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去世后，保险柜里发现两封32年前的信，来自毛泽东周恩来

1949年6月下旬，身在北京的邓颖超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赴沪请宋庆龄女士进京共商国事

之所以派邓颖超去，一方面是因为邓颖超和宋庆龄早就认识，又都是女同志，说起话来会比较方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她亲自去周恩来才能放心，也才能显出中央的诚意。

在出发前，周恩来再三叮嘱，让她见到宋女士时一定要谦逊有礼。其实不用周恩来说，邓颖超也很清楚这件事对组织新政协有多重要。

为了让邓颖超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周恩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准备工作包括3件事：

第一件是请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亲笔书信，这封信毛泽东一挥而就；

第二件是他自己也写了一封书信，写完后还交给毛泽东过目了

第三件是请来了廖梦醒担任说客。廖梦醒是何香凝的长女，抗战期间她长期担任着宋庆龄秘书，两人的关系是亦亲亦友。周恩来相信，廖梦醒的话宋庆龄应该听得进去。能想到这一点，咱们周总理确实很聪明。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6月25日，邓颖超一行人顺利到达了上海。这一天，上海已经解放了近一个月，但街头仍有一群又一群的学生在欢庆着胜利，他们都渴望着新中国早点成立。

虽然和宋庆龄早就相识，但邓颖超并没有贸然登门，她选择让廖梦醒先登门探探口风，以免被直接拒绝。当身穿灰色军服，头戴军帽的廖梦醒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宋庆龄一下子还没认出来。直到廖梦醒叫了声“姨”，宋庆龄才缓过神来。

许久不见，两人寒暄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着宋姨，廖梦醒心疼得很。自从孙先生1925年过世后，这整整24年里，宋庆龄确实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她整天忙忙碌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抗日救国上，但为此她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一方面是亲情的代价：姐姐和弟弟、妹妹的不理解，让她几乎处于被宋家孤立的境地，宋家人一直都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她为何要这么执着于搞革命。

另一方面则是物质的代价：这些年为了支持抗日，她忙前忙后，早就花光了丈夫留下了的那点抚恤金。她手上虽经营着诺大的基金会，却不愿为自己谋利。这个为民族大业忙碌了半辈子的奇女子，此时无儿无女，与几个不愿离去的佣人居住在这栋宋公馆里。

过了好一会儿，廖梦醒才从心疼中缓过神来，明确地说明了来意：

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

宋庆龄很清楚，这个“大家”除了指邓颖超、周恩来夫妻，还包括毛泽东和一群多年不曾见过的老朋友们。但对于廖梦醒的相劝，宋庆龄显得有些为难，她表示：

北平是我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

宋庆龄这话并不是托词，她说的是真心话，“北平”这两个字一直是她心里的一根刺。她的爱人孙先生，就是在北平逝世的。她这半辈子，只去过两次北平。

图：宋庆龄

宋庆龄初次到北平是在1924年12月，当时她和丈夫应冯玉祥之约北上讨论国事。那时孙先生已是重病在身，虽然她一直在旁悉心照顾，但仅过了两个多月，丈夫就病逝了。

从那以后，宋庆龄4年没有再北上过，直到1929年为了将丈夫的灵柩护送到南京安葬，她才又去了一次北平，随后就匆匆离开。此后的20年里，她再也没有踏进这个伤心地一步。

顾虑归顾虑，宋庆龄仍然表示要马上见一见邓颖。于是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位伟大的女性见面了。一见面，邓颖超就拿出了随身带的那两件“法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我们一一来看一看，这两封信都写了些什么。

第一封信，是周恩来写的，内容是：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这封信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当时周恩来写完这封信后，曾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了一遍，发现其中的这个“略”字可以改得更恭敬一些，所以就替他改了一个字，改成了：谨。这样改过后，显然就更有诚意了。周恩来觉得改得太好了，就直接把它交给了邓颖超。

其实通读这封信，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周恩来的谦逊，信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等话语，皆是出于真心。

而宋庆龄对于周恩来的字迹，显然也并不陌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就通过书信、电报，有过多次联系。1937年7月份，周恩来到上海与蒋介石合谈时，还专门拜访过宋庆龄。那天，宋庆龄专门在莫利哀路的寓所里，等了周恩来许久。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国共合作详细计划，宋庆龄表示支持，当时她就表示将来会尽力提供帮助。

图：周恩来和宋庆龄

这个承诺，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宋庆龄一直在兑现着。

她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虽然不能像战士们一样上阵杀敌，但她凭着自己在海内外的威信，向全世界宣传着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各种国际救援力量才纷纷来到中国。这些救援里包括医疗器械、现金，更包括像大夫白求恩、记者斯诺这样的国际友人。这些人在我军抗日根据地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人与物，多数都是宋庆龄通过周恩来转交到前线的，她对周恩来很信任。

宋庆龄对我军的这种帮助，持续了数年之久，为此她曾数次成为日本人攻击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些，宋庆龄赢得了周恩来的尊重，称她“先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周恩来的信让宋庆龄感受到了来自同志的敬重，毛泽东的信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写了什么：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这封信加上落款和日期，一个是100多个字，很多文史学家称这是政界书信往来的经典：首先这封信同样对宋庆龄充满了尊重，“敬希命驾莅平”、“至祈勿却为盼”等字眼，是我们在梳理毛泽东的其它书信时看不到的。其次，这封信很简洁地告诉了宋庆龄，到达北平后她的工作内容就是建设新中国，共商国事，这就是对她委以重任。

对于毛泽东，宋庆龄其实也是熟悉的。因为早在1924年，国民党办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宋庆龄就见过面。那时候毛泽东是湖南代表，而宋庆龄是既是孙先生的夫人，也是他的得力助手。那次毛泽东在会上曾多次发言，虽然那时候他们二人还没有什么交流，但宋庆龄却对他印象深刻。

图：毛泽东和宋庆龄

孙中山逝世后，二人就很少有机会见面了，但因革命的事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1936年11月，宋庆龄收到了毛泽东从延安来的信，在信里毛泽东向宋庆龄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

替他向宋子文先生借5万美元给中共。

毛泽东之所以会开这个口，确实是因为当时延安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了。那时候的延安，大伙儿吃的是黑面馍馍，毛泽东甚至有过因为棉裤洗了，而不得不在炕上围着被子批阅文件的经历。

收到这封借款的信，宋庆龄是即焦急又无奈。此时她已经因为革命的事，与弟弟宋子文闹掰了，这种情况下她是不可能向对方开口借钱的。而“保卫中国同盟”这时又还没成立，她也无法筹集到各种捐助。

宋庆龄很清楚，不是万不得已，毛泽东不会找她借钱。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抗日前线战士的救命钱。所以她做了一个很令人佩服的决定：

她匆匆赶到银行，将丈夫留下来的抚恤金全部取了出来，这些钱是丈夫留给她后半辈子的生活费。

但这些还是不够，她想来想去只能把当时她在上海的唯一寓所给典当了，这也是孙中山留给她的。这些钱加在一起，才勉强凑够了5万美元，托人送给了毛泽东。

5万美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笔者给个参照大家就清楚了，毛泽东在1938年接受苏联人采访时公布过当时延安的工资标准：我军一个师长的月薪是5元，一个连长是3元。这5万美金对我军意味着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次拿自己的钱出来给中共救急的事，宋庆龄一直很低调，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毛泽东归还。她甚至没有告诉过毛泽东真相，以致多年来大家一直以为这是宋子文借给我军的经费。直到30多年后，这件事才被别的同志提起来，大家才知道为了支持抗日宋庆龄付出了多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毛泽东在1930年说出这话时，无数人觉得鼓舞。但真的愿意护一护这朵小火苗的人，又有几个呢？这正是宋庆龄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凭这一点，她就是一个不凡的女性。

1936年，毛泽东还在延安为了5万美金的军费，向她借钱；仅仅过去了13年，他就带着战友们为老百姓，打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图：毛泽东在延安时期

看着毛泽东这封邀请她北上的信，宋庆龄觉得无限安慰，当初她果然没有看错人。同时毛泽东的这封信的一开头，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重庆违教，忽近四年。

很显然，毛泽东希望在信的开篇，就让宋庆龄想起4年前他们在重庆相见时的情形。1945年秋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由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当时宋庆龄也住在重庆，听说毛泽东要来，她很是佩服毛、周二人的胆量。到重庆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拜访了宋庆龄，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宋庆龄和他们谈了很多。

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他们都在各自的“战场”上为这个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出力。此时的宋庆龄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早就选择了前者，所以她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明面上，蒋介石给她提供住处，其实无非就是想利用她的名气和威信，为自己做的那些事堵住悠悠之口。

一见面，毛泽东和周恩来说了一堆感激的话，宋庆龄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在她看来，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某个人，甚至不完全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志，这是做为一个中国人该出的力。

在这次见面中，大家除了谈工作，还互相叮嘱对方要注意身体。宋庆龄比周恩来大5岁，比毛泽东大几个月，像个姐姐一样，一直告诉他们要注意身体，多休息！

见面结束后不久，宋庆龄决意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回到了上海。当时她的“保卫中国同盟”已经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国际社会募捐更多的资金，用于战后建设。

从1945年到1948年，宋庆龄的基金会共在全国9个解放区，建了8个和平医院，几十个巡回医疗队，还有几个制药厂。前前后后，由她筹集的现款达到了20亿之多。可以不夸张地说，宋庆龄是中国慈善界奠基人。

由此也可见，她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大家愿意伸出援手，最开始可能是因为她丈夫的名气，后来则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宋庆龄”这3个字。

图：宋庆龄

每个月有这么多的现款经手，但宋庆龄自己的生活却是异常节俭的。她爱干净、穿衣总是很整洁，每一次公开亮相，总是能在上海的名媛圈引起一波潮流。当时甚至有爱漂亮的小姑娘，模仿她的发型和说话的语调。但仔细对比她的照片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她穿的旗袍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件而已，只是在气质这一块她拿捏得很好。

如此忙碌的工作中，宋庆龄没忘记关心在延安的毛泽东。有一回，国际友人捐了一些奶粉和葡萄糖，她从中特意抽出了两箱送到延安，给毛泽东等人。她用大姐式的语气告诉他们：你们的健康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感怀。所以当他们决定要将首都定在北平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请宋大姐来京商讨国事。

看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亲笔信，宋庆龄当时其实已经下了决心要北上了。但她还是向邓颖超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身体不好，可能不太适合长途坐车。

自从1949年年初开始，56岁的宋庆龄就一直被头痛和高血压困扰着，这段时间又得了严重的荨麻疹，这让她对自己能不能坐火车顺利赶到北平有些担忧。

邓颖超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在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指示：

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要求铁路局备头等卧车”，这个待遇没人有过。这下宋庆龄没有了任何担忧，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由上海出发北上。得知这个消息后，毛泽东当即表示要亲自去迎接。

8月28日下午3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50余代表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了车站。大家站在月台上恭候着，期间没有一个人坐下来休息。下午4点，列车缓缓地驶入车站。还没等宋庆龄下车，毛泽东就赶忙登上了车厢，代表大家把她接了下来。

为了让宋庆龄感受到热情，大家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负责给她献花。这些小朋友都是革命烈士的子女，她们都在宋庆龄基金会捐建的幼儿园上学。当孩子们把花送给他们的“宋妈妈”时，宋庆龄笑了。当时摄影师抓拍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照片中宋庆龄穿着中式旗袍，两个标志性的酒窝，一脸笑意，整个现场是热烈而又欢快的。照片最左边的这位是邓颖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她的心情也不错。

一个多月后，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站在观礼台的宋庆龄终于代替丈夫看到了这一幕。这一天，她等了大半辈子。

在此后的32年里，宋庆龄一直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福利事业。她自己没有生育孩子，但晚年她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而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

期间，只要国家有需要，她总是乐意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出力。那时候，她和周总理、陈毅被称为新中国外交的“铁三角”。从1955年到1964年，她先后代表中国访问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锡兰5个国家。每一次出访，她都能凭借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外国友人的尊重。她一次又一次地用事实证明了，当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她回来的决定，是没错的。

工作之余，宋庆龄也没忘记关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她听说毛泽东有靠床办公的习惯后，就派人送了个大枕头过来。一向不爱收礼的毛泽东，硬是收下了这个暖心的礼物。

周恩来病重时，宋庆龄也跟着大伙儿一起着急。她听说周恩来吃不下什么东西，只是偶尔能吃一点鸽子蛋。于是她就在自己的鸽笼里四处找，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出5个鸽蛋。她把这5个蛋用纸巾包好，交到养女隋永清手里，让她在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要碰坏了。

可以说，晚年的宋庆龄不只是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成曾一起努力过的同志和战友，还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弟弟。她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着他们。

（由左至右）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1981年5月29日，88岁的宋庆龄因病逝世，人们以国葬之礼将她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一向低调的她，早就立下了遗嘱，她没有选择和孙中山合葬，而是选择陪伴父母，她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一个女儿的孝心。生前她选择了做一个为民族努力的斗士，无法对父母敬孝，死后她要陪着家人。

此后，每一年的5月29日，她的墓前都会摆满鲜花，人们以这种方式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表达自己的崇敬。如果说她曾经只是那个站在孙先生背后的女人，那么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女性，她与丈夫一样，受到了大家的爱戴。

葬礼结束后，上海市机关事物管理局的同志负责整理宋庆龄的遗物。他们打开宋庆龄的保险柜，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的财物，却有两封信。这两封信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1949年邀请她北上的那两封信，原来她珍藏了这两封信32年。

工作人员看到信件后，无不动容，马上把它们上交给了中央档案室。正是因为宋庆龄的保存，我们如今才能看到这两封信的原稿。信保存得很好，字迹仍可见，那个当初被毛泽东修改过的“略”字，也还在。

这两封信见证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宋庆龄的革命友情，也是宋庆龄一生功绩的证明，她用一言一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如今，写信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收信人宋庆龄，送信人邓颖超都已离我们而去，但山河无恙，这个盛世如他们所愿。谨以此文纪念这群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