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法治思想研究

本文作者：廖名春   廖名春教授为中国先秦史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坚持研究传播荀子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荀子思想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权威人士，深受广大荀子思想文化爱好者的推崇，著有《荀子新探》等著作。

荀子“隆礼”，但又“重法”。他往往将礼法并提，说：“治之经，礼与刑。”（《成相》）“刑”也就是“法”。他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就在于礼义和法制， “礼”和“法”是治国的最高原则。又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至”，极，使……成为最高。“至法”，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说推崇礼义，使法制高于一切，那么国家就会正常，就会太平。

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礼治主义是荀子政治学说的首要特征。荀子认为，法要以礼为根据，礼是高于法的，是支配一切的基本原则，是法的纲领和准则。《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大分”，要领，总纲。“类”，规范，与“法”同义。这是说，“礼”是“法”的要领、“群类”也就是所有行为规范的总纲。《修身》篇说：“故非礼，是无法也。”礼是法的纲领，违反了礼，也就是违反了法。《性恶》篇说：“礼义生而制法度。”法度是根据礼义而制定出的。

但礼义的教化并不是万能的，社会中也有礼义所不能及的一面。因此，“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除了“明礼义”之外，还必须“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性恶》）。所以，荀子在“隆礼”的同时又提出“至法”，要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儒家的前辈们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过去，学人们将其概括为“礼主刑辅”说或“礼本刑末”说，恐怕还不够。荀子的“隆礼至法”已经不是“主辅”、“本末”说所能包括的，当用“礼体法用”的“体用”说才行。

对于法的理论荀子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他首先提出“法义”、“法数”和“类”的概念。“法义”即法学原理，“法数”即具体的法律。荀子认为法义是法数的指导，其《君道》篇说：“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法数不管如何详细具体，也不可能包纳一切，这就需要引“类”去处理。其《王制》篇说：“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这里的“类”即律例。只有兼通义、数、类三者，才能运用自如。正如《修身》篇所说：“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根据“义”去理解法的道理，按照法令的具体规定去办事，而又精通律例的类推。这样，治理国家就会“温温然”，得心应手。

对于刑赏，荀子认为应该适度，不能因私人好恶而影响其规定性。他说：“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修身》）当然，法律的运用也有灵活性问题，为此，他提出要处理好法、职、议、通四个方面的关系，“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王制》）法，指法令。职，指职权。法令和职权都有明确的规定性，但它们不可能是囊括无遗的，必然有“所不至者”、“所不及者”。这就需要“议”、“通”来补充。议，指议论法令的运用范围。通，指沟通各种不同职权的作用。这都是指的灵活运用法令、职权的问题，属于“无法者以类举”之类。荀子认为，固然“法”存在着“议”、“职”存在着“通”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并不是任意的，“无法者”要根据“有法者”“类举”。

荀子象孔子一样，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富国》）。但他之所谓“教”，又与孔子所不同，他吸收了前期法家的一些观点，主张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以使“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由不足以免也”（《君子》）。同时，公布成文法也有利于防止徇私舞弊，赏罚不公。他在《成相》篇中一再宣称：“君法明，论有赏，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刑称陈，守其银（垠），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

荀子认为爵赏和贤德、刑罚和罪过是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不能随意轻重。所以他强调“赏不欲僭，刑不欲滥。”因为“赏僭则利于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致士》）。据此，他主张“赏功罚过”，必须“无恤亲疏，无偏贵贱。”（《王霸》）“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君道》）他既反对“以世举贤”，又反对“以族论罪”。反对“以世举贤”是战国时期的时代潮流，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法家。但法家又以酷法严刑治民，他们不但没有否定“以族论罪”，反而主张族诛连坐，如商鞅的“造参夷之法”（夷三族）和秦始皇李斯的“以古非今者族”等都是明证。可见荀子这一严格的法制精神，就是法家也远远不及。

由此出发，荀子在《正论》篇中，对“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之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是世俗之见，并非古之治世真有象刑。因为如果用象征性的刑罚，就是重罪轻判，其结果必然是“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罪矣，乱莫大焉”。他说：“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徵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认为用刑罚处治犯人的目的，就在禁止暴行，反对作恶，并且警戒以後发生的罪行。如果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被判刑，这就叫做纵容暴行，宽容犯罪的人，这就不能反对作恶了。于是，他甚至提出了“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的主张，认为社会安定是由于刑罚重，社会混乱是由于刑罚轻。但这是在“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的前提下提出的，并不是说要加重轻罪的刑罚，与法家的“以刑去刑”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

 “人治”，抑或“法治”，是先秦儒法两家争论最烈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首倡“人治”，法家则力主“法治”。荀子虽然是先秦儒家中最重法的一个，但在这一争论上，却仍然坚持“人治”，因而屡屡被今人所诟病。“人治”、“法治”之争的核心是指在治国中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人”还是“法”，荀子从法理学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首先，他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君道》）的观点，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必须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虽然也承认“法者，治之端也”，但在他眼中，法毕竟是作为统治者的“人”制定的。所以他又说：“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既然“人”与“法”是源与流的关系，因此他的结论是法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作为统治者的“人”的好坏。

其次，他认为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掌握和实施，否则，法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他说：“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道》）后羿的射箭方法没有失掉，但不是代代都有后羿那样的神箭手；禹的法律仍然存在，但夏朝不是世世都有象禹那样的圣王。所以说，法是不能自己发生作用的，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动进行。有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法就能起作用，否则有法也如同无法。

第三，他认为国家大事非常复杂而又经常变化，法律既不能概括无遗，又不能随机应变，得依靠人的灵活运用和当机立断。“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总之，他通过对法的起源、法的实施、法的局限性的探讨，归结为人决定法、法取决于人。

荀子人治胜于法治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失误。第一，他将“治人”与“治法”相对立，本身就不科学。法为人而立，为治而设，它是“治人”治国的凭借和工具，和“治人”并不存在矛盾关系。法只是将“治人”之“治”固定化、长期化，本身就应是“治人”的产物。第二，法律是可以不断完善和补充的，荀子只看到其不足的一面，忽视了其发展的一面。第三，有法不依并非法之过，而是其所谓“治人”不“治”之过。

荀子为什么对“治法”缺乏好感？除了其受儒家传统的礼治观、德治观的影响外，最大的原因当是对法家严刑苛法、反人民性的反感。不可讳言，现实世界的“法”，不完全是“良法”，“恶法”也不少。《荀子?王霸》称“无国而不有乱法”，又称有“霸者之法”、“亡国之法”。以“乱法”、以“霸者之法”、以“亡国之法”治国，从古以来，屡见不鲜。所以，一般性地讲“法治”，荀子自然就不感兴趣了。

荀子引法入礼，以礼为本，以法为用，这给儒家传统的礼治观、德治观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就是在强调“以法治国”的今天，也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