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阴影下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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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击败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并建都洛阳。在前期，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但是到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

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于是另一位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并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为了躲避反对派联盟的进攻，董卓还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

到达长安后，不甘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军阀曹操又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东汉王朝的皇帝已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他的儿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还属老百姓。实际上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 ”，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 “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面对这种凄惨的场景，一代枭雄曹操在路过这里时，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诗句，其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确，这正是当时东汉王朝现实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 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社会学家认为，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影响更深远的是，由于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便乘此机遇发动民众，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说，瘟疫的流行正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汉末年本来就政治腐败，战事频仍，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灭绝性的瘟疫无疑是雪上加霜，逼使百姓揭竿而起。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当时机成熟后，他们便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尽管这次农民起义因其本身的弱点，先后都被残酷镇压。但是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实亡。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从而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果然，虽然起义被镇压了，国家却从此天下大乱。黄巾起义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演义中简单的描述了黄巾起义的全部过程，三国中的奠基人物刘备、孙坚、曹操都直接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的战斗，并且也因此捞到了或多或少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为它们的基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黄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东汉的“十常恃”乱政引起的。张角兄弟的发起起义，是经过了较为充分的准备的。作为领袖的张角首先是一个不第秀才（那是可能还没有秀才这个称号），因而是有知识的，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于中国汉代以前的历史了如指掌，对以前的农民起义的失败也应该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在黄巾起义前张角根据自己的优劣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瘟疫阴影下的黄巾起义

首先，张角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贫困的农民，以自己卑贱的出身去号召、领导贫苦大众跟着自己一块干大事业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给自己添彩，给自己披上神秘的“袈裟”，使自己的身份升级，采取了“宗教的”的方式，他首先自称是“南华老仙”的弟子，这个南华老仙以我的理解可能就是道家的庄子，并且在一洞中得到了南华老仙授予的三卷《太平要术》。声称学好《太平要术》就可“代天宣化，普世救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张角自然不放过这一机会，晓夜攻习，终能呼风唤雨，学到了一身本事。经过这一改装，张角有一贫困的农民化身为仙人的弟子，并且受南华老仙的嘱托来拯救乱世，从而使自己的身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种改变出身的方法，张角可能是受了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篝火狐鸣”的启发。这种方式而且在后来又被洪秀全发挥的淋漓致敬，从而成就了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其次，张角通过自己的本事，治理瘟疫，散施符水，为人治病。从而赢得了劳苦大众的民心。于是使自己的500弟子云游四方，广泛收徒。时间不长手下弟子徒孙不下几十万，为了管理这些弟子徒孙以后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将他们分为三十六方，每方约万人，相当于现在军队中的的旅师一级单位，并且配备了旅长和师长，这就相当于完成了军队的建设。

再次，各方面都准备好以后，又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一时间八州之人家家尽听张角的呼唤。时机成熟以后，张角一声令下，从者四五十万，于是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瘟疫阴影下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他的产生直接导致了汉末的社会动荡，从而为一批具有重大野心的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最终导致了三国鼎力的局面。曹操因为黄巾起义，官拜济南相，孙坚因为黄巾起义官拜别郡司马。刘备虽然在黄巾起义中也立下不少战功，可是收到的实惠最少，要不是郎中张钧与十常恃闹事（当然不是为了刘备的官职），恐怕刘备连安喜县尉这样的七品、八品芝麻官都混不上，主要的原因是刘备是白身，在黄巾起义前没有一官半职，虽然是汉室宗亲，但是在申报功劳时，皇帝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因此帮不上忙。而孙坚兼职下邳等三丞，与各级官吏混的眼熟，又有人情，因而得到高升。曹操年轻时政绩突出，一派正人君子，威名颇震，升为顿丘令，黄巾爆发时拜为骑都尉，是将领军队五千人的团长，因此也得到高升。可见在古代，如果在官场人缘混的好，有人情，尤其是与上级关系处理的好，得到晋升的机会就会比较大，如果没有人缘，或者是一平民百姓，即使有再大的功劳，得到晋升往往很难。现在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从政的人员，要想在官场顺利、发达，只重政绩，或只重人情，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只重政绩，而没有处理好与上下级的关系，就会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只重关系，而没有政绩，即使遇到提拔你的机会，也会提不起来。这里面的学问很深，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因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地主纷纷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涌现出像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一批地方军阀。随后，这些人又为了吞并对手，展开了激烈的拼杀，又为以后的三国纷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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