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人的“嗲”和“作”

《爱情神话》剧照

“嗲”这个词，在上海至少已经流行一个甲子了。它原来的意思，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也有人说是“形容撒娇时的声音或姿态”。如：“伊讲起言话来嗲声嗲气。”有的妹妹不撒娇也有天生的“嗲劲”的。是褒是贬，随你看了，而且不同的时代看出来也会不一样。60年代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须批判的；到80年代以后虽坚持上述看法不变的人也有，然却有不少青年女子是欲求嗲而不得了。

据说它是天生的，它像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描写的女人的“态”。更有人说“嗲”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了，“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学也学不来的；后天的据说出生在淮海路陕西路的与生在“下只角”的，是否重点中学出来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嗲”反映了上海一些女子的追求目标和男子的兴趣指向。上海姑娘的“嗲”包含着“可爱、俏丽、伶俐、素养、台型、时髦、摩登、浪漫、迷人、小资”种种元素，从说话的声音、站立的姿态、交际的灵动都会散发出来，令人感动。后来，“嗲”字从相貌性情娇媚引申到做事漂亮、上佳精彩，表示“好、精彩、够味”，如：“伊两个字写得嗲是嗲得来！”

“嗲”这个词到底从何而来呢？它是从上海上岸登陆的，有人认为“嗲”来自洋泾滨英语“dear”，后经过了上海人的改造，已经成为“的的刮刮”的上海话。“嗲”这个音节在老上海话以至普通话中原都是没有音韵地位的。它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市民社会形成市民意识情趣兴起而娩出。

上海人说食物的味道有个“鲜”字，这也是市民阶层中追求享乐细腻化而在吴语中产生作常用词流行的，原来在普通话里也没有相应的词。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不喜欢大打大杀，主张和谐乐惠，于是喜欢“发嗲”的人也就多了，进而把“嗲”字的“娇”引申到赞扬引申到“好”字上去，这是“嗲”字的民间立场。

遇到男孩子开玩笑的“过火”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一句温柔的话：“侬好好较！”再轻一点就说“好好较好伐”如果男孩继续与她“打朋”，或者说一句“侬今朝穿得老性感个末”的话，从前的女孩会轻轻回敬他一句“十三点！”这虽仅是说明她对他印象不错，但多少有点点反感；现在的女孩是进一步了，回应一句：“侬去死──”“侬好去死了──”虽然是说得比“十三点”严重，然听到她这么说，语调一定是很好听的很宽容的，别以为她要与你绝交了，而是说明你与她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上海女孩的一种“嗲”法。

“嗲文化”是江南灵山秀水养成的，故与“土”和“巴”完全相对。“发嗲”又是一种柔美娇媚的阴性风景，所以一旦男性也来“发嗲”起来，便成了贬义，成了“搭臭架子”、故意摆姿态，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意思。如当他要推脱某件事时，便对他说：“侬勿要发嗲了好伐！”。对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挖苦一下，说：“‘嗲勿煞’！侬买根线粉吊杀算了！”“发嗲”又有多种发法，如“发糯米嗲”，“发洋葱嗲”，但没有“发狮子嗲”的。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两大特色。“嗲妹妹”的“反面”就是“作女”。“作”是女子折腾男人使男人颇为难的武器，看惯“发嗲”的上海男人又怎样来看上海女人“发作”呢？ 

“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方言特征词。它的写法是代用的，并没有早期北方话书面语上的出典。哪个孩子不“乖”，整天要这要那，这也不称心，那也不称心，老是对你吵啊闹的，不能满足便是哭，难以对付，就摇摇头叹一声说：“迭个小囡真会作！”

由此可见，“作”也是一种性格，有会作的人，也有不会作的。有的“老人”像小孩一样会“作”。

当今有不少前卫女士，却已以会“作”为荣，因为“作”不是每位女性都“作”得像的，所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内质。她可以自豪地问：“侬看我会作伐？”对面的男士便应声说：“我就是欢喜作的女孩！”“作”竟会成为择偶时接到的一张靓牌。一次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节目中，主持人出题问到“你会作不会作？”时，六个女嘉宾即征婚姑娘有五个都说自己会“作”，只有一个说不会；而对方男嘉宾竟个个说喜欢“作”的姑娘。爱“作”，这也可谓沪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作”，大概可分它几类。一种是内向的，自己觉得老是万事不称心，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今天去付定金买了房子，明天又去退掉，常常自作自受，可谓“作茧自缚”型；还有一种是十分外向的“吵闹折腾”型，人来即疯，有回音了她就来劲，缠着别人没完没了论理；最常见的当然是那种“和风细雨”型，毛毛雨下个不停，以时间来算，长作三六九，短作日日有。未知那些男孩子喜欢哪种类型？

但是，有一点已很明显，对于“作”的感受在今天的上海，大势已从“令人讨厌”发展到“为人接受”、“讨人欢喜”了，这真是180度的转变。年轻人对“横不对竖不对”的“作”的观念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想来，“作”这个词词义的中心义素并没有变，有认识上的差异的是它的附项意义，或者说对那些表示色彩意义的义素看法上有了差异。与另外一些词语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不再是一边倒，在理解上一元的非好即坏，而是可以从原来的贬义深处窥见它的褒义，真正的一分为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