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 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杂志社，李零、魏赤整理

原刊《中国文化》1992年秋季号。若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李学勤先生

【《中国文化》编者按】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讲演，着重谈到了现代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义，讲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史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话题：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的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于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有学者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最近我很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今年第4期发表， 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牺尊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揹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牺尊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揹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主编。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谬论。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会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像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皙、荀勗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最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第一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第一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入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 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的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系辞》比今本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是佚书，即使是今天还有传本的，也很不一样。比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怎么会把《德经》放到《道经》前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台湾一些学者的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点道理，就是抄写时把上下篇给拿错了。当时是抄写上的错误，造成了一种暂时流行的本子。这我自己是不接受，但还是可以考虑。

古代学术史的再认识

以上所说，引起种种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它对我们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发现的东西本身。我们看见《周易》经传这些东西，当然对研究《周易》有很大好处。我们看到《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看到《孙子》，对研究孙子很有用。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出土的东西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这件事是个大问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

当然如何评价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虽然我比在座的几位痴长几岁，但就连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结果。因为发现太多了，不断出现，必须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其成果。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说的思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深受影响的疑古思潮，下面我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你们大概都看过我在《人文杂志》增刊上的一篇文章。这里我得做点儿说明，从小我就读过《古史辨》。小时候我有一次走到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古史辨》第三册的上本，看过之后就着迷了，后来把整个《古史辨》都买来看。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奇怪的是这篇东西在中国怎么没见过？我觉得现在应该翻译翻译了。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而且也是比较早的。晚清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

我一直认为清儒的学术是做出了巨大成绩的，可是，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还有影响，就是它很讲门户。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晚明也有。晚明就有人开始讲门户，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学者还是很博大。所谓“三大家”，甚至于像“四公子”这些人，不管他学什么，都是很博大。甚至一些较小的思想家，像江西的易堂九子，都很博大，还没有门户之见。但清朝自己的学术确立之后，特别讲门户，一点点讲，第一步是分汉、宋，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汉、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就是证据。分了汉宋之后，再分西汉、东汉，把今、古文分开了。然后在今、古文里还要分，越分越小，眼界越来越狭窄，看的书越来越少。这个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在对古书的辨伪上，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宋人是开始辨伪的，在这一点上，它是完全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直接读古书，不依靠汉唐注疏，这当然是好事。我常常说，他们对早期儒家的一些认识，在某些点上可能比汉代人认识的还正确些，因为他们直接读古书，不考虑后来的师说，可能有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不过这种倾向发展到末流；就变成了师心自用，特别是明朝一些人，简直是束书不观了。清人改变了这种风气，但门户之见在带来的副作用中是很重要的一点。

古书新证（甲骨金文）

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在这方面，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一本就是50年代张心徵的那部《伪书通考》，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李零：国外汉学家也是必读此书。他们要用哪本书，总要先翻翻此书！）张心澂的书前面有一部分是讲方法论，举了多少条，代表他的辨伪方法。其影响之大，你别看余嘉锡先生那本书，也比不了。余先生的书，即《古书通例》，是上海出的。其实《古书通例》比张心澂写得好的多。第二部书就是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不知大家看过没有？他也有讲方法论的部分，对比一下就知道，时代已经变了。做《续伪书通考》的这位郑良树先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来作过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是台大的早期毕业生。你看《续伪书通考》就可以知道，近二、三十年来，关于辨伪方面的认识已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这里起很大作用的就是考古发现。这可以说明现在的学术界对疑古思潮既有所肯定，也有听扬弃。这点是对的，特别是我们从新发现来看，有些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想就古文字对文献的关系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说说简帛书以外的。简牍帛书以外的东西对于古书也可以印证，如甲骨文。有一点我要说明，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这点是很重要的，例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唯一文体，这种说法很有意义，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今天仍然如此。比如报刊上的社论，外交用的文件，和日常写的书信绝对不能比拟。甲骨文只能刻那么很少的一点儿字，它的文体一定是力求简练，不能用很多虚词。至于当时的一篇文章，就一定不同，如《商书》的一些篇和《商颂》，与商代有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考》， 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若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好的解释还是“羌，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商书》里的“王若曰”，还有“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所拟作。

还有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说甲骨文里没有四季，我从来不这么看。当然甲骨文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夏”“冬”这两个字，可是这一点不等于说当时没有四季的观念。我们从常识来讲，也是这样。我这个人劳动下放去过好几回，农业还多少干过一点。我们知道，只要在华北这个地方住，是不可能没有四季观念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在甲骨文里有四方、四风，就是有四季，因为四方风的观念就是和四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些表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名称，如“析”呀、“因”呀，就是这么来的，怎么能没有四季呢？其实过去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已经接触到了。记四方风名的甲骨已经可以明确地证明四季的存在了。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haijing/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山海经》讲四方风的地方，大家不太注意，就是它里面总是讲到“司日月之长短”。“司日月之长短”说明那个风和风来的方向是与四季有关。所以甲骨文里的很多东西也可以论证文献。胡厚宣先生是首先揭示四方风名的意义的，其贡献实在很大。

金文也是这样。金文也有局限，因为金文是铸在铜器上，它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们也不能说金文没有的东西当时就没有。金文与文献印证的地方很多，比如说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逸周书》的《祭公》，其中有些句子和金文完全一样，而且有些错字也能看出来了，如金文中常见的“（音li）龢”，《祭公》这篇文章里把它写成了“执和”。这样我们就知道，《祭公》一定是西周的作品。 

还有一些铭文也是如此。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是讲陕西出土的一件史惠鼎。那鼎不算什么；但它写着“日就月将”，这是出自《诗经》的《敬之》篇。《敬之》篇传说是周成王时作的，鼎作于西周晚期， 自然可以引用。还有中山王的铜器里引了后来收入《大戴礼记》的一段话，这段话可能出自栾武子，是春秋时期的。我们从中山王铭文还可以看出，当时中山国的人不仅学《诗》，还可能学了《左传》，都是儒家的作品。这些是甲骨金文，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简牍帛书。

古书新证（简牍帛书）

关于简牍帛书，我这些年有一些想法，可能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一些作用。我认为最理想的是，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过去研究古书和古书的关系，比如哪个比哪个早，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推定，可是年代每每没有绝对的定点。比如假设有A、B、C三种书，A早于B，B早于C。按相对年代来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得早些，也可以放得晚些。你只要把A、B、C这三个点的顺序排对了，形成一个系列，就完了，很难知道它的绝对时间在哪儿。可是今天我们的考古学材料却可以提供中间的一些定点，只要把—个点定住了，A、B、C序列的时间就容易排定。当然这还需要很多的证据，现在也许还做不好，但至少可以先定几个点试试。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到处做检讨的一个例子，是我关于信阳长台关楚简的说法。1956年的时候，信阳长台关1号大墓发掘出了两批竹简。竹简发表后，那个时候我年少气盛，喜欢抢时间，马上就写了篇短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我说竹简中的一篇是儒家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先王”“三代”和“周公”这些词，儒家气极浓。大家都承认我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就把它忘了，很长时间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到了“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几位学者从中找出了几句话，在古书中有，是《墨子》的一条逸文，见于《太平御览》。过了些年，我再看这组竹简，特别是信阳长台关的报告出来，有了更好的释文，才发现不是原来我想的那么回事。既然是《墨子》佚文，这怎么还是儒家作品呢？后来查了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墨子》里面也有“三代”“先王”“周公”，这些东西，一点不少。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收入徐中舒先生的纪念论文集，说明这组简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后来我看到李家浩写的一篇文章，他把“周公曰”后面的字读为“易”，说这就是“申徒狄”的“狄”字，这就完全证明了那段话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恐怕应该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候的人。这个《墨子》佚篇的确定是很重要的。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佚篇类似于《墨子》书中一般认为特别晚的那些篇，如《贵义》《公孟》等。这些篇大都认为比较晚，肯定要比《墨子》前面学者认为是墨子自著的那些篇，如《明鬼》《节葬》，要晚得多。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了。墨子本人是到过楚国的，见过鲁阳公，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的作品，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其实一点儿也不晚，顶多是墨子下一代人写的。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的意义很大。还有《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跟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了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称“王”，有的地方还是称“公”，可见后者当时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出楚帛书的那个墓葬的年代是确定的，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清理了那个墓葬，清理时又发现了一幅帛画。从陶器排队等方面看，它的年代一定是在战国中晚期之间，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楚帛书的内涵在公元前300年一定有了，可不能比这个时候更晚。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定点。楚帛书是一种阴阳数术性质的书，在学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楚帛书的内涵中有许多思想、文化的因素，既然楚帛书的年代定了，这些因素也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300年。从这里出发，便能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推论，有益于学术史的探讨研究。

反过来，也可以用文献的定点来推定出土材料的时代。最好的例子是《鹖冠子》。《鹖冠子》现在在海内外都是热门，最近我去美国，也谈了《鹖冠子》，见到一些研究这部古书的学者。《鹖冠子》的年代比较清楚，它的上、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因为很明显的是，庞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书中称呼他作“庞子”，是庞煖学生的口吻， 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可见一定也经过秦代。仔细考虑，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大家了解，要是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鹖冠子》就还是冤沉海底。《鹖冠子》从唐代柳宗元那儿就给否了，后来的人对柳宗元崇拜得很，所以很少有人肯定《鹖冠子》，以致到今天连个好的注本都没有。从版本说，《鹖冠子》就有两个明版，一个是明翻宋本，即《四部丛刊》影印的那个本子，还有一个就是《道藏》本。两个本子差别不大。至于注，最早是北宋陆佃注。所谓唐写本《鹖冠子》是假的。前不久，陈鼓应先生找我写篇小文，我就讲了《鹖冠子》的年代问题。那篇稿子写得比较粗糙，比较仓促，希望大家多给予批评。我举了几个例子，可以证明是《鹖冠子》引用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的《黄帝书》，《黄帝书》是早于《鹖冠子》的。特别是像“五正”这样的词也见于子弹库楚帛书，更能说明它的年代。

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的想法是现在出土的很多东西可以和传世的古籍相联系。像《鹖冠子》，虽然没有出土，但它和帛书《黄帝书》很像，可以说明《鹖冠子》确实是楚人作的，而且也比较早。像这些例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定点，可以作出很多的推论。而这些推出的结果，它的趋向是很明显的，就是和疑古思潮相反。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使学术史变得丰富多了。因为过去很多书不能提，我就记不起有哪本哲学史的书提到过《鹖冠子》。这本过去所有人都不提的书，现在看来大有可谈，那里面包含着很多哲学概念，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刮目相看。

上面我说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新写。关于后者，在这里我也要说几句。我们每一代人，在学术上、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发展。在文献学方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因为清人的缺点就在这里。如果你不排除他们的门户之见，一定做不出什么新的成果。有一点我印象最深。我最早看到帛书《周易》，首先注意的就是它的次序，就是所谓卦序。它和今本到底哪个更早呢？我自己认为，帛书《周易》是很晚的，因为它完全是按阴阳说排列，做法很像京氏易，只不过比较简单，没有京氏易那一套系统。它实际上是分宫的，即以下卦分宫，这比后来如《元包》之类好多了。我们参加整理的人都发现，按照帛书的卦序，也可以画出一种卦位图，这种图和宋人所说的先天卦非常类似，只有四隅卦差了九十度。为什么？那道理就是因为《说卦》中“天地定位”那几句话，帛书本与今本略有不同。如果是按照今本的样子，那就画出先天卦位来了。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尚秉和及近代那些搞汉易的人，如日本的铃木由太郎的《汉易研究》，他们指出在汉代已经有先天卦的观念，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所以后人所谓“河图洛书”，宋代讲易学的那些基本的东西，不可能是宋人发明的。清朝人搞门户，特点就是好给人戴帽子。当时最大的帽子就是“二氏”， 他们考出宋人的卦图出于陈摶，这个帽子就套上了。陈摶不是老道吗?陈搏既然是老道，你当然就是背弃了儒家正宗。但是道教难道就不可以保存汉代的一些东西，甚至是先秦的东西吗？例如今天我们看见的《周易参同契》，里面保存的东西就是比较早的。汉易本以象数为本，后来王弼一扫象数，就把这些东西忘掉了。儒家的人忘了，但道教把它保存了，反而得到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们不讲门户，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平实的。

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宋学的一些基本观念，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先秦不会有，但现在在帛书里面都有。比如“理”呀、“性”呀，帛书里都讲到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宋学本来是以思孟之学为本，而《五行》正是思孟一派的作品。从现在发现的新材料出发，再去看传世各种文献，宋人所说曾参、子思、孟子的统系确是存在的。《五行》的作者，应该是这一派的后学。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宋学有些地方是比较接近先秦的。

结语：走出“疑古”时代

刚才谈到宋学，也就是清人所划分的汉、宋的问题。其实，今、古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汉代当然有所谓今文经、古文经，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今文为一派，古文为一派，两派水火不相容呢？这是一个很值得重新审查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前些时候写的一篇小文，实际上是一条札记，印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第一种《国学今论》里，题目叫做《〈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今古学考》是清末今文经学大家廖平先生的名著，对康有为的经学有很大影响。平分今古是廖氏经学初变的宗旨，《今古学考》主要是依据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把汉学严格分为今文、古文两派。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了经学史的常识。可是仔细覆按《五经异义》，发现很多地方与《今古学考》不合。许慎本人据《说文·叙》所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里所说的《易》孟氏是孟喜之学，明明是今文，不是古文，可见许慎并不是专学古文的。他的《五经异义》，也是有时尊今文，有时尊古文，并没有门户之见。《今古学考》强把“孟氏”改成“费氏”，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类例子说明，在学术史上有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今天是必须重新考虑了。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让我简单地归结一下。

冯友兰先生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这个说法是不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还需要探讨。后来有学者认为，不如把“释古”改成“考古”。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不少。这几天我正在写一篇纪念郭沫若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也特别强调他倡导以考古探索古史的功绩。不过，当前大家说“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义恐怕不像“释古”那么宽广。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在座的各位，都对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开拓这种研究新局面的重要性，就用不着我再来多说了。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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