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怀想天空


1976年,43岁的桑塔格已是耀眼的文坛偶像:因《反对阐释》系列文章备受瞩目,从癌症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正投入到自己另一部代表作《论摄影》的写作中。那是个“造星”的年代,桑塔格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相貌出众,受到热情追捧。


同年,刚毕业的努涅斯还没有成长为后来的知名作家,只是《纽约书评》的助理编辑。机缘巧合下,努涅斯被癌症恢复期的桑塔格雇佣,作为助手替身体虚弱的她回复信件。这段近两年朝夕相处的珍贵经历,时隔30年,最终呈现为这部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回忆苏珊·桑塔格》。


桑塔格终生践行着她的信条——作家是一项天职。看看努涅斯笔下日日苦读,整夜写作的桑塔格就知,她终生视写作为最严肃的事情,那是一种使命。为此她不惜放弃唾手可得的高校教职,尽管那意味着稳定的收入与生活保障,但她觉得那是在出卖自己。


安妮·莱博维茨拍摄的桑塔格身穿小熊睡衣在写作


她精力旺盛,至少每天读一本书,而且极其刻苦用功,为写一篇随笔要看上一架子的书,花数月时间写了再写,用完整整500张打字纸,才完成一篇20页的文章。对此,努涅斯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整宿熬夜,周围堆满了书籍和论文,开足马力,烟一支接一支抽着,阅读,做笔记,重重地敲击打字机,拼命,求胜心切。她要写出A+的文章。她要名列班级前茅。”


她无疑极大鼓励了怀揣写作梦想的年轻的努涅斯。当三十多年过去,桑塔格去世,努涅斯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作家,她终于开始动笔追忆桑塔格。


在这本书中,努涅斯回忆讲述了桑塔格的中国情结,以及与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交往。


约瑟夫·布罗茨基与苏珊·桑塔格,1979年


关于苏珊·桑塔格,我最早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一直迷恋中国。她父母都与中国交往深厚。桑塔格的父亲杰克·罗森布拉特1921年第一次出差去中国时才16岁。后来,杰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功成毛皮公司;他和桑塔格的母亲米尔德里德1930年结婚;两人去过几次天津,后在那里生活了几段时间;而杰克公司的总部就在天津。


我第一次知道苏珊·桑塔格与中国的情感联系是看了一篇自传体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并对这篇短篇小说赞叹不已。第一次碰巧读到它的那个四月,我正在《纽约书评》当助理编辑。桑塔格是《书评》的常驻作者。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段,她开始写作那些精彩的系列文章,先在《书评》上发表,后合成她那本获奖著作《论摄影》。


1977年《论摄影》出版时,桑塔格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两年前,42岁的她被诊断出转移性乳腺癌,为此她做了根治性手术和一段残酷的化疗。她在手术恢复期间,雇了我几天,去帮她打字,回复信件。我们在曼哈顿上西区她公寓的卧室里一起工作,她在床上,我坐在她的书桌前把她口授的信打出来。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遇见了她儿子、后来当了记者的戴维·里夫;那些日子,戴维部分时间住在他母亲的公寓里,部分时间住在他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里。那是1976年的春天。我和戴维开始约会,当年夏天,我们成了一对情侣。我搬进了公寓,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美国公众的良心”--苏珊·桑塔格


约瑟夫·布罗茨基当时只有36岁,但艰难的生活,烟瘾重,还有心脏病,都让他显得苍老。他几乎全秃了,牙也一颗颗在掉,肚子很大。他每天都穿同一件脏兮兮、又肥又大的衣服。但在苏珊看来,他非常浪漫多情。这是一段持续到1996年他去世的友谊的开始,在最初的那段时光里,她深深地迷恋上了他。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过包括W.H.奥登和安娜·阿赫马托娃等人的赞美。


约翰·伯格对话苏珊·桑塔格——讲故事【文学/艺术】


他也是一名英雄,甚至是一名殉道者:一位为了自己的艺术而蒙受犯人般折磨的作家。人人都清楚他会获得诺贝尔奖。苏珊为之倾倒。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不断提炼的双关语(“Muerto Rico”:努涅斯解释说,这是约瑟夫·布罗茨基说的一个糟糕的双关语,改写自Puerto Rico。在西班牙语中,Muerto 表示“乏味、没有生气”,Puerto Rico 即波多黎各。),还有他即兴的妙语(“如果你想被别人引用,就别引用别人”)中,她都看到天才的闪光。她偏爱他对托尔斯泰长篇大论的抨击(他认为托尔斯泰“根本就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以及他怪异的文学判断(纳博科夫的作品“腌浸得太厉害”)。她能够原谅他的粗野。


“既然我这事完了,”苏珊说,指她的乳腺癌(尽管当时她仍在接受治疗),“我就想着两件事:我想工作,我想找些乐趣。”约瑟夫就是乐趣。他有一种迷人的、嘴唇紧闭的、近乎呜咽的笑,而且他经常笑。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诗人是人类上等阶层,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但他不是个自命不凡或孤芳自赏的人。他慷慨大方,天生多情,他喜欢开开心心——开心的时候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分享就更开心——他有那种恶作剧的、男孩似的幽默感。他喜欢猫,有时,他会喵喵地跟人打招呼。那时,戴维有辆车,我记得我们四人开车在曼哈顿兜风,四根烟抽着,满车都是烟,还有约瑟夫低沉、喋喋不休的声音,以及滑稽、高调门的笑声。



布罗茨基和猫,1991年


他想写随笔——不是用他的母语俄语,而是用自学的英语。(他已经开始用英语写了几首诗。)像苏珊一样,他也会为《纽约书评》写稿。在早期那几篇《纽约书评》随笔中,苏珊看到了一如既往的天才的标志,不过她也看到了不足。他似乎真诚地渴望知道她的看法,但她左右为难。她想实话实说——认定自己义不容辞要实话实说——可是她不知道他会如何接受。最后,她认定他不会平静地接受。她不能批评,只能表扬。但那就有违她的良心了。她有一次想让我做她的代言人(“如果他认为这是你的观点,也许会更容接受”),但我拒绝了。


然而对她的感受,他不是那么细心。一次,她试着解释她为何宁愿完全不写评论文章,而只写小说(她长期以来的遗憾),她说:“我讨厌那么辛苦地工作,我想要歌唱!”约瑟夫看过她的一些小说,他劝她:“苏珊,你得明白,能唱歌的人可是凤毛麟角啊。”


他还劝苏珊不要收藏那么多书。对一本书唯一恰当的处理方法是:一看完就送掉。


“苏珊,苏珊,等等,请闭嘴,我在说话呢!”他总要成为关注的焦点,说话最多的那个人。虽然听他说也总是很愉悦,不过,我还是常常在与他道别后才开心起来,这样我就能不被打断地听苏珊要说的话——反正对我而言——她的话通常更清晰明了,更具启发性。有很多话题——比如电影——她比他懂得多。


我有必要说聆听他俩是莫大的荣幸吗?追忆往昔,我只希望我当时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或者,至少我能找到一种让记忆不那么痛苦的方式。



我曾读过约瑟夫1973年出版的诗作的英译本,由奥登作序,并献给奥登,表达对他的怀念(他于同年去世)。我还记得在340号最令人激动的那首诗是《致约翰·多恩的哀歌》。但当时就让我魂牵梦萦的是“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第十章中的这一行。现在仍然让我魂牵梦萦。


那时候,苏珊和戴维最爱吃的就是寿司(是他们让我认识了这种食物),和他们俩或其中一个出去吃饭,通常意味着去哥伦布大道两家日本餐馆中的一家,或市中心某家稍微高档别致点的餐馆。


当然,如果是和约瑟夫,那就得去唐人街。我还记得一天晚上,他的筷子上荡着一段海参,满脸微笑面对饭桌上每个人。


...


(选自《回忆苏珊·桑塔格》,作者: 西格丽德·努涅斯 译者: 姚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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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苏珊·桑塔格的两段人生:童年时想象中国,青年时相遇布罗茨基发布于2024-04-03 1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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