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北宋的版画——从佛画到山水

唐五代佛画，有纪年可考的，以英人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祇树给孤独园释迦说法扉画为最早[1]。其次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雕印的单叶《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约同时雕印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圣观自在菩萨像》《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大圣普贤菩萨像》《地藏菩萨像》。这类单叶佛画，也都出自敦煌藏经洞。敦煌藏经洞还出有也是五代雕印的中心为无量寿佛像的单叶梵文《无量寿陀罗尼经咒》和中心为观音像的梵文《圣观自在菩萨转灭罪陀罗尼经咒》。这种附有雕像的单叶《陀罗尼咒经》，四川成都[2]、陕西西安[3]、安徽无为[4]、江苏镇江[5]等地的晚唐墓葬中，都曾发现。

镇江发现的《陀罗尼咒经》雕像生动，并着彩色，有可能是吴越地区的产品。五代雕印版画最盛的地点是吴越，吴越王钱弘俶时期（947~978年）曾大量雕印佛画，据现知资料已有：

1.浙江吴兴、安徽无为等地曾发现后周显德三年（956年）钱弘俶印造前附释迦在摩伽陀国无垢园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据经前刊记，知当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6]

2.浙江绍兴出土吴越金涂塔内，发现乙丑岁（宋乾德三年，965年）钱俶印造前附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据所附刊记，知当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7]

3.浙江杭州雷峰塔塔砖中，发现hai/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己亥岁（宋开宝八年，975年）钱俶印造前附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该经刊记亦云：“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8]

4.雷峰塔塔砖中，还发现丙子岁（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王承益印造的宝塔图卷。[9]

5.据北京图书馆藏宋绍兴刻本《心赋注》，知杭州灵隐寺僧延寿于甲戌岁（宋开宝七年，974年）用绢素印造二十四应观音像二万本。又该僧于975年以前，还曾亲手刷印弥陀塔图十四万本。[10]

从以上资料，可知唐五代和吴越雕印的版画有与经文相应的扉画、各种单叶附有雕像的陀罗尼和佛像（包括菩萨、天王），还有塔图。总之，其内容皆是佛画；而大量雕印这类佛画的地点，五代以来即以吴越最为突出。所以，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归宋之后，越、杭二州即成为北宋初期雕印版画的重要地区。

自北宋太祖迄真宗时期（960~1022年），除上述吴越归宋前的版画资料外，现知较重要的有纪年的版画，有以下四事：

1、日本京都清凉寺藏日僧奝然于雍熙三年（986年）自宋携归的栴檀佛像，该像腹内装藏品中有单叶印本佛画四件，其中以《弥勒菩萨像》一纸最为珍贵[11]。画像外缘绕五股一匝；中央为弥勒菩萨坐于上置莲台的束腰高座上；像上方设宝盖，其两侧有升降飞天；像下方正中置山石奉轮宝，两侧各立一执拂子的盛装女供养人；最下有流云一列；像右侧刊沙门仲乐赞语；像左侧有刊记云：“甲申岁十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雕印普施，永充供养。”此甲申岁，即雍熙元年（984年）；像右上隅刊“待诏高文进画”，高文进善绘慈氏[12]，太宗朝“号为兼备曹吴采墨，是名小高待诏”，其笔意，神宗时尚“为翰林画工之宗”（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七《书土星画》）；像左上隅刊“越州僧知礼雕”，知镂版者，系吴越旧僧。

2-3、江苏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发现真珠舍利宝幢一座，幢内藏有咸平四年（1001年）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和景德二年（1005年）刊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各一纸。前者中心雕随求菩萨坐莲座上，绕像列汉文经咒作轮状，四隅置四天王像，左右缘各刊雕印人题名一行。后者，梵文经咒中间雕炽盛光佛和九曜星神与十二宫星座，左右缘雕二十八宿和二护法力士，上缘雕五股和缠枝花一列。两纸刊记皆置于咒文下方。咸平四年经咒的刊记末云：“杭州赵宗霸开。”知此经咒亦雕印于旧吴越地区。[13]

4、敦煌藏经洞亦出有雕印的单叶《陀罗尼经咒》多种，最精致的一件，是斯坦因劫去的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刊记和“王文沼雕板”字样的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该印本分内院与外郭两部分。内院中心为随求菩萨变相坐像，绕像环列梵文经咒作轮状，其下承以莲座，莲座两侧各一护持龙王像，再下为刊记。轮状经咒四隅雕嬉、鬘、歌、舞四供养菩萨种子。外郭线雕香、华、灯、涂四供养菩萨种子和金、宝、法、业四波罗蜜菩萨种子以及四天王像，各种子间、种子与天王间，皆界以五股。此件虽属敦煌同类印本中的上乘，内容亦较复杂，但雕绘古拙，远不如上述雍熙、咸平版画生动流畅。

据现存资料，可以推测10世纪后半迄11世纪初，北宋雕印版画的主要题材，仍是佛画，但其内容与技艺都较五代有较大的提高。当时著名画家绘制版画底本，应是一重要事例，因为这种精致的、“永充供养”的单叶佛画，很容易，也很可能发展成被人们悬挂的供品。《陀罗尼经咒》印本复杂化，有的版心竟高达44.5厘米，如咸平四年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说明这类单叶佛画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重视。北宋初期佛教密宗还有不小的影响，版画资料也可提供一定的物证。

仁宗迄哲宗时期（1023~1100年）是北宋版画大发展的阶段。

佛经扉画不仅刊印俱精，内容也日趋繁缛。山东莘县宋塔出有一批庆历二年（1042年）迄熙宁元年（1068年）、二年（1069年）杭州晏家和杭州钱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经前扉画不仅与经文内容密切配合，并明确标出与该经卷数相应的“变相第×”，如“大宋嘉祐五年（1060年）庚子正月杭州钱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四，经文前的扉画榜题即刊有“妙法莲华经变相卷第四”字样。扉画与经文配合，还出现了将画面界成若干小幅，分别雕出与经文相应的新形式。如“大宋庆历二年（1042年）壬午岁正月杭州晏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六扉画，该画各个小幅的榜题中，刊出简单的内容说明，如“歌呗赞叹”，“布漆功德”，“画地作佛”，“聚沙为塔”，“彩画佛像”等。[14]

单叶佛画题材增多。熙宁中（1068~1077年）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三记仁宗绘天台宗尊为高祖的龙树菩萨并镂版印施事：“仁宗皇帝天资颖悟，圣艺神奇，遇兴援毫，超逾庶品。伏闻齐国献穆大长公主丧明之始，上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版印施。”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记：“皇祐三年（1051年），春正月乙丑，（仁宗）幸魏国大长公主第，问疾……（三月丙子）魏国大长公主薨……初以暴疾闻，帝趣驾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坐俟小敛讫，再拜奠哭，辍视朝五日。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献穆。”因知仁宗作画与命镂版印施，应俱在皇祐三年三月以前。这种皇帝所绘镂版印施的单叶佛画，估计被装裱成挂轴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元丰中（1078~1085年）释文莹撰《玉壶清话》即有明确记录长沙佛寺悬挂印本观音像轴事：“长沙北禅（寺）经堂中，悬观音印像一轴。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泽撰。镂版者，乃郡倅关蔚宗。”（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四五引）受业于曾巩、黄庭坚的陈师道曾撰文赞李公麟观音像印本，《后山先生集》卷一七《观音菩萨画赞》：“龙眠居士李公麟画观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曰：世以趺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禅师刻版以施学者。”长沙并非版画发达的地点，已可印造挂轴，而且悬挂于佛寺；佛寺僧人也可印造观音施奉学人，这些事例，皆可说明，这时的版画工艺在推广流传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自仁宗中期起，版画的更大发展是盛行刊刻世俗的内容。《图画见闻志》卷六记：“景祐初元（1034年），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摹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15]王明清绍熙甲寅（五年，1194年）所撰《挥麈后录》，其卷一《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镂版禁中》条亦记此事，并谓哲宗登极时（1086年）曾重印此图：

“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述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版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赐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

《三朝宝训》“凡一百事，为十卷”和《卤簿图》三十卷，均属巨制；“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可见布局之巧密[16]；“镂版印染”即着彩版画。布局巧密且又填色的十卷人物长卷和三十卷的郊祀仪仗，都是我国版画史上的空前杰作。至于“镂版禁中”的具体地点，不论是翰林院的书艺、图书局，或是少府监属下的文思院，都是专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因而才有条件产生这样的突出作品；由于皇室掌握一批镂版印染的能工巧匠，所以才出现一再颁赐臣下以旧板新印或另雕新板的版画的事迹，沈括《补笔谈》卷三即有记神宗印赐锺馗像一例云：“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熙宁五年（1072年），上令画工摹搨镌版，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

11世纪后期，出现民间刊印人物版画的记录，《宋名臣言行录》载：“司马温公殁（按卒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京师民画其像，刻印而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引）刻印司马光像出售，“有致富者”，可见人物版画的盛行，至少在当时的汴京如此。

民间雕印版画不仅刊造佛画、世俗人物画，而且更创新意，雕印山水扇面和《列女图》屏风，《图画见闻志》卷二记：“僧楚安，蜀人，善画山水，点缀甚细，每画一扇，上安姑苏台或滕王阁，千山万水，尽在目前。今蜀扇面印版，是其遗范。”米芾《画史》记：“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顾（恺之）笔《列女图》，至刻板作扇，皆三寸余人物，与刘氏《女史箴》一同。”[17]大约和出现屏风版画的同时，也出现了“印版水纸”。苏轼曾盛赞蒲永升画水，因附记当时有印版水纸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〇《书蒲永升画后》：“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皴，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版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此种印版水纸，约作贴壁厌火用，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四考其事云：“相传人家粘画水多能厌火，故古刹壁上多画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后壁上有徐友画水……赵州柏林寺有吴道子画水，在殿壁后，至今犹存。吾梁（按亮工祥符人）人家无贵贱好粘赵州印版水，照墙上无一家不画水者。”[18]

徽宗时期（1101~1125年）民间雕印版画日益发展。大观二年（1108年）被水湮没的钜鹿城址，曾出土不少版画雕版。已发表的有罗汉像雕版，冯志青鉴定的“免三灾真言雕版”[19]，仕女立像雕版和蚕姑像雕版[20]。罗汉像雕版线条粗细兼用，造型生动。“免三灾真言雕版”，既雕佛像，又雕道家符箓，其印本可能是随身携带的祛邪物。仕女立像雕版原画内容不详，从残版的尺寸——长59.1厘米、宽15.3厘米估计，其完整印本应是贴挂的立幅。蚕姑像雕版长26.4厘米、宽13.8厘米，版上部雕帷幔，帷幔下并坐三女神像，像左侧榜题内刊“三姑置蚕大吉”，右侧榜题内刊“收千斤百两大吉”，知是蚕姑神祃雕版。北宋邢州钜鹿郡贡绢[21]，其地蚕丝业盛，因而出现业丝者供奉的蚕姑印纸。民间雕印版画在当时并不繁盛的钜鹿县城，竟出现如此众多的内容，可以推测北宋晚期版画工艺已达到较为普遍发展的程度。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和北宋开宝藏版面相似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诠》卷一三残卷，残卷中插有四幅山水版画。残卷卷末有补印的“邵明印”三字、“皇宋大观二年（1108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庄主僧福滋……”等施经木记，可知此宋刻《御制秘藏诠》卷一三，系大观二年据以前旧版刷印。问题是四幅山水版画的雕造，与《御制秘藏诠》文字版面为同时，抑是以后所补入？反复细审，四幅插图版与《御制秘藏诠》的文字版不同：（1）插图版版心低于文字版版心，且上下有界格，文字版无界格；（2）插图版刻线整齐清晰，接近初印，文字版刊风古拙，且多断笔处，显系印自旧版[22]。

因此，似可作如下推断：哈佛所藏《御制秘藏诠》卷一三的文字版为太宗晚期所雕造，而其中的四幅版画插图很可能是，或接进于大观二年僧福滋等施经刷印旧版时所新增。四幅版画插图皆以大面积山水为背景，其间各于不甚显著的位置安排高仅寸许左右的人物活动，其内容皆以一位高僧为主体，或在庐中，或坐荫下，或处水畔，或居山间以接受来谒僧俗的问讯，并为之作讲解的图象。其取意大约是突出对太宗御撰《秘藏诠》的诠释，以和《御制秘藏诠》正文之下附有大量的双行笺注相应。插图虽与《御制秘藏诠》的文字内容联系不多，却和广为传播《御制秘藏诠》一事大有关系，故作为该书插图，分别布置于正文之内。附载于佛书的版画，从扉画进而演化出书中插图，其内容从以佛和菩萨的形象为主，发展到突出世间僧俗和山水，这是传统悠久的版印佛画的重大变化。

北宋晚期版印插图也逐渐出现于需要附图的印本书籍之中。崇宁二年（1103年）乞令镂版的《营造法式》和政和六年（1116年）刊正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书的插图，大约都已改绘图为版画。关于北宋印本书籍附有版画问题，别详拙稿《北宋时期的雕印手工业》（未刊），此不多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