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曹操为什么不篡汉称帝？--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曹操虽有条件和能力，但始终不篡汉称帝，究竟为什么？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首先，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并且他异于常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在“临界点”戛然而止，没有“得陇望蜀”之欲。举孝廉时才20岁，因担心自己年青，又不是“清流”、“处士”出身，怕被别人看不起，只想做一个地方官，用自己政治教化的显著政绩，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这一点他任济南相时做到了，但其中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宦官。为避祸及家族，他托词辞职回乡，“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而国家多事，边塞诸侯谋反，黄巾军风起云涌，遂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此时最大愿望是做个“征西将军”，“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第五十六回）。之后，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基本荡平群雄，随之也升迁为丞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操是属于“自知者明”之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已达顶点，“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这恰好说明和证明了为什么当时只有他才是如史学家陈寿所说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其次，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博学多闻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尤其在道德观念、礼仪规范等方面，以儒家教诲来约束、要求自己。病逝前，孙权致信愿俯首称臣，属下也乘机再次劝谏“顺天应人，早正大位”，他又一次明确宣布“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他常用齐桓公、晋文公、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蒙恬等人的典型事例来警诫自己，甚至当读到有关他们的书时，“未尝不怆然流涕”。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自律，知恩图报。他说，从祖父到本人，祖孙三代都很受信任，担任重要的官职，连同子桓（曹丕）兄弟这一代，都超过三代了，如此累世隆恩，我怎么敢有“不逊之志”呢？

第三，曹操不仅有明确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能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准确判断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要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曹操当即拒之，并告诫他们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3）即使在自己生死攸关之际，也不贸然行事，比如他发现御医吉平欲毒杀自己，并由此发现汉献帝破指密授给董承“殄灭奸党”的衣带诏，便与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程昱上谏，曹操就采纳了他的话，终止了自己不理智的行动。

第四，其实，说到底，曹操也并不是什么“贞节烈女”，他在有生之年所以不篡汉自立，并不是因为他是汉天子的忠实保卫者、守护神，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他虽然看透了汉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是早晚的事，但现在时机未到，主要是雄据江南的孙权、偏据西南一隅的刘备两个集团，不仅非一时能克胜降伏，而且他们还时时刻刻在伺机进犯；如果此时代汉自立，不仅取消了原来自身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反过来增加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御我的口实，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二是他看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正因如此，他才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事实证明，朝廷内忠于汉室的大臣尚不在少数，就是说还未形成“群卿同欲之势”，故如上述他劝阻王芬、许攸所说的那样，废立尚不可行，自立更不待说。三是他自诩“孤为周文王”，其实还有另一深层含义，那就是象周文王那样在自己身前尽量削平群雄，增强国力，以为后嗣者一统天下，统御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这一点，曹操的有些谋士曾看出了一些端倪。

有这样一句哲言：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本能；知道自己不该要的，是智慧。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愤恨去诅咒曹操“奸邪篡逆”，但曹操毕竟在事实上没有“代汉帝而自立”，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有自知之明的智慧之人。

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

上面我们探讨、分析了他为什么不篡汉自立的种种原由，但做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曹操又该怎么办呢？他既不能游离于激烈动荡的现实斗争之外，又不能象文人雅士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别无他途，曹操只能义无返顾地祭起权利的大纛－――挟天子以令诸侯。欺君篡政的确切涵义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人们抨击曹操的主要口实，也是说他奸邪祸国的主要依据。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曹操的主观愿望，同时也是客观形势所使然。

其一，汉献帝继位时方才九岁，是被董卓废却其兄少帝后而扶上皇位的，董卓以虎狼之心专断朝政，少年献帝自然是掌中之玩物。王允设计除掉董卓，但献帝又陷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肆意作践的骚乱之中，其间颠沛流离，饱偿困辱，甚至被劫持，休说保持皇帝尊严，就是自身生命安全也时时有不虞之忧。就在面临绝境之时，兵威将雄的曹操从山东赶来护驾，自此献帝脱离厄难，但时年也仅15岁，既无亲政能力，又经数年朝廷变乱，缺乏亲政基础，故而此时曹操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势所必然。

其二，献帝虽然过上了暂时安定的日子，但群雄尚在，各地诸侯拥兵自立，尤其是迁都于许的第二年（197年），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术即僭越称帝，真正统一天下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曹操担负。而曹操除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之外，“假天子之名以讨不臣”，自然更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名正则言顺，言顺事乃成，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收张绣、张鲁等，除孙权、刘备之外，可以说基本上荡灭群雄，扫平天下。

其三，曹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杀伐无数，既在统一国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树敌多多，欲置其死地者当不在少数。挟天子以“能”令诸侯者，关键是兵权，是枪杆子、刀把子。故而曹操率直坦诚地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而且还有更重要一层：“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第五十六回）

其四，从东汉的历史来看，皇室一直处于颠簸动荡之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轮番操纵天子，专断朝政，皇帝处于两强之间，只能苟活度日。我们不妨简略追溯之。公元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次年（77年）大臣窦宪之姊立为皇后，窦宪也被任命为郎。公元89年章帝之子、年仅十岁的刘肇继位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其弟窦宪以侍中操纵朝政，因其弟兄横暴京师，胁迫和帝，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氏。郑众以功封鄛乡候，为东汉宦官参政之始。和帝死，其皇后邓绥先后迎立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她本人临朝执政，使其兄邓骘居要职。因其权势熏天，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定议诛灭邓氏。安帝死后，其子刘保继位为顺帝，大将军梁冀的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刘志）的皇后。顺帝死，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先后立冲、质、桓三帝，梁氏一门先后有七候、三皇后、六贵人、一大将军，其权势之隆，可想而知。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议诛灭梁氏，并清除其党徒三百余家，抄没其家资值钱三十余亿。桓帝死，桓帝皇后之父窦武迎立刘宏为灵帝，时年12岁，窦武任大将军，常居禁中，掌握朝政。同以往几任先帝一样，由于外戚胁迫，成年后的灵帝只有借助宦官夺回皇权。宦官也借此专横弄权。为此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但事泄兵败只好自杀。从此宦官得势。由于宦竖横行，造成田野凋敝，仓廪耗空，终于激发黄巾军大起义，把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推到崩溃边沿。灵帝之后即是9岁的刘协登位为献帝，其间何太后与董太后之间势不两立的争斗，大将军何进与宦官蹇硕等十常侍的相互谋杀，在《三国演义》中已有描述。东汉王朝自章帝以来，就是这样在外戚专政与宦官弄权的相互交替中循环往复，形成说不清、解不开、理更乱的恶性循环，而身处其中的皇帝，从汉献帝之前的百余年中的六、七任皇帝，都不过是虚有其名的傀儡而已。曹操顺应了这种历史延续；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汉献帝，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冲破这历史的恶性循环的。

其五，“挟天子以令诸侯”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最早建议曹操这样做的正是反对曹操进封魏公的荀彧。当年，曹操在山东，闻知天子车驾已还洛阳，与众谋士商议“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是荀彧第一个向曹操进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第十四回）。曹操很高兴地采纳了这“不世之略”。这“不世之略”的真正意义就是“奉天子以从众望”，换言之，质言之，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虽然借此残酷地镇压了阴谋反对他的人，如伏皇后，董承等，但也假此扫灭群雄，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北方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战争的直接摧残和蹂躏，获得了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喘息之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功绩的；汉天子虽然依旧是名义上的皇帝，失去了皇家应有的威势，但也从李傕、郭汜之乱中挣脱出来，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困辱不堪的痛苦流离生涯，比较起来亦算是幸事。

就其对待君主的态度来说，曹操与诸葛亮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诸葛亮不分大事、小事，一律自己悉心处理，为的是在对刘氏父子问题上，怕别人不如自己尽心。诸葛亮因此而被活活累病死在前线的军营中，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此可谓“敬君代政”。欺君篡政与敬君代政，从性质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从实际做法与客观效果来看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把皇帝做为最高名誉领导人，而他们自己才是最高决策者。所以在这一点上，二人之间可以划等号。不但如此，有时“敬君代政”反不如“欺君篡政”。比如刘禅实际一直做着“安乐公”，但有时也听信谄言，胡乱下诏。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时，连取胜利，曹军大司马、征西大都督曹真屡被诸葛亮挫败，因不堪败辱而病亡，诸葛亮正要乘胜进击，后主刘禅忽诏令“班师回朝”。诸葛亮明知后主“必有佞臣在侧”，但又怕担“我如不回，是欺主”之名，尽管“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只好忍痛撤回。请看，在如此重大问题的如此关键时刻，因“敬君”而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次“日后再难得”的机会，此“敬君”可取否？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考虑，这种“敬君”实际上是“忠君”还是“害君”？想不言而喻。

【作者】玫瑰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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