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飞凤舞到儒道互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

话说龙飞凤舞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出现了最早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我们现在常讲，世界上也习惯了这样的说法：中华文明5000年，大抵就是从“古中国”这个时期说起的。更有意义的是，在四大文明古国进而也就是在整个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

今年，公元纪年的2012年，也是中国人传统生肖纪年的龙年。从文化分层理论上讲，生肖纪年、龙年之类当然是大众文化层面的事情，但我们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总是骄傲地自称“龙的传人”，显然也说明，“龙”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符号化象征的且绵亘古今、跨越时空。

“图腾”文化是人类上古时代及其以前的远古时代的思想文化滥觞期的共同文化形态。“图腾”，是借用印第安人的用语，意思是“我的亲族”。就其表证的意义而论，当晚于自然崇拜、始祖英雄崇拜并综合、融合了前者的文化要素。就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的起源、演变而言，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主体民族前身华夏族图腾的抽象化，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参照物、对应物——“凤”图腾。同样更重要的是，龙与凤都是一个想象物，按现在的说法，那是极富文化创意的。

“龙”图腾的原型是“蛇”图腾，“凤”图腾的原型是鸟图腾。这可以从记载中国远古图腾文化最为丰厚、详实的 .《山海经》中得到印证。按这本书的记载，大抵中国远古传说中的诸多先祖，如盘古、女娲、伏羲、轩辕等皆“人首蛇身”，帝俊、舜、少昊、后羿、蚩尤、商契等则多为“人首鸟身”。

近现代中国的诸多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等先生都认为，蛇——龙、鸟——凤是远古、上古中华大地上诸多部族联盟长期征战、兼并融合历史图景在“图腾”文化更高层面上的曲折反应。形象地说，以蛇为图腾的部落 （或联盟） 在与其他部落的长期征战中不断取得胜利。当征服了某一部落时，就把该部落的图腾移植过来加在蛇身上。

如此不断取胜不断增加，当这个剑眉虎眼、狮鼻鲢口、鹿角牛耳、蛇身鲤甲、鹫脚鹰爪、马齿獠牙的“龙”的形象完成时，一个更为庞大

的部落联盟已经形成了。同理，当“凤”这个有着鸡头、龙颈、燕颌、龟背、鱼尾的五彩飞鸟的图腾造就，也势必标志着另一个同样庞大的部落联盟已经形成。

讲“龙凤图腾”，当然可以讲出太多太多的故事与传说，但从梳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的视角说，“龙凤图腾”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滥觞期的经典之作，我个人体会，至少有三个较大方面的认知意义与价值。

一是“龙凤图腾”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有深层关联。

当代的一些学者运用“人类遗传血型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全新角度的审视，发现并论证了中国远古时代“民族”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血缘漩涡”现象。大意是：中华远古大

地上曾经存在过的若干血缘性氏族集团，从距今约1万年前的时候开始，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地域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漩涡式”滚动迁徙及融合重组，进而形成了以华夏族 （汉族前身） 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将“血缘漩涡形成中华民族”的动态历史图景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蛇——龙”“鸟——凤”图腾演变的历史图景重叠到一起，按史书的记载和近现代学术界的说法，大抵“蛇——龙”图腾先是远古中国东部后来是上古北部部落大联盟的共同图腾，“鸟——凤”图腾先是远古中国西部后来是上古南部部落大联盟的共同图腾。《周易》上讲“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当是对夏之立国和“商周革命”的历史隐喻，《诗经》上就直接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从“龙凤图腾”的文化理性上讲，它一方面深刻地昭示着，不但华夏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融合的，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古老民族也从一开始就是多元融合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龙凤图腾”

是把始祖崇拜、图腾崇拜用“血缘加地缘的二维框架文化意兴化”了，因而，“同为龙的传人”“同为炎黄子孙”就获得了民族认同意义上的共通性。我们前面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过文化断层的国家，

“龙飞凤舞”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民族文化认同心理之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二是“龙凤图腾”与中国的象形文化传统有不解之缘。

龙飞凤舞，这是飘扬在远古华夏大地上的两面图腾巨纛。对这两大图腾文化思想内涵做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个比较精辟的说法是中国清朝大学者章学诚的“人心营构之象”一说。这大概可以看做是中国人传

统思维程式——“形而上”的最早的一个标本。我们现在的许多人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时，常爱说中国人擅长或喜爱形象思维、具象思维，疏于抽象思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象“龙”与“凤”，

应该说兼得形象与抽象、静态与动态、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意会与言传”等诸多对应性认知向度的。而正是依赖这种“一体兼得”的思维张力，“龙飞凤舞”方能与同样源远深长的“易经八卦”、象形

汉字一道成为标志中国人特有的思维表现方式——所谓“象形文化”的渊薮。这里的“象”，是“人心营构之象”，即精神外化之象；这里的“形”，是“形神兼备”“形意互见”之形。

三是“龙凤图腾”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

从我们前面极其梗概描述过的“蛇——龙”“鸟——凤”图腾演变史，除了前面讲到的民族自我认同 （民族向心力、凝聚力） 和象形文化外，应该还能感受到这样两种中华民族最为难能可贵的民族共同精神：一是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一是开放包容、精神认可。靠着包括这两种具备根本性在内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文化史一方面能够源远流长、绵亘古今，一方面能够既博大又精深，气象万千。这应该不是一个虚妄之言。

任何一个民族的根本民族精神大抵都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时间关系，这里不便展开讨论。由于接下来要讲到《易经》、讲到孔孟和老庄，这里特别说一下中国历史上被传为美谈的老子与孔子的“龙凤会”。

据说，孔子当年曾专门向老子求教关于“道”与“德”的问题。事后说：我见到了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他用龙来形容、称赞老子静动自如的神采和纵横天地的思想。老子则说：“吾闻南方有鸟，取

名为凤，左智右贤”，他用凤来比喻孔子，赞叹孔子具有智善和悦、仁德恭谦的品行。

话说 《易经》

在外国朋友眼里，说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可能主要集中在 3个“家”上，首推当然是“儒家”，即孔子创立、孟子光大的“孔孟儒学”；其次是“兵家”，即孙子领导的“兵法之家”；再次就是“道家”，即老子、庄子共同建立的“道家”学派。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孔孟儒学的精神旗帜是仁德礼治，专注于“治国治世”，是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的纲领性的建构；“孙子兵家”集古代中国战争智慧、军事文化之大成，在中国人眼里就是“玄武”之学；老庄“道学”更关心人世外的大千世界、宇宙自然、天文地理，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哲学。殊不知，无论是儒家、兵家、道家，甚而“诸子百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宗，一个共同的渊源，那就是 《易经》。

在中国古人的文化理念中，所谓“哲学”就是“玄学”，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太极”“无极”境界。中国古人将 《易经》视为“天下第一玄学”，足见其思想地位之高。

《易经》是后世参照宗教文化的观念附会上去的名字。起初就单称作 《易》。“易”字是一个典型的象形、会意字，象上日下月之形，会日月变化之意，即变易。《易》的内容和功用主要是占卜问卦，预测凶吉、成败，因此，《易》 在性质上首先是一部巫史、巫术文化的记录品。

传说“伏羲始作八卦”。到了中国上古奴隶制时代的夏、商两朝，巫史、巫术文化曾达到政教合一、无所不能的巅峰状态。近世殷墟出土的数以万片计的甲骨文又称“卜辞”充分印证了这些。“卜辞”主要是占卜问卦的记录，“易”则是“卦辞”与“爻辞”。形象地说，二者的关系一如现在学生们的作业与作业的参考答案的关系。传说，夏、商、周三代易《易》有三个较大的版本体系。这些都充分表明《易》在古代的巫史巫术文化中是十分盛行的。

《易》是卜巫之书还可以从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未遭禁焚的事实中得到反证《汉书》上说得明白：“及秦焚书，《易》以筮术之书独不禁”。

往大一些讲，《易》在夏商周的三个版本分别称《连山》《归藏》《周易》，据说主要是因为书中的八卦分别是从“艮”（山） 卦，坤 （地） 卦、乾 （天） 卦起始的，这同时又折射出上古华夏人在巫史巫术文化大的背景下从山林狩猎文明、农耕养殖文明到“天人合一”人文觉悟的“图腾”式演化轨迹。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

十几年前我曾主笔创作了一部 30集的反映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电视文献专题片 《跨越时空的文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记录》。在创作过程中，我提出了中国古代“儒学”的“三级跳”的观点。比附这个说法，我体会中国古代的“玄学” （即“形而上”之学，哲学） 演变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三级跳”的历史过程。

中国古代“玄学三级跳”的第一跳，代表作就是《周易》。站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和中华传统文化宏观体系“顶层设计”双向观照的高度上看，作为“玄学第一跳”代表作的 《周易》，应该说同时具有两个方面的“里程碑”意义和价值：一是标志着中国上古三代巫史巫术文化登峰造极后的“盛极而衰”，一是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宏观体系以“君本为主导的人本主义”作宏大建构的开端。

这里侧重说说第一个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今天的人们能够把殷墟出土的 《卜辞》、殷商青铜礼器和那个时代的经典如 《尚书·商书》 弄清楚，人们一定会惊讶那时的中国的巫史巫术文化 （原始宗教） 之狂热之霸道之登峰造极，同时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推理：接下来的西周大王朝理应把巫史巫术文化推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但中国人的思想史恰恰在这个时候竟来了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当然，从时间跨度上，这个大转弯是漫长的，从周初到春秋历六七百年，同时也是曲折的，充满了太多的传奇色彩。

在这段充满传奇、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从周“文王拘而演 《周易》”、《尚书》 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记载与阐发，到孔子删定 《周易》、老子与“春秋诸子”对“易经”的“理一分殊式”解读，《周易》 终于“涅槃重生”般地获得了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第一经典的极大升华。

从中西方历史文化比较上看，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两朝的八百多年间，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大抵都在向封建社会过渡。同时，他们大都在原始巫术宗教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神权统治的社会，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当时的西方 （主要是欧洲） 和东方的印度、古波斯的宗教兴起的大势恰好相反，古中国却奇迹般的摆脱了“封建神权一统天下”的轨道。

在接下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确实也发生过无数次的“封建造神”运动，尤其是经历过道教的兴衰消长，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强势宗教的反复冲击，但中国的“以君本为主导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却从来没有崩溃过，相反，却以 《周易》、孔孟儒学、老庄道学、先秦诸子共同筑起的思想文化根脉的绵绵内力将之化为无形。

概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 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就在于终结了一个历史，同时，又开启了一个历史、滋养了一个历史。终结的那个历史，如果可以称作“图腾异化”的历史，那么，开启的历史、滋养的历史，也可以称作“龙飞凤舞”的历史。因为，《周易》 的核心是“阴阳”，而龙与凤便是“阴阳”的大隐喻、大写意、大化身。

话说“儒道互补”

我们前面提到的 《周易》 作为“玄学第一跳”代表作的第二个方面的“里程碑”意义与价值，须得联系列孔孟儒学和老子道学来说，因为，《周易》 作为“第一跳”的落点是与孔孟儒学的“第一跳”合二为一的，而中国古代“玄学”的“第二跳”其实就是老庄道学的横空出世。

《周易》 由周文王所创大概是无疑问的，《周易》又在相隔数百年后的孔子手里得以删定也应该是无疑问的。这就意味着 《周易》 是当时的几代大思想家共同完成的。后世把 《周易》 改称为 《易经》，置于孔孟儒学六大经典之首，足见它在整个儒学体系中的崇高地位。

不独有偶。后世被同时尊为“儒家六经”的另5部，即：《尚书》（亦称 《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经》，大抵都是在西周时期成型，最终在孔子手上完成定稿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孔孟儒学是西周时期甚而上古三代华夏多元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应该是不过份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继往后的开来。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在《周易》里就是“天命论”“天道观”和“君子之道”；在《尚书》《春秋》中就是影响中国 2000年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宗法制度”和国家统一大业的“正统史观”；在 《礼》《诗》《乐》 中，便是影响更为深远重大的封建礼制。如果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尺度是孔孟儒学最本质特征，那么，仁、义、礼、

智、信、忠、孝、节、悌便是孔孟儒学奉献给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足以锻造“中华”之国魂与民族脊梁。关于孔孟儒学中的“儒”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代相礼之人，犹如现在的“司仪”之职。一是大学者、大学问者。这里我想按象形文化的思维方式提出第三种解释：人最需要的人。在我心目中，至少孔子、孟子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德圣贤之人，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更是真正的“人学”，事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关对人对人的社会的全面的“终极人文关怀”。

史载：“孔子晚而喜 《易》，韦编三绝，曰：假我以数年则于《易》 彬彬矣”。这显然意味着孔子晚年对其创立的儒学的某些缺陷、缺失是有所反思的，只是天不假年，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了。那么，孔孟儒学

整体架构上究竟有哪些缺陷与缺失呢？如果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的高度，其实答案是明确的。总体上讲，孔孟儒学也讲“道”，却主要长于治世之道、伦理之道，疏于对天道和自然之道的关注与研究。按现在的说法，孔孟儒学更关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疏于自然科学。而孔孟儒学之短又恰恰是老子道学之长。这大概是“儒道互补”能成为秦汉以后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中的一条重要脉络的最大原因。

从时间顺序上，先秦诸子，首推老子。传说老子西出函谷关隐退前遗书 《道德经》（又称 《老子》），虽仅5000 字，却包容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立论，以闪烁着不朽光芒的“天道自然”学说竖起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继 《易》 之后第二面哲学“元”理论的巨纛，而《列子》《扬子》 特别是 《庄子》 则进一步在“道之法则”上开拓，完成了“道法自然”的宏大哲思。老子、庄子被现代的西方学者称为古代东方的先哲，想来并非过誉。

中国古代思想界、文史界一般把 《易经》《老子》《庄子》 合称为“三玄”，这当然是对它们分别所达到的哲学认知高度的无上赞许了。而在我看来，因为老庄道学是一个整体，又相对独立于《周易》或者说直接来源于老子应该看到的那个原初的 《易》，说老庄道学是中国古代“玄学三级跳”中的“第二跳”应该也是成立的。

玄学三级跳”的“第三跳”当然就是被现代中国哲学界视为“清流阶段”的魏晋玄学。这里的所谓“清流”，我体会也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形容魏晋玄学家们“越名教任自然”，一如古希腊思想家们哲学视为“热爱智慧”一般，在当时与汹涌而至的具有极高哲学水准的佛教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中，自觉地追求中国本土哲学无上的“清高”境界；另一方面也可专指魏晋玄学家们以前所未有的思想热情、严肃态度，自觉地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三大主流体系 《易》 儒道进行彻底的、全方位的“清理”。在这两种思想文化取向的共同作用下，易学、孔孟儒学、老庄道学最高贵、最精华的哲学“元”建构第一次真正走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甚至，在魏晋玄学里，不但易、儒、道是互补而共存的，中土之学与外来的佛教哲学也第一次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补”与“共存”。

讲中国古代的“儒道互补”，除了魏晋玄学这种最为典型的“认知模式”外，大体上还可以有三个较大的“认知模式”。

先说“儒学三级跳”与“玄学三级跳”在大时空意义上的交错与并行体现出来的“儒道互补”。如果说，《周易》 与儒学立派这“第一跳”还错综复杂地胶着在一起，那么，在西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这“儒学第二跳”之前，以“黄老学派”面目出现的老庄道学至少已有近百年的尊崇与风光；如果把魏晋玄学视为“玄学第三跳”，那么，它又先于程朱理学在宋朝时再定“独尊”这个“儒学第三跳”，在东晋尤其是大唐王朝数百年间雄踞“中央官学之尊”。史载，东晋太元年间，魏晋玄学第一圣王弼的 《周易注》 就曾正式列为国学教本。有唐一朝，中央官学规模宏大，有著名的“六学二馆”和“东西崇玄学”。其前者，即“儒学”等“六学”归礼部下属的国子监管理，而“东西崇玄学”则直接由唐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管理，足见唐时“玄学”地位之独尊。如果再往深里说，宋元明三朝，以程朱理学面目出现的“儒学”被尊为官学之首，与之并存的张王气学、陆王心学也广有市场。理学、气学、心学虽然都打着孔儒之学的旗号，但在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其实早已分不出什么是 《易》，什么是儒与道了。

再说说中国古代大众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儒道互补”，特别是“士”阶层 （相当于今天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一倾向则更为明显。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他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夫们的互补人生模式，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疾俗、“身在江湖”与“心怀庙堂”也经常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和文化心态。

再说说“各领风骚”这一绵亘数千年的“儒道互补”文化意兴。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里的“风”原指先秦 《诗经》 中的“十五国风”，“骚”原指战国时期南方楚国 （今湖北省一带） 伟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抒情长诗 《离骚》。西历今年的 6月23 日是中国农历的端午节 （也称端阳节）。中国民间有在这一天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相传就是为了纪念屈原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以身殉国，足见屈原和他的 《离骚》 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的特殊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儒道互补”的视角，可以说，“风”、“骚”也代表着中国这一“诗国”中以“诗歌”为载体且横贯宫廷文化、士文化、民俗文化的两种思想文化追求之极致。 《诗经》 是儒家经典之一，“风”“雅”“颂”是 《诗经》 的三种基本类型。所以，“风”就是集龙图腾文化、先秦北方“理性主义”地域文化、儒家“诗言志，文载道”的文化艺术倾向等于一身的一种文化“标杆”。与前面讲过的“儒学第一跳”和“玄学第二跳”同期，屈原和他的 《离骚》则是集凤图腾文化、先秦南方“浪漫主义”地域文化、老庄道学“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文艺旨趣为一身的另一种文化标杆。既然中国人讲究和推崇“各领风骚”，当然就意味着在更加深刻而广泛的层面上追求“儒道互补而共荣”。

站在当今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视角，我们似乎也可以按现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认知科学的先进理念，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中的“儒道互补”理解成某种“吁请结构”。过去的“佛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近代的“基督教中国化”，现在的“西方文化中国化”“世界文化中国化”，大概都可以看做是“儒道互补”这一“吁请结构”的某种“理一分殊”。

最后，我愿引用孔子在 《周易》 里说过的三句至理名言做结束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我体会，它们是中华思想文化从龙飞凤舞到儒道互补大流变中的三大主基调或言三大底色。

作者：张欣毅，图书馆学家，曾任宁夏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出处：张欣毅.从龙飞凤舞到儒道互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大流变[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