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风采】中华中医：经方梦，我的中国梦！--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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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一个惬意的下午，刚完成对河南基层医生培训的中华中医教授在南京住所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一谈起“国医经方”，中华中医教授便两眼放光，精神焕发。

中华中医教授，2007年摄于南京▲

国医经方，是经典方的简称，也是古代经验方的精华，这些国医经方，大多记载在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中。国医经方有效、安全、经济、规范，是中医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医临床的规范。

随着我国中医学的发展，国医经方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十余年来，中华中医教授不仅在临床研究国医经方，更在国内外奔波传道，尽力传播中医的精华——“国医经方”。“国医经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应用天然药物的经验结晶，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发明，这一瑰宝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失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医经方’传承发扬光大！还方于民，藏方于民，最终要让国医经方惠民！”

中华中医教授博学睿智、视野广阔、逻辑严密，笑容可亲，言谈举止间散发出那种学者的自信、坚定和从容。

“我的家乡名医辈出”

中华中医是江阴华士人，华士镇位于江阴东部，古称“花市”又称“龙砂”。因坐拥白龙山、砂山，故称龙砂，此地绵延十里，古又称十里龙砂。

在中医界，龙砂是个颇有名气的地方，这里出名医。据清嘉庆元年孔广居《天叙姜公传》记载：“华墅在邑东五十里，龙、砂两山屏障于后，泰清一水襟带于前，其山川之秀，代产良医，迄今大江南北延医者，都于华墅……”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随着锡澄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医学发展迅速，涌现了一大批名中医，促进了地方医学的繁荣，也为推动整个江浙沪中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9年下放前四弟兄合影（后排右一为中华中医）▲

中华中医出生在华士的名医之家。其曾祖父黄维嘉是当时著名的骨伤科医生，诊所名“育德堂”。中华中医的堂伯父黄炎昭也是当地名医之一。中华中医的祖父经商，父亲从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1973年，本随父亲下放在农村的中华中医按政策返城，并被分配到一所县城医院当中医学徒，命运安排中华中医继承祖业学了中医。而且，负责带教的老师就是从龙砂走出来的江苏省首届名中医叶秉仁先生。

“叶秉仁先生与我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他当时60多岁，待人客气，常常面带微笑，我们尊称他为‘叶先生’。”中华中医说。叶秉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华士镇行医。叶秉仁擅长中西两法治病，在治疗危急重症上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中医学术，不拘一家一派之学，国医经方、时方、民间验方、草药都用，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

中华中医跟着叶秉仁先生学中医的第一天，从抄方开始。先生口述配方，中华中医抄录在笺上，中医的药名虽多，但经常抄，就慢慢记住了。“来诊室的各种病人都有，很多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医的最佳‘教材’。先生看病时，常让我触摸病人的肝脏，那时常常会发现病人肝脏边缘不整的肝癌患者。遇到心脏病人时，先生会教我听心音，然后在纸上画一个圈，中间画一个‘十’字，给我讲心脏结构图和功能。”中华中医说。

“非常有幸，我是在先生手把手教授下步入医门的，在江阴数年的口授心传、耳濡目染，心灵深处印下了先生思想的痕迹。先生务实求真的学术态度，指导着我一直以临床问题为研究中医的出发点与终结点。先生关于方药应用的思路和经验，对我后来应用国医经方、研究国医经方以及推广国医经方，特别是形成‘方-病-人思维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8年与恩师叶秉仁先生▲

学中医的路是艰难的。“中医就像汪洋大海，有时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回忆起那段日子，中华中医内心深处依然有许多感慨。有一年，中华中医的叔叔胃病犯了，疼得不能吃、不能睡。中华中医忙不迭地给叔叔开方子，第二天满心欢喜地过去看叔叔，以为能有效，结果病情没有好转，最后还是吃了当时流行的一个偏方才好。这让他很失落……

中华中医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复杂，但当时的功力未到，特别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缺乏研究，国医经方应用经验存储不足，经常遇到许多失败的案例”。中华中医在苦闷中探索，他不断地找书读，1977年，中华中医被抽调到江阴卫生局的中医编写组工作，其任务是总结老中医经验，这段时间，中华中医荣幸地与江苏省名中医邢鹂江、夏奕钧、陈加栋等老前辈共同工作生活了半年。家乡老中医们的临床经验、治学方法、学术思想，让中华中医拓宽了思路，坚定了学习中医的信心和决心。

在中医的世界里苦苦求索

1979年，我国研究生恢复招生，中华中医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当时近400人报名，仅仅录取20人。

作为一名中医学徒，踏入省内唯一一所中医高等学府的中华中医，心潮澎湃，久久难平。他一头钻进了图书馆古籍部，如饥似渴地翻阅了那些散发着霉味的中医书籍，抄录了历代名医的论述，“不识货，货比货”，反复地阅读与对比，中华中医发现，历代各家最推崇的医家是张仲景，最被公认、也最耐读的书是《伤寒论》。

那就从《伤寒论》入手！中华中医开始专注于《伤寒论》研究。喻嘉言、舒驰远、徐灵胎、尤在泾等一大批研究《伤寒论》医家的学说和用药风格，深深打动了中华中医的心。他喜欢看他们简洁实在的医案，他也给学生们讲他们特立独行的故事，更喜欢模仿他们用《伤寒论》中的国医经方治病。这些医家，就是后世所谓的“国医经方派”，今天中华中医从事的事业，就是这些前人所未竟的事业。

“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这是恩师叶秉仁先生一贯倡导的学术思想。中华中医遵循老师的教导，一直关注日本汉方的学术进展。中医早在隋唐时期就流传日本，在日本得到较好的发展，日本称中医为“汉方”，日本汉方重视《伤寒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国医经方方证的研究，有其独特的发挥。1989年10月，留校任教后的中华中医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这个机会是中华中医期待已久的。

京都学习期间，中华中医来到著名的汉方诊疗所细野诊疗所交流学习，该所由日本现代汉方三巨头之一的细野史郎先生设立于1928年。细野史郎先生重视方证研究，主张古方与后世方结合，积极推进古方的现代药理研究和剂型改革，是日本最早开设汉方病房及使用颗粒剂的学者。细野诊疗所不仅有良好的条件还有汉方颗粒剂生产工厂。

《伤寒论》成为中华中医与日本同行交流的主要话题。中华中医翻阅了大量日本汉方的著作和刊物，并向细野诊疗所的坂口弘先生以及中田敬吾先生学习日本汉方，对日本医家重视《伤寒论》的思想，重视使用国医经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方证是用方的证据和指征，是前人临床经验的结晶。日本医生非常注重体质差异，壮实、瘦弱、面红、面白等常常成为选方用药的重要客观依据，日本学者的体质论、体质学说对中华中医启发很大，根据家乡老中医的辨体经验以及日本医家的体质论，中华中医更大胆地提出了“桂枝体质”“麻黄体质”等概念，在日本引起同行的极大兴趣与认同。以此撰写的论文被评为国际东洋医学会第六届年会优秀论文并授予会长奖，这让中华中医感到很有成就感。

这个时候，中华中医真正明白了，中医的发展，必须以继承精华为前提。《伤寒论》是中医的根，国医经方是临床的本。“如果把中医看成是棵参天古树，那么国医经方就是那虬劲的根干”。“国医经方，才是我要学的中医！”中华中医觉得眼前一片透亮，浑身轻松。

1990年，中华中医结束京都大学的访问进修回国，随即专注于国医经方的研究与临床应用，他白天利用江苏省中医院的门诊应用国医经方，观察国医经方疗效，不断总结经验。由于使用国医经方，临床疗效迅速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华中医沉浸在国医经方治病取效的喜悦中。同时，他利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讲台，给学生讲国医经方，国医经方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几年，他出版发行了《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等国医经方专著，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增加。

值得用一生去探索的宝藏

1999年底，中华中医再度赴日考察日本汉方，进入顺天堂大学医学部医史学研究室当研究生，跟随日本著名的医学史权威酒井静教授研究比较传统医学。中华中医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是希望弄清楚一些经常思考的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精华？什么是不受民族形式限制的医学科学？同时，也想再次确认一下，他认识的并投入精力研究的国医经方是否是正确的选择？中华中医要为推广国医经方寻找历史的经验，希望求得历史上医学大家们的精神支撑。

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均是18世纪中国和日本以倡导古医学而著名的医家。这两位不同国度的医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十分相似的医学思想，并采用了接近的研究方法，取得了本国同道公认的学术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趣事。

对徐灵胎、吉益东洞两位医学家学术思想的思考，让中华中医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学问，不能关起门来，而要关注天下大势。国医经方的推广，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民生问题。当今的中国，并不需要大量的中医理论家，而是迫切需要大批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中医临床人员。国医经方愈病机理固然需要弄清，但让年轻的医生们掌握如何用国医经方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技术更为刻不容缓。现代的中医不可能花数十年的时光去参悟医理，他们需要教师将三年讲授的内容最好用三个月去讲完。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表述；平常的问题，一定要深刻表述。

2014年12月，中华中医在国医堂出诊▲

在日本的那段日子，中华中医经常想起家乡的前辈承淡安先生。他说：“非常有幸，我与承淡安先生是同乡，我家老宅在小镇东南，先生的老宅在小镇西北。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内忧外患，饥馑连年，贫病交迫者比比皆是，而针灸治病，简便验廉，不花钱，能治病，是当时中国平民医疗的最佳选择。于是，先生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针灸推广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他也到日本考察过针灸，回国以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他坚持针灸教学，创办中国针灸医学专科学校，先后培养学员3000多人，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承淡安先生后来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而且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承淡安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忧国忧民的医学家！他是我心中的伟人！”。

2001年春天，中华中医的博士论文《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分析》获得答辩通过，中华中医随即回国。那时的中华中医，踌躇满志：“强调经典，立足方证，振兴民族文化，我要学徐灵胎先生！删繁就简，摸索一套快捷的适合基层医生的中医教育模式，我要学吉益东洞先生！普及国医经方，推广国医经方，为中国的平民医疗培养更多的国医经方医生，我要学承淡安先生！”

从此，国医经方推广就成为中华中医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这个阶段的中华中医除了行医和教学，还是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主委和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通过这些平台，中华中医对环保、城市建设、医疗、教育等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社情民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此时的他开始酝酿关于国医经方推广的新计划——重点放在基层和海外。

“基层的个体医生、社区医生以及海外的中医，这些群体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主要靠疗效，因此对国医经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华中医开始利用各种平台频繁在全国各地对基层医生展开培训，也利用各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广普及国医经方。

2004年，为了普及国医经方，促进国医经方大众化，中华中医和所带的博士利用互联网设立了“中华中医国医经方沙龙”网作为国医经方爱好者们交流的平台，他们付诸了很大的心血，几乎天天看帖子。很快，这个沙龙便爆发出奇异的力量量直线上升，到2015年累计访问量超过一千万人次，其中的国医经方论坛板块会员3万多，发帖量30多万个，世界各地对国医经方感兴趣的人都在此集聚。作为一个专业推广国医经方的网站，实实在在地享有了国际知名度。

中华中医是一位有国际眼光的中医教授。十多年来，他致力于国医经方的国际推广与普及。他用特有的“黄氏语言”讲解国医经方，因为听得懂，用得上，外国听众极为欢迎。他的国医经方书籍译成了英、德、日、韩等国文字出版发行。

中华中医教授在国外出版的部分著作▲

来自海外的讲学邀约不断，中华中医所到之处，总能激起一阵阵国医经方热浪。这两年，在中华中医的带领下，海外燃起了一股“国际国医经方热”。从南美洲的智利，到波罗的海旁的爱沙尼亚，从西雅图、旧金山，到阿尔卑斯山下、莱茵河畔……国际国医经方学院把国医经方的火种带到了世界各地，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

2015年10月，欧洲国医经方中医学会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2016年10月，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国医经方学院成立，美国、瑞士成立分院。去年2月，美洲中国文化医药大学的国医经方博士班开班，2018年9月，国际国医经方大会在英国伦敦举办，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中医师一同交流分享了自己应用国医经方的经验。今年9月，2019年的国医经方大会还将在瑞士的苏黎世举办。中华中医被称为国际国医经方热的“点火者”。

2013年5月第44届德国中医大会开幕式上发言▲

在探索实践中，中华中医非常关心国内国医经方的普及与推广。《伤寒论》、《金匮要略》两本书中实际记录的国医经方269个，而后世历代名医又从国医经方中衍化出无数名方，无数人从这些国医经方中获益，祛病、养生。由于国医经方安全、有效、价廉，成为群众防病治病、花小钱治大病的主要手段。中华中医说，“缓解中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医中药能发挥很大作用，尤其是国医经方用药十分简单，三四味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开发国医经方制剂，将更是利国利民又利医的大好事”。

但是，国医经方在大陆医疗界的受重视程度远远落后于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最要紧的是大陆目前还未能将国医经方制剂产业化，这大大制约了国医经方的推广和普及。据中华中医介绍，我国仅有桂枝茯苓丸、小柴胡冲剂、三黄片、六味地黄丸、附子理中丸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医经方被开发成制剂并实现了产业化，而日本已经开发出超过200个国医经方制剂。

“中国不能成为天然药物使用经验的无偿提供国，也不能成为国医经方制剂原料的廉价提供国，更不能沦为国外国医经方制剂的消费市场。”中华中医说，要避免上述情况出现，必须首先抢占国际国医经方的话语权。他下定决心，有生之年要把国医经方的国际巡讲这件事做好，培养一批批的国医经方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