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源源：论吕祖谦的历史编纂学成就——以史书体裁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吕祖谦对编年体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所撰《左传》研究编年体系列著作，叙事完整，重视史论；编年体史书《大事记》将一书分为“大事记”、“通释”、“解题”三部分，融合了编年与纪传叙事方法于其中。对其他史体也多有创新，其中于人物传记创立了“以文存人”的编纂方法，于类书分设“制度”与“详说”，于史钞创新了“简汰而刊削之”的编纂方法。吕祖谦的历史编纂特点，主要体现在综合运用多种史书体裁，高度重视史书体例，以及历史编纂多为“始学者设”等方面。

关键词：吕祖谦；历史编纂学；体裁；体例

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从一定程度而言，即是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白寿彝先生指出：“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①]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往学者对于吕祖谦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或者是主要集中于对其具体史著历史编纂成就的研究，或者是泛泛综论其历史编纂学的内涵与特点。[②]本文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体裁、体例方面对吕祖谦的历史编纂学成就作出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编年体的创新与发展

编年体是传统史学中最早出现的史书体裁，它以时间顺序编年系事。从《春秋》《左传》问世以来，编年体一直不断得到发展；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诞生，则是这一传统编年体的新发展。吕祖谦的多部历史撰述都是采用编年体，在具体治史实践中对于编年体多有创新和发展。纵观吕祖谦的编年叙事成就，一是以“左氏三传”（《左氏博义》《左氏传说》和《左氏续传说》）为代表的历史撰述对于《左传》编年叙事的发展；二是所撰《大事记》对于编年体的创新。

 1，发展《左传》编年叙事法

吕祖谦重视研究《左传》，应该与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有关联。吕祖谦认为，自《左传》创立编年体、司马迁《史记》创立纪传体以来，“纪传之体常不绝。至于编年之体则未有续之者。”[③]直到《资治通鉴》问世之后，才改变了编年体史书撰述长期沉寂的局面。吕祖谦不但认可《资治通鉴》的编年叙事，“独《资治通鉴》用编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虽不若纪传之详，而国家之大体，天下之常势，首尾贯穿。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而且肯定其编年叙事法是直接效仿《左传》而成的，“余尝考《通鉴》效《左传》，而《目录》仿《春秋》，此司马公不言之意也，余固发之。”^[④]并且指出《通鉴》在内容上也是与《左传》衔接的，“温公作《通鉴》，正欲续左氏。左氏之《传》终云“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左氏终于此。故《通鉴》始于此。”^[⑤]随着《资治通鉴》的撰述成功，不但因此兴起了一股《通鉴》研究的热潮，南宋时期出现了一批《通鉴》的仿作、续作和改编之作，而且《通鉴》所仿效的《左传》一书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前者的代表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后者主要代表就是吕祖谦。

吕祖谦非常推崇《左传》，认为“《左氏》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也。”[⑥]吕祖谦一生治史勤奋，撰写的史书很多，可谓著述等身。其中尤以对《左传》用功最勤，流传至今的《左传》研究系列著作主要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和《左氏类编》，另有《左氏统记》、《甲午〈左氏〉手记》、《左氏纲目》等篇幅较短的文章，是南宋以前《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吕祖谦的《左传》研究系列著作，在体裁、体例上对《左传》的编年叙事作了重要发展。

首先，重视叙事完整性。编年体叙事最大缺陷在于对跨年跨代的大事难以作出完整的编年系事。吕祖谦的《左传》研究系列著作，通过精心编目和剪裁，将《左传》传文拆分成一个个事件，在每一段传文后加入典故和注释进行议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编年体事件不完整的缺陷。“左氏三传”最先成书的《左氏博义》，其编写就明显具有这一特点。以《左传》中《隐公·元年》条为例，吕祖谦将其分为两个篇目，分别是《郑庄公共叔段》和《周郑交恶》，而对该条中“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后的内容则阙而不录。《隐公·三年》和《隐公·四年》的传文，吕祖谦将卫庄公之子卫州吁杀卫桓公自立之事，合而为“卫州吁”条，再行议论。这种叙述重视事件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议论总结，进一步完善了《左传》叙述的完整性。“左氏三传”中最后写成的《左氏传续说》，编目更为详尽。该书是吕祖谦对《左氏传说》中，“意犹有所未尽，或补遗，或驳正者，故谓之‘续说’。”^[⑦]其中第一卷《隐公》条就有三十五条编目，其前书有论述者则从略，如“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卫州吁弑桓公而立”等条，仅是一笔代过，未加详述。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⑧]，因前二书没有涉及，便加以详述。《左氏传续说》的编目达上千条之多，而《左氏传说》才不到两百条。尽管如此，《左氏传续说》的叙事特点，则是注重简洁凝练，摈弃空谈，“盖祖谦邃于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⑨]

在“左氏三传”之外，吕祖谦还编纂了《左氏类编》一书。该书与“左氏三传”在体裁上有所不同，它比较接近于类书。《直斋书录解题》、《玉海》、《文献通考》、《宋史》等都对该书有收录，而《四库全书总目》却没有收录，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该书“久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颇无可采。”^[⑩]不过，这部书的价值和影响虽然不及“左氏三传”，但在体例的编目上也颇有特点。该书前有“年表”，将《左传》中的诸侯征伐会盟等大事以纪年形式记录下来；后有“纲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春秋释例》《汉书》、杜预《春秋序》、吕希哲《发明义理》、谢良佐《与胡安国书》等书中的材料而成。其正文将《左传》分为十九目，依次为：周、齐、晋、楚、吴越、夷狄、附庸、诸侯制度、风俗、礼、氏族、官制、财用、刑、兵、地理、春秋前事、春秋始末和论议。事目清晰，分类详尽是其突出特点。

其次，重视阐发史论。吕祖谦对于史论和叙事在编纂上的不同要求有深刻认识：“大抵论事之体与叙事之体不同。叙事者载其实,论事者推其理”。^[11]记载史事的编纂要求是“载其实”，阐发议论则要“推其理”，吕祖谦根据史事和史论的不同编纂要求，于体例上分设不同篇目。吕祖谦的《左传》研究系列著作，普遍都重视史论，按照吕祖谦的说法，就是重视“论事”。从吕祖谦《左传》研究系列著作所设撰述体例来讲，每叙一段传文，除去增补典故，再就是发表议论。故而重议论，是吕祖谦《左传》研究系列著作在体裁上所呈现的又一显著特点。

相比较而言，在吕祖谦的《左传》研究系列著作中，《左氏传说》“论事”色彩最浓厚。四库馆臣针对该书评论说：“《博议》与此书皆据事发挥，据陈得失。此书尤为推阐详尽。”^[12]这就是说，吕祖谦早年成书的《左氏博议》就具有“据事发挥，据陈得失”的重“论事”的特点，而之后写成的《左氏传说》则更是“尤为推阐详尽”。这六字，说出了与前书的差异。吕祖谦《左传》研究系列著作的“论事”特点，该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左氏传说》的基本体例，是以《左传》中鲁国十二公为次序，总结其大要后进行编目，再行议论，行文以作者议论为主。以《隐公》为例，吕祖谦将《左传》中隐公共十一年的记载列为以下条目：“祭仲谏郑庄封叔段/石碏谏卫庄宠州吁/师服谏晋封桓叔/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羽父请谥与族/滕薛来朝争长/郑庄因入许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协/息侯伐郑”。^[13]其中“师服谏晋封桓叔”是发生在“桓公二年”的事件，其他的编目大致符合《左传》之记载的先后顺序。之所以会将桓公二年“师服谏晋封桓叔”之事编入隐公时期，显然是以类相分思想的体现。虽然不太符合编年叙事惯例，却有助于体现事件的完整性。从所列隐公时期事件史事编目来看，《左氏传说》的历史叙事，已经大大突破传统编年叙事法，而是比较接近于纪事本末体或者纲目体了。

    2，《大事记》对编年、纪传的融合

吕祖谦推崇《左传》和《资治通鉴》的编年叙事，却也认为编年与纪传二体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他说：“然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14]既然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时之事”与“一人得失”上，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冲突，那么便可在编纂方法上互相融合。吕祖谦的《大事记》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却很好地将编年与纪传的方法加以融合。

《大事记》全书包括三个部分：“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该书名之由来，乃效仿“司马子长《年表·大事记》，盖古策书遗法。”^[15]吕祖谦所提到的当是《史记》中的“十表”。他之所以取法“十表”，一是体裁的需要，“十表”以时间为序排列史事，将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载入列传的人物反映出来，《大事记》以年月系事，并标明每一条材料所出之处，亦是要于纷繁史料中辨明去取之义，与“十表”旨趣类似；二是推崇司马迁的史法，《大事记》中的史法多遵循《史记》，吕祖谦在书序中说：“书法视太史公，所录不尽用策书凡例云。”^[16]

《大事记》吸收《年表》的编纂特点，宋人吴学谨在整理《大事记》时已经注意到：

《大事记》者，史迁表汉事之目也，以事系年，而列将相名臣于其下，盖不但存古策书之法而已。特其体统未备，犹有遗恨。班固表公卿百官，详于拜罢，而置大事弗录，失迁意远甚。太史先生是书，名袭迁《史》，体备编年，包举广而兴寄深，虽不幸绝笔于征和，而书法可概见。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矣。《通释》，是书之总也。《解题》，是书之传也。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17]

吴学谨认为，班固的《百官公卿表》只是详于官员的官职与任期，并没有继承《史记》中各《年表》的精髓，《大事记》则是吕祖谦继承司马迁史意并加以发挥而成的，其中“大事记”为主干，“通释”为纲目，“解题”为解释说明。吕祖谦在阐发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说道：

《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至于畜德致用，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次辑之际，有所感发，或并录之。此特一时意之所发，览者不可以是为限断也。^[18]

“大事记”、“通释”、“解题”吸取了编年、纪传二体所长，“大事记”列出事目；“通释”以简短篇幅反映一代政治、社会风貌；“解题”则以初涉史学的学子为对象，务求通俗，以普及基本的史学知识。其中对于诸家史书的异同优劣之处多有辨析，同时对于典章制度等亦用心颇多，因而既可以作为初学者读史入门所用，又可为博览诸史者由博返约之用，无怪乎吕祖谦叹道：“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

“大事记”纪事以《春秋》之后的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18年）为始，采取了《鲁史》《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通鉴》《稽古录》《通鉴外纪》等书中的记载，至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而止，其述“不以笔削而自任，故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以自附于‘述而不作’之义。”^[19]这也是吕祖谦效法司马迁之处，仅将对史事的感触以论赞设于“解题”之下，正如他本人所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20]吕祖谦慎于褒贬，却亦是与《史记》一般“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如吕祖谦重视吸取秦朝暴政至于二世而亡的教训，却只是注重陈述事实，而非恣意褒贬，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目下，记载当时赋役情况：“收泰半之赋。租赋盐铁二十倍于古，更戍力役三十倍于古。（以《前汉·食货志》修）”^[21]虽是引用《汉书》原文，寥寥数语便将秦的赋役之重表现出来。

“通释”的撰述体现了吕祖谦的通史意识。“通释”卷首节录了《易大传》的记述，叙述了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是一个从原始的渔猎业，中经原始农业与商业，再到器具、宫室、文字等的出现，人类由此迈入文明的门槛。从夏启以下到周平王、秦穆公的历史，则节录了《尚书》中的内容，对夏商周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反映。接着又节录《诗序》中有关商周的材料，对商周时期的社会状况作出进一步反映。

《大事记》一书还特列《岁目》一篇，这是吕祖谦融会文史思想在历史编纂上的体现。他将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18年）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一千四百多年按六十甲子的顺序排列成纪年表。《岁目》以下，摘录《论语》材料以记述孔子的生平活动与学术主张，摘录《孟子》材料进而补充了尧到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节录《战国策》的材料记述了周文王到秦并六国的历史，节录《太史公自序》的材料叙述了秦并六国至汉武帝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节录胡宏的《假陆贾对》的材料讨论了汉初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分封制的影响，节录董仲舒的《贤良策》材料阐发了儒家的治世观。

综上所述可知，吕祖谦对《左传》编年叙事法的发展与创新，其主要表现一是通过合理分类事目，从而完整展现史事；二是重视“论事”，所谓“据事发挥，据陈得失”；三是突破编年叙事法，对编年、纪传体裁进行融合；四是重视实用，表现在取材上兼综百家，融会文史，叙述上务求通俗。

二、对其他史书体裁的创新

广泛运用各类体裁进行历史撰述，这是吕祖谦历史编纂的主要特点之一。吕祖谦不但对传统编年叙事有重要创新，而且还尝试使用过多种体裁进行历史撰述。其中《欧公本末》之于人物传记体，《历代制度详说》之于类书体，《十七史详节》之于史钞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创新。

1，《欧公本末》对人物传记体的创新

人物传记是史学著作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在历代正史中又被称为“列传”或“传”。吕祖谦作《欧公本末》时已是其生命的尾声了，“淳熙八年辛丑，定《古周易》十二篇，编《欧公本末》”^[22]。直到吕祖谦去世后，该书才在嘉定年间由郡丞詹乂民刊行，往后再无其他版本，其书流传并不广。《欧公本末》体例精妙新颖，体现了吕祖谦独特的文史观念。其书共有四卷，卷一为欧阳修早年人生和求学入仕经历，另有时人钱惟演、李若谷、李淑、宋祁、段少连、李柬之、王尧臣传记附录其下。卷二为景祐三年（1036年）到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的人生经历，包括受范仲淹改革的牵连贬官为夷陵县令，复为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等事件，有王尧臣、富弼、吕公绰、文彦博、范仲淹包拯、孙甫等人传记。卷三为至和元年（105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欧公的人生历程，主要为编修《唐书》和《五代史》，主持礼部考试，为谏官的经历等，有王安石、司马光、吕夏卿、宋敏求、韩维、吕公著等人传记。卷四主要为欧阳修晚年论著选集及其与友人的书信，有范祖禹、富弼、苏洵、宋庠等人传记附后。据杜海军考证，其书中除欧阳修外，另有九十一人有附传，加上所录文章中墓志铭、碑铭传主、行文中欧公同事，全书共涉及三百多人。^[23]欧阳修一生重要事件及其学术、交游情况跃然纸上，生动详实。正因此，《欧公本末》所反映的不仅是欧阳修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也是真宗、仁宗、英宗数十年间时贤事迹的记述。

从《欧公本末》的布局来看，其编纂特点是“以文存人”，这是对人物传记撰述的一大创新。陈振孙说：“盖因观《欧阳公集》，考其历仕岁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迹，而集中诗文亦随时附见。非独欧公本末，而时事时贤之本末，亦大略可观矣。”^[24]吕祖谦将欧阳修所写的文章、书信、墓志铭、札子等按内容需要编入《欧公本末》中，并注明出处。其书首卷便以欧公第一人称口吻展开，对于欧阳修一生中的重要年份，《欧公本末》还将之编为年表形式，包括景祐元年至四年，宝元元年、二年，康定元年，庆历元年至四年，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至五年，分附于前三卷中，大致是欧阳修二十七岁到五十四岁之间事迹，包含了欧阳修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对于本卷中出现的其他附传人名亦在年表中标明，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2，《历代制度详说》对类书体的发展

《历代制度详说》是吕祖谦撰写的关于历代制度沿革的著作，共有十五卷。其下有科目、学校、赋役等门类，每门分为“制度”和“详说”两部分，“制度”是从历代史书文献中摘录出史料，用以说明该制度起源和演变，并注明每天材料之所出；“详说”部分是对该制度的评论和分析，为吕祖谦所自创。四库馆臣将《历代制度详说》归于子部类书类中，但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应归入到史部政书类，也就是典制体史书类。杨松水认为：“根据彭飞序以及该书内容来看，其所述制度当为史学范畴，而《四库》收录在子部类书类，笔者考虑还是放在史部比较切合。”^[25]李洪波也认为《历代制度详说》“似应列入史部”。^[26]笔者认为，从撰述旨趣来看归为类书更妥，《历代制度详说》“本家塾私课之本”，[27]非有意著述，而政书则更加重视对典章制度的考辨：“品式章程，刊列制度，而旨重数典，非徒记问，如《通典》、《会要》之属，是曰政书，非类书也。”[28]

《历代制度详说》吸收了典制体史书《通典》的编撰体例并有所发展。杜佑的《通典》一共分为九个门类，包括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历代制度详说》则将《通典》的九门扩为十五门，包括科目、学校、赋役、漕运、盐法、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祀事，每门之下按时间顺序记载各个时期的典章制度。

《历代制度详说》分类清晰，详略得当，涉及到其他门类时，通常不重复叙述。如《漕运》下有“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穀、洛水达于河，通于淮、海”，^[29]其下小注曰：“详见《汴漕》门。”^[30]在《汴漕》门下，吕祖谦引《隋志》语：“炀帝开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31]相比于鸿篇巨制的《通典》、《通志》等书，《历代制度详说》对所引材料的归类更为集中和详尽，这就为学子研习记诵提供了方便。

《历代制度详说》于史论的编排上也有所创新。不同于一般类书不著史论，《历代制度详说》中《详说》为每一卷所必有，且皆出自吕祖谦之手，史论是这部书的重点之一。同时不同于《通典》中论述夹于行文中的作法，《历代制度详说》中将史论与制度叙述区分开来，这对于制度这一部分来说，叙述更加明快流畅；对于《详说》这一史论部分来说，议论则可以更加明确深切。这种编撰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更是将《历代制度详说》中的“制度”、“详说”二类发展为“文”、“献”、“考”三类，将历代制度沿革、各家论述、作者对该制度的议论区分开来。

    3，《十七史详节》对史钞体的创新

关于史钞的起源和发展，前人多有论述。^[32]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学者们认为史钞出现在战国时期，《史记》中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33]这种因“不能尽观”而将《春秋》“采取成败”的做法，即是较早的史钞形式。之后随着史书的丰富，史钞作品不断出现，至宋代迎来繁荣时期：一是史钞数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出现的史钞类作品就有74部，其中沈枢的《通鉴总类》、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杨侃的《两汉博闻》、洪迈的《史记法语》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二是目录学上史钞从杂史、别史、史评中独立出来。“早在北宋初年编成的《龙图阁书目》中已将史钞独立设目”^[34]，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设“史评史钞”类，《宋史·艺文志》中史钞也是独立类别，这是史钞类作品不断发展的结果。吕祖谦的史抄类撰述有还有《十七史详节》《两汉精华》等，尤以《十七史详节》最能反映出其编纂成就。

一般而言，史钞作品有的是在旧有史书体裁上加以改造创新，有的是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门别类，更有的不受体例限制随笔杂抄的。^[35]但《十七史详节》却基本保留了十七史原书的目录，并没有随一己之意加以重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读书，必贯彻首尾。即所删节之本，而用功之深至，可以概见。”^[36]“附存其目”，有助于保存旧史目录；“贯彻首尾”，可以避免“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37]吕祖谦把从《史记》开始到《五代史》为止的纪传体史书节录下来，将从黄帝开始到宋以前的历史加以整理，从而做到了“自首至尾，无失其善”[38]的目标。

纵观《十七史详节》在具体史体上的创新，主要有如下表现：其一，增补和删减旧史目录或内容。如开篇《五帝纪》前增入《司马苏刘增革皇帝纪》《小司马索隐补三皇纪》《苏子古史三皇纪》《刘祕丞集庖牺以来纪》；《东汉书详节》加入刘昭补入的司马彪“八志”，置于纪后传前。《晋书详节》删去《地理志》《舆服志》《五行志》，《后妃列传》内容删减近半，其他《列传》也删减不少。两部史书都有记载者，保留目录，内容只载于一书。如《史记详节》对高祖以下本纪只记载“太史公曰”，将列传中的“张丞相苍”和“季布、栾布”条“事、赞并同《汉书》”^[39]，避免与《汉书》的重复。

其二，注重史论的记载。《十七史详节》对史书中“论”、“赞”、“史臣曰”等史论的内容基本全部保留，这就在篇幅上保证了史论的充实性。《详节》中的史论来源非常丰富，并不局限于史书本身的论赞。如《史记详节》引用的史论，包含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以及司马光、胡寅和杨时的相关评论；又如《汉书详节》将班固《叙传》中的内容附于各目之下，以发挥史论的作用。

其三，重视对注解性内容的选取。宋代以前关于十七史已经出现不少史注名作，补充史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训释史文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吕祖谦充分吸收以上名家的注书，帮助后学释读研究史书。为了克服解说过于繁杂之失，《十七史详节》重视对注解性内容的选取，基本原则有二：一是多个注解只选取一个节录。如《史记·三代世表》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吕祖谦只保留《索隐》第一条注释，而对于《索隐》和《正义》的文字训释则阙而不录。二是对于有的注解阙而不录。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实增补和考订非常出色，吕祖谦的《三国志详节》对裴注多有引用，却也明显有选择性，如《武帝纪》中裴注大量引用的诋毁曹操的《曹瞒传》的内容就并未收录。

其四，重视运用“互注”形式标注。如在《汉书详节》中《武帝纪》下的互注中，摘录的内容就分别来自《昭帝赞》《宣帝纪》《王子侯表》《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艺文志》《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梅福传》《魏相传》《儒林传》《欧阳生传》《循吏列传》《匈奴传》《西域传》等，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各方面内容。这种“互注”的形式还见于《后汉书详节》和《唐书详节》等篇中。互注对作者要求极高，不但要非常谙熟整部书的内容，而且要对所记载的史实有深刻的理解。

其五，利用注解弥补旧史不足。《唐书详节》和《五代史详节》是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为蓝本节录而成，但在史论部分往往以“旧史云”的方式增补史事并加以评价。《新唐书·太宗本纪》中有“四年二月丁巳，以旱诏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俘获突厥颉利可汗以献。”^[40]吕祖谦在“四年”之后补入了《旧唐书》所记载的史事，并穿插范祖禹的史论，^[41]有助于读者理解史事。

综上所述可知，吕祖谦于人物史传，创新使用了“以文存人”的方法，不但保留了大量关于传主的文献资料，还通过时人文章反映出一代文人风貌。于类书体史书，吸纳了典制体史书的编纂体例并加以完善，分类清晰，各有详略，重视史论的阐发。于史钞，开创了保留全书框架进行删削的编纂方法，注重史论的选取，并灵活运用注解，使注解具有减少重复叙述、补充史事等作用。

三、吕祖谦的历史编纂学特点

吕祖谦于历史编撰学上取得的诸多成就，总结起来有以下特点：一是善于根据具体情况对不同体裁的史书进行改编和再应用；二是重视史书的体例，对各部分之间的详略、叙述和议论等问题有成熟的思考和运用；三是以学子为主要历史编纂对象，注意内容的平实易懂与方法的引导。

首先，综合运用多种体裁。从目录学而言，史书存在着体裁分类；从历史编纂实践而言，史家往往又会以一种体裁为主，吸收其他体裁的一些表现形式。吕祖谦在史书编纂中，不但灵活运用多种体裁，而且带动了有关体裁自身的发展。一是将正史改编为史钞。吕祖谦在研读正史的过程中，将“十七史”的纪传体史书改为史钞之作《十七史详节》。虽然《十七史详节》基本保留了原书的体例，但其性质却因此发生了改变。二是将已有的史书或史书中的内容改编为历史教材。吕祖谦从《左传》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中脱胎而形成了《左氏博议》这样的历史教材，在其中加入了典故和议论，使之便于学子使用。《左氏传说》则是在《左氏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四库馆臣认为：“《博议》则随事立义，以评其得失。是编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于《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抄录者’，其说良是。”^[42]《观史类编》则是吕祖谦从史书中选择内容，按六个门类进行编写，使之成为诸生所用教材。《春秋讲义》、《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先生西汉财论》都属此例。三是根据撰述需要将史书已有史体改编成其他体裁。如《左氏类编》便是吕祖谦将《左传》改为类书体之作。该书将《左传》中的内容分类摘编，分为十九类，具有类书的性质。吕祖谦还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编为杂史。他参与《四朝正史志》中搜集到的奏议编为《国朝名臣奏议》和《历代奏议》，奏议是一个时期政治、军事、社会的综合体现，“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43]并可以“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44]四是糅合各种史书体裁。编年体史书《大事记》便是结合了编年与纪传二体的优点，“大事记”编年记述大事，“通释”记载要旨和历代名人的议论，“解题”则附事件始末说明。

其次，高度重视史书体例。史家对史书的体例都极为重视，这是因为采取什么样的体例、体例是否严整直接关系到撰述旨趣能否实现。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45]刘氏指出，史书体例失当会导致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失去统一的标准，史书彰善瘅恶的功能便发挥不出来。吕祖谦对史书体例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例创新。吕祖谦的编年体史书《大事记》分“大事记”、“解题”、“通释”三个部分，兼记述、阐释、点评于一体，融编年、纪传为一炉，这是从体例上对编年体的创新；《欧公本末》采用“以文存人”的人物传记方式，以欧阳修为线索，附带介绍其他文人士大夫，并将其他人物的人生轨迹大致记录下来，展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群像；《历代制度详说》则将科举和教育置于典制之首，体现了吕祖谦对教育的重视，其书中对各项制度考镜源流，并在“详说”这一部分评议典制，其中尤其重视这些典制对宋代的政治经济的影响。

二是运用自注。自注与他注不同，它是作者对自己所编撰史书的注释，属于历史编撰学范畴，他注则是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自注始于司马迁《史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自注矣”。^[46]白寿彝先生亦指出，《史记》纪传中有时出现的“语在某纪”、“语见某传”，也是属于自注性质。^[47]自注还有考订史事的功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实际上就是《通鉴》的自注，司马光将《通鉴》中未载的史事及其原由以考异的形式说明。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充分运用自注来补充说明并考订各家注解，前文已有详述。《大事记》的“解题”部分有大量的“夹注”，对于读者贯通史事，了解始末非常有帮助。如“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书”条下，吕祖谦自注了《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史记·六国年表》《汉书·艺文志》等篇目中的相关内容，使读者可以旁见各史而有所获。在《历代制度详说》中，吕祖谦非常重视征引文献进行说明，如《制度》一目，每一条论述必附所出，其文献出处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引用《周礼》54处、《礼记》23处、《尚书》17处、《汉书》66处、《资治通鉴》60处、《通典》58处、《新唐书》54处、《后汉书》18处、《隋书》18处、《晋书》12处、《宋会要》42处，等等。这种对出处的标注方便读者去自行查阅学习，这也体现了吕祖谦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有根砥”所言不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祖谦治史的态度，一是不掠人之美，不故作高深；二是扎实为学的治学态度；三是灵活地运用注解方法，不为行文所拘。

再次，历史编纂多为“始学者设”。历史编纂中，史家是根据自己所要记述的内容来选择相应的体裁与体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史家主观性的作用，但撰述内容对撰述形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撰述对象又对撰述内容有很大的影响。宋代书院教育发达，吕祖谦长期从事书院教学工作，很多历史撰述的对象即是学子生徒，如所作《春秋讲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观史类编》《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先生西汉财论》《大事记》《十七史详节》等史书，便都是吕祖谦为学子所作的教科书。

学子或初学史书的人群，对于史实不是很熟悉，历史编纂究竟如何为“始学者设”？一是要有对比的思维。吕祖谦的《大事记》之“解题”部分，其实就是“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48]如针对《史记》十表叙述简略，时间跨度大，“始学者多不能达” ^[49]这一实际情况，吕祖谦在“解题”中便采用对比的方法，简单明了地叙述各表之间的记述差异。又如对班固《汉书》诸表，“解题”着重对《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表的立意一一进行了剖析，帮助学子去对照体悟。

二是重视过程叙述。对于初学者而言，如果没有对于过程的详细叙述，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就没有办法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就达不到对于史事的真正认知。吕祖谦的历史编纂，非常重视对于历史过程的叙述。如《历代制度详说》便是吕祖谦为历代制度沿革而作的史著。该书所论制度，多是从上古时期追溯其源头，并将历代的变迁过程反映出来。如对于田制的变迁，该书详列历代田制：“上古有井田，汉有限田、名田、教代田，建武之际有度田，晋有占田，后魏有露田，齐有给授田，而唐有口分世业之田”，指出虽然历代田制的具体内容有差异，但在当时均是可行之法，对于后世学者而言，空谈田制，倡议恢复均田制，却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懵然不知，这是无知的表现。^[50]

三是重视读史方法。在《两汉精华》中，吕祖谦一方面将读史的关键用编目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学子可以举一二反三，以此类推；一方面还以“总目按语”的自注手法，指出这些编目反映的读史方法，对如何看“本纪”和“列传”的先后秩序作了详细说明。^[51]吕祖谦对《左传》用功很深，对于如何研读《左传》，他在《左氏传说》和《左氏传续说》的开篇都有一段“纲领”来说明。吕祖谦认为，“《左氏》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即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霸业未兴、晋楚争霸、吴越争霸。^[52]读史就是要抓住时代特色，识得“大纲领”，“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看史书事实，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则其余细事皆举。”^[53]吕祖谦强调读史触类旁通的重要性，“学者观古今之变，时俗之迁，亦当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见得一事，看一人止见得一人，非所谓旁通伦类之学。须当缘一人见一国风俗，如闵子马可也。”^[54]这是提醒读史者要能见微知著，要从一人、一事上能感受到一个时期的风俗人心。

综上所述可知，从体裁、体例角度看吕祖谦的历史编纂，确实体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吕祖谦综合运用多种体裁，高度重视史书体例，以及历史编纂为“始学者设”，这些历史编纂特点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史书所反映的内容的需要，却也从中看出吕祖谦具有渊博的史学知识和变通的历史思维。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主要研究成果有：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第八章，黄山书社1992年版；李洪波《吕祖谦文献学研究》第三章，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杜海军《吕祖谦与〈近思录〉的编纂》，《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刘天振、李进《吕祖谦〈十七史详节〉“艺文志”节录特点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等。

[③]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八《门人集录史说》，《吕祖谦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④]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页。

[⑤]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八《门人集录史说》，《吕祖谦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⑥]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三《甲午＜左传＞手记》，《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

[⑦]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点校说明，《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⑧]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一《隐公》，《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页。

[⑩]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页。

[11]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二《桓公·五年》，《吕祖谦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1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页。

[13]吕祖谦：《左氏传说》目录，《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4]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八《门人集录史说》，《吕祖谦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15]吕祖谦：《大事记·原序》，《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6]吕祖谦：《大事记·原序》，《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7]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二《汉孝武皇帝征和三年》，《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76-877页。

[18]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19]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6页。

[20]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21]吕祖谦：《大事记》卷七《秦始皇二十六年》，《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22]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48-749页。

[23]杜海军：《＜欧公本末＞的发现及其文献与学术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25]杨松水：《两宋寿州吕氏家族著述研究》，安徽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159页。

[26]李洪波：《吕祖谦文献学研究》，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98页。

[2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五，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2页。

[28]张涤华：《类书流别》，《义界第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页。

[29]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吕祖谦全集》第九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0]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吕祖谦全集》第九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1]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吕祖谦全集》第九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2]主要有徐蜀：《史钞的起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红岩：《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张庆伟：《史钞渊源考略》，《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2期，王记录：《论“史钞”》，《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3]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65页。

[34]王记录：《论“史钞”》，《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5]王记录：《论“史钞”》，《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五，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5页。

[37]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杂说》，《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4页。

[38]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五《杂说》，《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14页。

[39]吕祖谦：《史记详节》卷十八，《十七史详节》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40]欧阳修：《新唐书》本纪第二《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页。

[41]吕祖谦：《唐书详节》卷一，《十七史详节》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5-3846页。

[4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页。

[4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3页。

[4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3页。

[45]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序例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第88页。

[46]章学诚：《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47]白寿彝：《史学概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18页。

[48]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周敬王三十九年》，《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49]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汉孝文皇帝元年》，《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633页。

[50]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九《田制》，《吕祖谦全集》第九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51]吕祖谦：《两汉精华》附录，《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5页。

[52]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3]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4]吕祖谦：《左氏传说》卷十三《周原伯鲁不说学》，《吕祖谦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作者单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原刊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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