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这七八样

考场作弊三大招　　

     前辈们很厉害，中华作弊五千年，总结下来三条纲要——贿买、枪替、夹带。

　　贿买即收买主考官。此法在隋朝效果不错。但到了唐，武则天发明了“糊名考校法”，把考卷上的考生名字蒙上，评卷的人认不出。考官通过名字给考生加分的可能性没有了。名字看不到，从字迹上来辨认可否？“誊录试卷法”又堵住了这条路。糊名后，官方派人将考生试卷再抄一遍。文章内容一样但外貌特征变了。    

　　更保险的做法是跟主考官设定“关节”，考官和考生在考试前约定暗号，比如试卷上第六十四字写“泪”，第八十九字写“悲”……考官留心试卷，靠关节暗号一找一个准儿。

　　当然，关节对得不好也出现过关节炎：光绪十九年（1893）浙江乡试，周福清贿赂主考殷如璋想为儿子周用吉求个功名，派家仆陶阿顺送礼，说好暗语“宸忠、茂育”四字。陶阿顺缺心眼没办好，事情败露，周福清坐了八年牢，家运从此败落。这个周福清就是鲁迅的爷爷，周用吉是他爹。把“周”字拆了，就是“用吉”。

　　关节炎容易出事，最保险的是“枪替”，就是找人代考。后世的“枪手”一词即源于此。此法所以行得通，原因是古代没有照相术，准考证上外貌特征描述极其含混，所以此法风行。比如1898年浙江府试，某考生日记曰：“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会稽人共十图。”这里的大哥不是日记者的真大哥，乃考场枪手也，真实的大哥已到南京上学。日记作者是周作人，真实大哥是鲁迅……    

　　这作弊法虽安全有效但普及不了，既然有水平当枪手，干嘛不自己考取功名？求人不如求己，于是个人作弊登场了。但是偷看隔壁的试卷可惜在古代行不通。那时的考场一人一个房间，只有自带小抄。

　　小抄怎么带进考场？明代艾南英曾描述过科举的试前检查：“试之日衙鼓三通，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解衣露立，左手执笔砚右手执布袜……”考生要穿单衣单裤单鞋，摸完脱下来检查身体，衣服把缝拆开，皮袄不能有挂面，砚台不准过厚防有夹层，笔管要镂空，用瓷制水注，蜡台要空心通底，吃的要切开，装文具考篮要能看到里面。就这样还是有人作弊——把小抄塞身体里！    

　　检后进小号答题，小号里可以上厕所，来回巡视的考官很难发现。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考场边上还有个叫“明远楼”的炮楼，考官蹲在里面居高临下监视，发现之后把私人厕所统统改成公厕。

　　如此一来，真的再难作弊。不过世事无绝对，个人作弊不容易，官方却开始放水。话说太平天国考试不但不检查，只要填空满了就有名次，有一傻小子得了举人半年没见动静，去官府问怎么安排他，大人哈哈笑答：“那考试是为了祝寿举办的活动，乐呵乐呵就算了。”

避讳有讲究　

　上古时代的文盲们认为名字是身体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分析：原始人认为名字有一种神秘力量，被别人知道后力量会被分走。这就是避讳心理的产生。到文明时代则演变成对祖宗、神灵以及权威不受侵犯的尊重。

　　避讳大概起源于周，战国开始发展，秦汉时代形成制度，至唐、宋和清不断完善。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说。

　　《说文解字》曰：“讳，忌也。”对帝王或尊长不能直呼其名，遏帝王尊长之名，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秦朝规定：“敢有有弗更，赀二甲。”罚款两套甲胄。《唐律》规定：“犯讳者徒刑三年。”到清朝严重到砍脑袋。

　　帝王或圣贤的名字叫公讳，不管是官名、地名、人名……遇见它必须改。唐朝为避李世民讳，将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称“户部”。杭州旧名“虎林”，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改成了“武林”。宋朝宰相文彦博最悲催，本姓“敬”，因政权交替不停改姓，开始时，避后晋石敬瑭的“敬”改姓“文”，到后汉改回姓“敬”，入宋，赵匡胤的祖父叫赵敬，又改姓“文”。

　　除了皇上，圣人的名讳也要避。从雍正到民国，姓丘的要改成“邱”，胤禛说你们不配用孔圣名字做姓，改！在中国极为少见的音译名避讳：广东有小子叫洪火秀，后来信了上帝，为避神讳将名字改成了洪秀全——因为书里面上帝的名字是：爷火华。

　　避讳中“家讳”规定，父祖之名子孙绝不能用不能说不能写。司马迁《史记》里只要有“谈”都写成“同”，就是避父讳。苏东坡祖父名序，凡遇“序”字都改用“叙”。也有例外，王羲之儿子分别叫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就没避讳。胡适认为“之”是虚词可以不避，陈寅恪说琅琊王氏所以不避是因为他们都信奉五斗米教，这个教派是用“之”来做暗号……

　　史学大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说：“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缺笔，曰空字。”改字：用同义或同音字代替本字。晋朝避司马师的讳最麻烦。“师”这个字意思太多，军队、长官、先生、都邑……所以改字也特多，晋朝用帅、兵、军、众、宰、傅、司、官……一堆马甲，个个都是它，个个都不是它。二是缺笔，用本来的字写，但缺笔画以示尊重。李世民的世就被写成过“卅”，这“卅”字瞅着活像一捆稻草，世民直线沦落成草民。避讳不光中国有，日本明治时代也这么干，几个皇上的名字都缺笔。

　　三是空字，将本字空而不写，或者写“某”字，或直接就写“讳”字。《史记》记载立汉景帝当太子写的就是“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许慎写《说文解字》，“秀”字不解释，只留“上讳”二字。这还不错，最怕是用空格。宋武帝刘裕常年被人写成刘口。除了开国君主的名字终朝不许触犯外，本朝君主七世以内须避讳，七世以上可不避，只有宋规定七世以上的君主名仍须避讳。

　　避讳只是本朝，朝代更替后前朝的避讳规矩就全无了。

流氓文字狱

　　中国每朝每代都会发生文字狱，其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时，对文字就会敏感，进而化作被迫害妄想症。如果是异族统治者，除了敏感症，还会产生环境焦虑症和陌生恐惧症，清初皇帝都这德行。  

  
　　清初第一场文字狱是1660年张晋彦案，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将明之才”一句，认为这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直接斩首。之后是庄廷鑨案。浙江南浔富户庄廷鑨请人修《明史》，在书中发了些牢骚，被金庸的上祖查继佐告发。庄廷鑨已死，剖棺戮尸。过分的是，康熙不只办作者，其家属、参订者、抄写者、装订者、买书的、当地官员……只要与庄廷鑨稍有瓜葛的全办。

　　顺治和康熙这两次文字狱勉强能找到罪名，到雍正开始不讲理。北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奉旨进宫治病，念开场咒语时说“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这是规定贯口，不料雍正大怒，当场砍了脑袋。    

　　雍正的儿子乾隆，也就是爱新觉罗·弘历倒没什么文化自卑感，乾先生不但识字，还会写诗。不但会写，量还大。不但量大，还持久。从七岁写到八十八。虽然走的是薛蟠路线，但当快板唱词还是可以的。《全唐诗》一共才四万首，根据《四库全书》统计，乾隆个人诗作高达四万三千首。据说代表作是：楼下锣鼓响叮咚，新娘羞坐花轿中。今日洞房花烛夜，玉簪剔破海棠红。最后一句勉强入目，跟他还没有关系，纪晓岚代笔的。纪先生只是偶尔代笔。礼部侍郎沈德潜才是他的全职枪手，也就是沈枪手，扯出一桩文字狱。

　　沈德潜常年为乾隆代笔写诗。死后，家人给他编纪念文集时，稀里糊涂把帮乾隆代笔的诗拿回来编进书里。乾隆隐忍不发，1778年终于找到了报复机会。这年四月大学士刘罗锅举报说，江苏举人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有反诗，查！查案时发现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序！

　　办！此时沈德潜已死，于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沈德潜先被戳得全身是洞……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事件。不过“清风”一句是后人演绎，《清实录》记载的大逆不道的诗句比清风还反动，“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汉人，流氓文字狱面前，人人平等。满人也别跑！满洲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途穷？又见“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长安是你家？数典忘祖的混账。一脚把世臣踹回了老家黑龙江。

　　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洋人也别跑！广州东印度公司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让你们鬼佬来中国做买卖是我的恩赐，不感恩就算了，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于是，洪仁辉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

　　几次流氓后，知识分子彻底老实。乾隆一人毒霸文坛，独自耕耘写啊写，于是又诞生一首代表作：卧梅又闻花，卧石答春绿。

　　（摘自《历史就这七八样》，作者：张发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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