的。孔子“元年春,王正月”,本来是属于历法上的,有统一历法的意思。但经过后儒的发挥,演变为政治上的统一。可见,按照儒家的解释,“大”就是尊重、重视的意思;“一”表示统一、合一的意思;“统”是指纲纪,是治理天下时,所必须拥有的共同的制度、政策、纲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一统”,即统一,原意指天下诸侯皆统一于周天子。因此后世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总的来讲,“大一统”即是指一个以统一的纲领去整合社会,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大一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同,无不以大一统思想为治国方略,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千百年来,“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凝聚力。即使在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大一统”思想始终浸润在人们的心田。就是说,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维护祖国统一,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三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故大一统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也是儒家最早和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其中就蕴含着重要的大一统思想。《尚书·尧典》是赞扬尧发扬大德,以仁政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民众,并在此基础上“协和万邦”,即是协调万邦诸侯,使得各氏族部落和顺,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协和万邦”可以说是开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先河。

不仅如此,《尚书》中还极力赞美大禹通过治理洪水统一天下的功劳,强调大禹治水成功后,形成“九州攸同”的美好社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付诸于治国的实践。

孔子继承了《尚书》中“协和万邦”的思想,并坚决维护华夏大一统。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随着周王室衰微,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频频出现,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使得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破坏了西周“大一统”的局面。

面临“礼崩乐坏”的动乱局面,孔子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并萌发了建立大一统中国的强烈愿望。《论语》中,就有许多内容反映孔子关于“大一统”的思想。孔子反对诸侯国闹独立,强烈谴责以分裂为目的的无礼行为。比如孔子批评鲁国的季孙氏用天子的八佾舞,《论语》中是这样描述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其意思是说季孙氏以一大夫的身份,竟敢用只有天子可以用的八佾舞,这是大逆不道,是违背周礼的行为,是目无天子的表现。孔子对此深感愤怒,认为这是对国家的统一礼法的严重破坏。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世道清明,则制作礼乐和宣战的权力都出自于天子;世道混乱,诸侯都敢制作礼乐和宣战。正如陈学凯先生所评说的:“在孔子看来,‘礼’是王道的根本,礼若损坏,则王道必然陵夷。那么,孔子及其徒众为何要如此地维护‘礼’治,一再主张‘复礼’和‘复古’呢?因为‘礼’在这里不仅是王道的基础,而且是王道的象征,‘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制的破坏,也是对王道正统的践踏。……这里的王道只是指正统的礼仪制度的外在形式,即国家的根本政治体制。维护这种礼仪制度的就是王道,就是正统;违反这一体制的就是‘霸道’,就是非正统。”[3]

在《论语》中,孔子对当时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深感忧虑,认为堂堂华夏竟尚不如夷狄。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即是说,处于边远地区的夷狄即使没有礼乐教化,但是有君王统治百姓,人人都听命于君王,并不像华夏这样虽有礼乐而无所用,人们心中目无君主,犯上作乱,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从而扰乱社会,导致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这段话反映了孔子主张一个国家首先需要有一个有道的君王来统率,使得天下百姓都能臣服于他,不违反国家统一制度,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孔子憧憬“大一统”的国家,曾经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学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孔子认为“仁者爱人”,统治者爱天下万民,体恤百姓,整个社会人人相亲相爱,才能促进社会安定,从而促进国家统一。当然,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以封建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所以孔子认为要实现一匡天下,还必须要“重礼”或者说是“复礼”,即克制自己的不合理愿望,恢复周礼,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达到国家的统一。

古代的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也包括了社会关系和典章制度。孔子认为应该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不仅要约束百姓,还要约束君王,这样才能调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使社会秩序稳定有序。但是要真正做到言行符合于礼,并不是一件容的事。所以孔子要求人们要从根本上杜绝“非礼”的念头,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只有人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符合了礼,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上作乱的越轨行为,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达到国家的统一。不难发现,孔子以“礼”作为统治天下的手段,来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不仅如此,孔子“大一统”的国家观还表现在他提出的“正名”思想。“正名”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要做国君的事;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要做臣子的事;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要做父亲的事;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要做儿子的事。君、臣、父、子要各安其分、各行其是。如果天下百姓都能明白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明白各自的职位,这样就能“名正言顺”,也就不存在以下犯上,不存在诸侯瓜分天下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国家也就统一了。

上述可见,无论是孔子的“重礼”思想,还是仁学思想,甚至“正名”思想,从其本质上来讲都是为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服务的,都是为实现一统天下的“外王”事业而服务的。

孟子继承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强调内在的“仁”,即内在的修养,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春秋时代,齐桓公霸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一统,尚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而到战国时期,周天子已无权威,群雄争霸中原。

孟子认为国家分裂、年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使得人民渴望和平。孟子曾与梁襄王讨论如何使天下安定的问题时指出,国家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整个局势最后会“定于一”: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回答梁襄王的这段话,主要是关于仁政和国家的统一问题。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曰:“定于一”。这里的“一”就是统一的意思。孟子简洁明了的回答,反映出孟子渴望天下太平、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只有天下“定于一”,才能结束诸侯争霸的局面,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和谐统一。所以,天下“定于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都希望过一个太平的日子。如果国家分裂、年年征战,最倒霉的是老百姓,轻则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重则贫病交加,家破人亡。因此,老百姓是最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战争的。

但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时常有分裂,有战争。孟子所处的时代,更是诸侯国林立,每一个诸侯国都想称霸中国。他们不实行王道,不是以德服人,而是用战争杀戮的手段,对内、对外实施镇压,企图一统天下。国家分裂、年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使得人民渴望和平和统一。

谁能够统一天下使国家“定于一”呢?孟子指出能够统一天下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就是“不嗜杀人”。他认为只有体恤人民的“不嗜杀人者”,才能使天下“定于一”。也就是说只有不残害百姓生命的人,对百姓仁慈,并且实行仁政,百姓才能归顺于他,他才有可能统一和拥有天下。

而孟子之所以要把“不嗜杀人”作为统一国家的重要条件,是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情况而说的。孟子主张非暴力,但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暴力。要统一天下,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杀人如麻,把杀人当成嗜好,残害百姓就是不道义的,是不可取的。孟子非常推崇仁义之师,认为仁义之师的征伐是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是受人民欢迎的。所以孟子赞扬商汤,认为商汤推翻了暴政,使用暴力具有正义性,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在暴政肆虐下,盼望仁义之师早日到来解救他们的痛苦,就像大旱时节人们渴望下雨一样。仁义之师的征伐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的,所以孟子主张“不嗜杀人”,其实是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反对违背正义的战争。

孟子提出了“定于一”的主张,并明确了统一天下的君王必须拥有“不嗜杀人”的基本素质。但是“不嗜杀人”的君王如何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认为要实行“仁政”,具体表现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即是说施行仁政就是要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能深耕细作,早除杂草;还要让年轻人学习孝悌忠信,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在外尊敬长辈。这样,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抵抗拥有坚甲利兵的秦国和楚国。说明只有得民心,让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为政于天下,才能统一国家。国家的统一、百姓的幸福安宁是人心所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欧崇敬先生曾对孟子设计的仁政图画作了实质性的概括:“一个完善的公共政策决策(仁政、仁者),是使人民受到安养于公私领域中,而这才是天下最坚强的力量,才是使世界成为最适存的生活场域,也才是人民所要前往的生活空间。于是,治国不需依靠武力,战争不能使人民归向,可获得人民共同支持的公共领域,必是在‘仁政’的基础下建构的公共领域,方得以存在。”[4]

当然,孟子所构建的仁政画图是美好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善良的,但未必被当时接受,正如司马迁所评说“迂远而阔于事情”。[5]当代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认为孟子“所表达的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主义的历史观,所谓一治一乱,不只是一般史家所说的历史循环观中的循环现象而已,一治一乱就是一善一恶,纯是一种道德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借历史表达一种价值观,是企图把道德精神实体化。就这个意义说,历史不是人类进化的工具,而是道德演化的工具。……对道德家来说,他只是为了道德的需要而塑造解释,解释是为了达到道德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历史的真相。”[6]

但是无论如何,孟子“定于一”的思想丰富了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大儒,他也极力主张国家的统一。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天下为一”的趋势,秦国统一六国的趋势日渐明朗,天下一统的要求更加强烈。荀子说: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荀子·正论》)

“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天下为一”,即天子法令畅通于千官诸侯而王天下。显而易见,荀子的“天下为一”就是“大一统”。

荀子曾把儒者分为“三儒”,即是俗儒、雅儒、大儒。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作;张法而度之,则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万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措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

荀子认为,“三儒”中大儒最为杰出,因为大儒不仅主张“一制度”,而且最终目标是“天下为一”。可见,荀子继孟子“定于一”之后,提出了“一天下”和“一制度”的构想。

“一天下”在荀子那里就是指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在荀子的文章里,有更多谈“一天下”的文字,如“一天下,财万物”(《荀子·非十二子》)、“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荀子·仲尼》)、“四海之内若一家”、“齐一天下”、“天下为一”(《荀子·儒效》)等。

在如何一统天下的问题上,孟子主张行仁政,尊王贱霸;而荀子不同于孟子:“荀子之不同于孟子,荀子所谓‘霸’非崇尚暴力征服者,而是指君王之才智英武及其谋国家的安和乐利、富强康乐。对荀子而言,王霸皆以安治天下为志业,因此,王霸相容,只是价值的层级上有高下之不同。”[7]

荀子主张的“一天下”还包括思想的高度统一:“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荀子·非十二子》),即消除不同思想。

但是荀子又认为“一天下”这只是初步实现了天下统一的局面,是一种浅层次的统一。他认为还需要达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即“一制度”,这才是深层次的统一。只有将“一天下”和“一制度”结合起来,才是儒家所提倡的真正的“大一统”。

所谓“一制度”,简单地来讲就是统一制度,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规定人们的行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儒家所讲的制度指的是“礼乐刑政”,包括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刑罚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即是同一标杆、同一尺度,普天之下,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西南北,都遵奉统一的社会制度。以同一制度来整合社会,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大致公平,使社会秩序稳定。否则,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或者说制度,人们就会缺乏共识,必然会埋下分裂的种子。荀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不仅要“一天下”,还要“一制度”。荀子这种“一制度”的思想显然得到了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即采取了荀子“一制度”的思想,他推行法治,实行郡县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车同轨,书同文,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荀子在“一天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制度”思想,显然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延伸。

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到了汉代,统治者为适应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由董仲舒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大一统”学说,登上了意识形态舞台。

我们知道,“大一统”思想起源于统一历法。统一历法也就是“改正朔”。董仲舒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即“大一统”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而且在历法、礼乐,甚至国家的代表颜色等,都要统一.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才是真正的天下一统。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上的一统。

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董仲舒极力维护王权的权威,从而继承和发扬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构建了“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君王就是天的儿子,所以人们要服从君王的管理;服从君王就是服从天命。人人都听从天子一人,才能达到国家的统一。在董仲舒看来,政治上的“大一统”,其实质上就是“尊君”。国家统一的核心是天子。因为天子是天的人格化,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行使王权的天子是国家的根本。维护天子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也就是说,行使王权的天子,才是国家统一的根本。“大一统”就是统一于王权。

董仲舒认为,政治混乱是由于思想混乱而引起的,思想上的统一可以促进政治上的统一。所以他主张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汉武帝寻求治国之方时,董仲舒先后三次上《天人对策》,推崇儒学,主张遵循《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

董仲舒的主张,契合了汉武帝的治世需要,所以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建议,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汉武帝以后,儒学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并朝经学化、神学化方向发展,从经学和神学上,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时,都尊崇儒学,非常注重思想上的统一。尤其是在宋明时期,为适应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这种儒学新形态,其中以程朱理学影响最大。程朱理学把封建纲常名教,上升为本体的“天理”,从而论证“大一统”的封建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必然性、合理性。程朱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统治我国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对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固,起重要的作用。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不统一的时期,如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偏安一隅,实非统一,于是朱熹以“正统”理论补充“大一统”理论,以为南宋虽不是大一统国家,但其统治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正如杨向奎先生先生所说:“至朱熹出,遂于大一统论外,更谈正统说。……盖自有《公羊》大一统学说以来,浸入人心,遂无不以中国之一统为常,而以分裂为变。而时至南宋,四裔交争,而一统无存,朱子遂倡正统说,以补其不足。四裔虽有君,但非正统。正统之君实为大一统之负荷者,虽不一统而居正统,此说亦深入人心,有助于大一统之实现。”[8]尽管如此,盼望收复中原、统一中国,仍是南宋社会的主流,正如陆游的一首诗所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示儿》)

总之,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之中,并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在当今时代,大一统思想仍为中华民族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我们实现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通过中国历史的回顾,认识到任何形式的分裂都是暂时的,只有统一才是长久的;分裂只能给人民带来痛苦,只有统一才能带给人民幸福。其现实意义在于处理两岸关系上,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利益。两岸人民具有血缘、历史、文化的同一性,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祖国的统一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它是每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岸应该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以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以“两岸一家人,共圆中国梦”为共同理念,汇集两岸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增进两岸民众福祉,让更多民众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坚定振兴中华的共同信念。

其次,在解决国家统一的方法上,争取和平统一,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从本质上来讲,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但是不反对正义的战争。中国古代的君王往往施行霸道,肆意虐杀,生灵涂炭,依靠武力解决问题,以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几乎每一次从分裂走向统一,都相应地伴随着持久而残酷的战争。从这点上来看,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穷,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战争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战争。今天我们要把人民的利益、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主张走和平统一道路,让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大团圆,继续保持两岸关系稳定,同时认识到“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对祖国统一的威胁,必须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不能有任何妥协。

第三,新的时期,我们在坚持“大一统”的原则下,实行“一国两制”。儒家大一统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时期我们要继承儒家大一统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和超越儒家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两岸关系的总纲,这个总纲凝聚着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和信念。我们始终坚信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是的传人。这种共同的民族心理,使得海峡两岸在“一天下”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九二共识”就表明了海峡两岸同胞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海峡两岸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邓小平同志大胆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伟大超越和创新。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这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又保持了港澳台的繁荣与稳定,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助于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回归之后的繁荣发展,正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如今,海峡两岸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而为实现台湾和平回归、为海峡两岸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明天奠定了基础。历史证明,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和谐的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8]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页、第271页。

[2]《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

[3]陈学凯:《正统论与革命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4]欧崇敬:《中国哲学史·先秦卷》,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369页。

[5]司马迁:《史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09页。

[6]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7]曾春海:《朱熹哲学论丛》,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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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儒家“大一统”思想及其价值 ——以孔孟荀为中心发布于2023-03-19 2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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