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占星术——七政四余与西占的异同

我们现在说的占星术属于星命学的范畴，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然后传入希腊、印度，其主要是根据个体的出生时间来推断个人一生命运的走向。现代占星学、古典占星学、七政四余都属于星命术的分支。现代占星、古典占星因其发展历程主要集中在西方，因此习惯被称为西占。而七政四余在早先由域外传入中国之后，便经由佛教、道教和中国本土术士等各方的努力，与中国传统命理元素，例如天人合一、五行生克、神煞、化耀等理论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占星体系。因此，相对西占来说，七政四余也可以说是中国占星术。七政四余作为中占来说，与西占在来历上有很大的渊源，其日后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中，除自身不断发展外，还衍生出了紫微斗数、八字两大术数。

虽然，占星学始终未曾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也曾历经过几次消亡，但事实上，占星学不仅未曾就此堙灭，且多次如浴火凤凰更加茁壮，其所沉淀下来地两千多年来的生命力，坚韧如此。

自先秦起，中国人就相信命运的存在，这种命运观是和天命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天命思想不仅和中国人的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结合在一起，还发展出与普通人的个体命运相联系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从古代社会整体来说，许多人相信，术数能确切地反映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能够准确预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术数深信不疑者不在少数，军国大事、人生大事往往取决于术数的推算结果。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资质、性格等生来就有差别，这是命运早已确定的，而非人的智力、勇猛所能改变。人应该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不应该妄求侥幸，否则只会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但虽抱此思想，人们还是在不断尝试、发展出各种方法，以期更加精确地预测这种早已被确定的命运，这种命定思想源源不断地为各种预测和推算术提供思想动力，成为七政四余等术数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占星术——七政四余，本身是在域外输入的生辰星占术的基础上兴起的，含有相当多的域外成分。

第一，其在中土发展的过程中，直接从中国本土军国占星术中提取资源，使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实现初步本土化。其使得黄道十二宫、十二命宫等完全出自域外的星命元素，和日月七曜作为一种属性与军国占星术中原本存在的二十八宿、十二地支(通过与黄道十二宫相对应)进行了融合配置。

第二，七政四余在发展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元素如五行理论的融合。五行理论是形成中国传统术数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之一。域外星命术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极力与这一传统元素的四季、五方、十二地支等内容相联系，不仅十一曜可以与五行相联系，而且二十八宿和十二宫通过七曜属性也依据五行理论发挥作用，五行理论的许多规则和方法都被应用到其中。这使得许多传统内容如五行生数在七政四余中得到了新的利用，如被用作推算生子和兄弟的数目等，此外，一些新的内容也被七政四余创造了出来。

第三，七政四余在发展过程中还实现了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合。中国命理的理论建构一直都在追求对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进行圆融的阐释。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这里的天，指天道，也指自然大道，《易经》中说：“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刚，立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而包括七政四余在内的术数就作为天人合一的一种主要沟通工具。它通过把自然界某些类似人类社会理法、道德的现象加以集中、整理、放大来达到“人事与天理合一”。七政四余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重视自然界和人体的物质组成和变化，因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情绪和性格，进而影响到人的道德。同时，七政四余理论体系还认为，天地之间是阴阳五行之气俱全的，而木火土金水对应仁义礼智信，所以天地之性为诚、为善，但每个人所禀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全和不全之分，因此，便有了人之不同。

综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和普及、唐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大背景，为七政四余融合域外与传统两类元素提供了开放、宽容的环境。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命定思想，为包括七政四余在内的推算、预测术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养料；这一时期天文历法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军国占星术体系的成熟以及五行理论的完善和应用，为七政四余发展其体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含有域外星命术内容的汉译佛经在唐宋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但域外星命术却在唐宋时期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术数的大融合，究其原因，唐宋时期国家高度对外开放，在这种高度开放和多元化的环境氛围中，外来文化大量输入，包括星命术在内的域外星占术通过佛教、其他宗教、商人、旅人等各种途径，从域外传入。同时，多部传世的七政四余著作也在此时诞生，如《星命溯源》、《果老星宗》等。而唐以前并无该类术数著作传世。同时，七政四余的传承谱系也多追溯到唐代，以张果老、一行等为代表。

可以说，七政四余理论体系成熟时间是在唐代。

西方占星学主要发展了五个阶段：巴比伦占星学、古希腊占星学、中世纪占星学、早期现代占星学（1450-1800）、现代占星学（1800至今），现在主流的西方占星学文化为现代占星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占星学在大学中被教授、研习、讨论，并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得到广泛的实践。

早期的西方占星学，也主要以事件预测为主，现代占星学的兴起，因当时英美社会禁止算命和里殴事件促使原本强调事件预测的占星学基调，转为个性解释“个性决定一切”，这个转变促使占星学研究经历重大变革，也促成了1980年现代心理占星学的蓬勃发展。由于现代占星学对占星术简单易懂的叙述，其着重强调的实用性，和对于个性的分析，让西占较少受到攻击而立足。

同时，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经济大恐慌加深了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西占在心理学上增进心理因素，提供心灵抚慰的功能，研习的人日渐增多，而推广西占的人，教育程度之高及人品之好，更是推动了西占的发展。同时，西占在发展过程中还融入了当时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认为人可以透过自我认知转换自己的命运，这种生命哲学摆脱了旧有宿命论的桎梏，增进人性光明面，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也促进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

中西方占星术其实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合流，曾经也擦碰出一些火花，但是并未在中国境内产生实质变化。

原因主要是，第一，当时没有比较完整的星历表，而八字在明朝就已经有很完整的体系了，所以西方占星学比较难以融入；第二，涉及民族意识，特别是在第二第三次合流中，当时中西方文化触碰所产生的民族意识，阻碍了二者融合发展；第三，八字相比占星相对容易，再加上当时民众对天体的了解受到一定局限，也导致了西占在中国的推行不易。

七政四余研究的基本架构是“五行相生相克”，而目前西方的占星学(包括印度占星学在内)，其用以诠释占星学的基本架构却是“四大元素”。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有着浑沌一元论的思想。在解读命盘过程中，讲究的是“一合一”，我与你的立场合一，我即是你，你即是我。我把你投入环境中来观察，我、你与环境都为一体。而西方占星学的“四大元素”，是把观察的主体抽离出观察的客观以外，成为是纯粹观察的主体，是属于二元论的思想。它把人列在所要观察的环境之外，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相对的，环境为观察的客观，人为观察的主体。这种思想上的差异，根深蒂固，其影响所及，会造成“改变命运”方式上的不同诉求。西方人不讲求“改运”，即使是要改，那也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做我的分析，听不听在你。而中国人则讲究改运，特别是讲究透过许许多多的外物来改运，其中思想就是“外物是与人合二为一的”。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有所差异的情形下，延伸出论命取向和论法上的不同。

西占是目前占星学习与应用的主流，其比较与时俱进，尤其在论断性格方面优势突出，方便好用容易学，比较受占星爱好者的欢迎。但现代西占由于更强调人本，强调潜力和个人发展，而与普通民众以事件为主的咨询有些背离。

七政四余相比西占而言，更强调个人先天格局、事件、运势等方面的预测，作为玄学工具，在推运推限上更具有优势，比如看命运的转折点等年份运限，七政用洞微大限、小限、飞限看起来会非常准确，能够比较精准的预测出一个人外界环境的高低起伏，从外向内的给人调整以及学习成长的依据。

此外，相对西占而言，七政在日常择日方面也有非常大的优势，其运用到的四柱八字与月亮缠度择日原理，可以将在短时间内，连续几天相同的大天象区分出细微差别，进而根据案主需求进行精细选择，这一特点使得其与日常生活更加贴合，也更加实用。

七政四余作为中国占星术，与西占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现如今也被不同的人所掌握使用，但其二者就本质来说没有优劣之分，而是在日常运用中可以遥相呼应，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以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来达到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并不断成长，这一命理工具存在的真正目的。

西占目前在世界上的普及率远大于七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对命理感兴趣的你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首先自己尝试了解并运用七政，使七政造福于我们。其次，应当运用自己所学让七政的闪光点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和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世人所更加熟悉和了解的，并不仅仅只是七政这一门术数，还有附加在七政之上的，不能被广为人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