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香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讨

西朱村曹魏墓M1位于洛阳东南万安山（大石山）北坡，所在方位属于曹魏帝陵南兆域范围，很可能为曹魏皇室成员，但随葬品低于曹操高陵，且夫妻合葬，排除了景元五年（264年）葬高平陵西的明元郭皇后。对于该墓主的探讨，首先对比墓葬规模和形制，判定其大致等级。

从曹魏墓葬信息对比可见，墓向没有规律性。大部分为砖室墓，墓室面积越大，墓道越长，台阶越多。西朱村墓M1整体与曹操、曹休墓较为接近，明显比曹植墓规模大。其他墓葬较小，墓主身份不确定。

曹魏墓葬规模对比表

西朱村墓M1与其他曹魏墓形制存在异同。

首先，西朱村墓与大部分曹魏墓一样，地面未见封土，周围无墓园建筑。目前所见仅曹植墓和嘉峪关段清墓发现墓顶有封土。曹操高陵有规模庞大的墓园建筑和陪葬墓。段清墓旁边亦有一座较小墓葬。曹操高陵和段清墓可能为家族墓园。

其次，墓圹尺寸与墓室数量。曹魏墓多为“甲”字形，曹植墓和西安景元二年墓为“中”字形。砖室墓土圹一般较大，曹操墓圹总面积约700平方米，西朱村墓圹总面积约584平方米，曹休墓有意缩小墓室整体规模，上口总面积约550平方米，其余几座墓面积较小。西朱村墓为前后双室，墓主夫妇棺木置于后室。曹植墓双室，单棺置于前室中部。西安景元二年墓为前后室土洞，二人合葬于后室。曹操墓为前后主室加四侧室的多室墓，主室分别葬一男二女共三人。曹休墓为前后主室加侧室、耳室的多室墓，墓主夫妇葬于后室，西南侧室有馆灰，为多人合葬。洛阳正始八年墓、段清墓均为前后主室带耳室的多室墓，段清墓双棺并列置于后室。

再次，墓室结构与材质。墓葬建筑材质因规模而异，大中型墓砖构，小型墓土洞。比较特殊的是，三座最大规模墓均使用东汉旧建筑材料，曹操墓铺地石背面为东汉画像，西朱村墓、曹休墓使用东汉旧砖，砖上有大量戳记。西朱村墓砖有戳印二十余种，包括带有东汉年号的“永寿元年沈淮”，部分戳印如“沈泥”“澂泥”等与曹休墓相同，推测两座墓建造时间比较接近。曹魏墓用砖以长47、宽23.5、厚11.5厘米左右的大青砖和长26、宽12、厚5厘米左右的小砖为主，也有部分与大青砖长厚接近的扇形砖和楔形砖，用于券顶和券墓门。曹操墓道护壁用小砖，曹休墓室上部及封门照壁用部分杂色砖。

由以上可见，西朱村墓M1规模与曹操墓和曹休墓最为接近，均为长斜坡墓道大型砖室墓，墓道有7级台阶。形制方面地面无封土，没有家族墓园围墙。前后双室均横券顶，继承东汉传统。墓中埋葬夫妇二人，曹操、曹休墓多室，为多人合葬。墓圹开口小于曹操墓而大于曹休墓，使用与曹休墓相同戳记的东汉旧砖，但曹休墓室有意缩小，并在多处使用杂色砖。综合分析诸方面，西朱村M1均低于曹操高陵，但高于壮侯曹休墓。地点属于曹魏帝陵南兆域，墓主可能为曹魏皇室成员。因而，初步判定西朱村M1的墓主等级介于曹操与曹休之间。

西朱村墓M1出土各类随葬品400余件，其中记录相关物品名称的石牌及残块253件。其他有石圭、石璧等礼器，陶鼎、罐、盘等祭祀用具，陶灶、井、厕等模型明器，陶男女侍俑和猪、狗、鸡等动物俑。另外还有玉臂鞲、铁帐构、石帐座等实用器。这些随葬品是判定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

西朱村墓M1出土石牌记载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因墓葬被盗严重，大部分不存，现从有限实物进行对比。墓中出土铁帐构和石帐座，在石牌上记载有斗帐：M1∶68“······丈墨······斗帐构一······构青油一枚”，M1∶221“······尺长一丈斗帐中白食绢隔一具”，M1∶270“······丹地承云锦斗帐一具，绢隔缇沓自副”。

斗帐为形如覆斗的小帐，曹操墓、洛阳正始八年墓均发现。M1出土实物与石牌上的斗帐一致，可证石牌所记随葬品属实，其功能类似于战国墓出土竹简遣册和魏晋墓出土木楬。在墓中使用石牌目前仅两见，西朱村墓石牌均为平首斜肩六边形。曹操墓出土石牌两类，圭形石牌10件，六边形石牌55件。东汉末年亳州曹氏家族墓、曹休墓、曹植墓及其他曹魏墓均未出土石牌，说明石牌本身具有一定特殊性，体现西朱村墓的墓主身份地位较高。

石牌文字记载墓中随葬物品中，能够反映墓主身份者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西朱村墓石牌记录冠服种类丰富，其中男性首服体现其身份，M1∶141“黑介帻一”指文官所戴进贤冠下衬介帻。武官所戴武冠包括M1∶488“武冠一”和M1∶205“平上黑帻一”，武冠下衬平上帻，是汉代武士大弁的组合。另外，M1∶57“翡翠金白珠挍小形多股蝉一具柙自副”，M1∶109“······窴小形蝉······自副”，M1∶478“翡翠白珠金挍蝉二”应为武冠上的金蝉装饰，或即西晋侍中、中常侍所戴貂蝉冠之金铛附蝉。汉代武冠的平上帻为赤色，该墓平上帻为黑色，与西晋同。说明晋承魏制，由此逆推曹魏时期著武冠平上黑帻者，至少位至公。

西朱村墓出土石牌上的男性首服

西朱村墓石牌M1∶239“绛九流（旒）一”，可能指冕旒，即冠冕前后所垂玉，天子冕十有二旒，以象征天数。天子冠冕十二旒，公九旒，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曹操生前用十二旒。西朱村墓主使用九旒，位至公。

西朱村墓石牌上记载衮带，M1∶135“······百廿首朱绶一······九采衮带金〔鲜〕卑头璚自副”，M1∶366“朱绶文绶囊一，八十首朱绶九采衮带金鲜卑头自副”。衮带是古代帝王及上公所穿绘有龙纹礼服的佩带，诸侯死后如果使用衮敛，为葬礼加等。西朱村墓主使用衮带，其地位为王及上公。石牌记载衮带绶色、采数和首数，文献未载其详，《续汉书》中关于印绶采数和首数的相关信息或可判断其等级，东汉皇帝佩印为黄赤绶，皇太子朱绶三百二十首，诸侯王为朱绶三百首。衮带九采，低于最高等级十二采。西朱村墓主衮带信息显示其使用者为低于皇太子之诸侯王。

所谓赠，指以殉葬用品送葬。

西朱村墓M1石牌中无圭，出土石圭一件M1∶304，下部残。曹操墓石牌有“珪一”，墓中出土石圭一件，通高28.8厘米。曹植墓出土石圭1件，高22.7厘米。根据三国魏出土的3件骨尺和洛阳出土东汉几件尺子，取一尺23.8厘米计算，高陵石圭约为一尺二寸，曹植石圭约9.5寸，均小于皇帝所用的一尺四寸。

西朱村墓出土石圭

璧作为礼器在早期高等级墓中大量出土，东汉以后少见，西朱村墓石牌上直接记录璧4件，另带有其他装饰或组合的璧4件：M1∶214“石璧三，柙自副”，M1∶232“璧一，柙自副”；M1∶461“连璧柏胜一具”，M1∶222“白珠挍璧珮一，柙自副”，M1∶49“白珠金镊挍帐上璧一，柙自副”，M1∶101“帐中连璧珮胜一，白珠挍柙自副”。

璧铭文石牌拓片

墓中出土石璧1件M1∶302。曹操墓石牌有“璧四”，出土玉璧残块。曹植墓出土石璧1件，曹休墓未见圭璧类文物出土。

西朱村墓出土石壁

西朱村墓石牌上有赠币，M1∶164“玄三纁二”，高陵“玄三早绯”“纁二绛绯”，均为葬礼赗赠之币。文献记载等级之差：“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石牌上虽无数量和尺寸，但至少为诸侯以上方可使用。

“玄三纁二”铭文石牌拓片

赠物中的圭、璧、币均属于丧葬礼器，且有尺寸限制，皇帝大丧由新登基天子赠，诸侯王由皇帝使者赠。目前曹操、曹植墓、西朱村墓中均发现圭，尺寸小于帝制，皆出土璧。曹操墓和西朱村墓石牌上均有赠币玄三纁二，而壮侯曹休墓中三者都未见，故推测此类赠物可能为王所用。

东汉大丧所用明器繁多，首先是米谷醯酒之属。

西朱村墓石牌上记载谷物、酒水之类饮食用品和容器，当继承东汉大丧之礼。皇帝下葬明器用筲、瓮、甒、樽盛米谷醯酒之类。筲的容量与簋相同，和瓮甒类似。汉代容量单位每升约定值200毫升，每斗为十升。皇帝大丧墓中放置米谷醯酒为三斗。

西朱村墓出土六种：M1∶262“黍一斗”，M1∶252“小麦一斗”，M1∶389“大豆一斗”，M1∶191“麧一斗”，M1∶282“豉一斗”，M1∶84“清酒一斗，瓦瓶受” 。即谷物、调料、酒均为一斗。曹操墓出土293石牌：“黄豆二斗、木栿机一”。以上米谷豉酒之类，皇帝用三斗，曹操墓为二斗，西朱村墓都是一斗，显示当时丧葬在继承东汉礼制时三者之间的等级差异。

西朱村墓出土米谷类铭文石牌拓片

明器中第二类是乐器。西朱村墓石牌上记载大量乐器，包括钟镈鼓箫琴筝等。M1∶158“冲钟一，墨漆画扶栏自副，鱼椎一”，M1∶330“冲钟······扶栏······”，M1∶111“镈钟四墨······扶栏自副······”，M1∶94“赤漆画奏鼓一，鞞自副，桴二”，M1∶54“赤漆······鞞自······”，M1∶350“墨漆画箫三”，M1∶39“······画琴一······囊自副”，M1∶198“······山画筝······柙自副”。这些乐器在东汉大丧中有载，二者不完全对应，但从钟、箫数量看，西朱村墓所用低于皇帝。

乐器铭文石牌拓片

明器中另有车马。M1∶316“云母犊车一乘，蓐坐、牛人自副”，此之牛人自副，即赶车的人偶和坐垫与犊车自成一套，可知此云母犊车非实用车陪葬，而是明器。“云母车，以云母饰犊车。臣下不得乘，以赐王公耳。”M1∶267“马五匹，鞍勒自副”，文献记载：“天子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该墓中马五匹，介于天子和诸侯之间，或为汉魏礼制变通。从车马看，墓主非一般大夫或侯，而是王公。

车马铭文石牌拓片

西朱村墓出土253件石牌首先体现墓主身份的特殊性，从石牌所记冠服中的武冠平上黑帻、九旒冠冕、朱绶九采衮带判断，墓主应为男性王公。赠物“玄三纁二”及出土圭璧尺寸、随葬品中的黍麦豉酒容量、钟鼓箫筝乐器数量等均从东汉皇帝大丧之礼而降其次，并低于曹操高陵。云母犊车和马五匹明器的使用再次确定墓主身份对应曹魏诸侯王。

曹魏统治时间前后仅46年，目前发现明确属于曹魏的纪年墓少而分散，因此，对于曹魏墓的早晚判断往往结合其前东汉末年和其后西晋前期墓大致区分。

从西朱村墓出土各类陶器对比可以看出，大部分与东汉末年同类器物更为接近，尤其是和曹操墓一样出土有鼎类陶礼器，因而推测该墓年代为曹魏早期。

西朱村墓出土陶器及同类器物对比表

以上内容基本可以确定墓主地位和身份，具体到墓主的归属需从文献中寻找线索。

曹魏历史上有三位少帝分别登基后被废，实际身份既曾为帝，又降为王，其丧葬礼制最可能符合西朱村墓实际状况。从文献所载三少帝废立情况看，其薨葬均与西朱村墓不符。

曹魏三少帝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共有子二十五人，除了长子曹丕为帝，其余二十四王中皇后及夫人所生相对地位较高，现整理如下。

曹操诸子中主要王及生平

除表中之外的曹操子为昭仪、姬所生，地位低于表中十三王。由表可见，只有曹彰薨年在曹操和曹植之间，墓中出土石牌及各类随葬品所体现的礼制规格与其身份地位相符。

通过以上曹魏诸王信息排列，推测西朱村墓的墓主有可能为曹操次子任城王曹彰。

曹彰为曹操次子，文献所载其特征与西朱村墓出土的部分随葬品相吻合，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曹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西朱村墓中出土白玉雕刻饰物一件，据考证，该器物很可能为射箭时保护手臂的射鞲，也称为臂鞲，玉器上有长期使用的痕迹。推测此臂鞲可能是墓主生前实用物品，与曹彰善射的特征一致。

西朱村墓出土玉臂鞲

第二，西朱村墓出土石牌上有鲜卑头衮带扣和乌丸釜灶，M1∶366“朱绶文绶囊一，八十首朱绶九采衮带金鲜卑头自副”，M1∶135“······百廿首朱绶一······九采衮带金（鲜）卑头璚自副”，M1∶365“银乌丸釜灶一具”，乌丸即乌桓，石牌上所记的两种物品均与北方游牧民族名称有关。西朱村墓出土鲜卑、乌丸相关器物，应与曹彰战功有关，曹彰好为将，曾多次跟随曹操征伐。随葬品中与乌桓、鲜卑相关，可能为了突出其清定朔土之功。此外石牌中的M1∶258“剑一”，为实用兵器，也与其战将身份相符。

鲜卑头和乌丸釜灶铭文石牌拓片

第三，西朱村墓出土石牌上有M1∶112“······药篵······自副”，M1∶152“墨漆画药函一具，丹缣衣自副”。另有M1∶281“银小杵臼一具，杵、丹缣衣自副”，此银杵臼应为药用。西朱村墓石牌的药篵、药函、药杵臼均显示随葬药。

药具铭文石牌拓片

曹植墓出土5件四系盖罐，肩部盖2个篆书阳文“丹药”戳印，从曹植墓的“丹药”戳印和汉代画像石上大量玉兔捣药图像推测，汉魏时期墓中出土药具、药物可能都属于丹药类，非治病之药，或与当时的长生观念有关。由此推测西朱村墓的墓主至少是正常薨逝的诸侯王。

曹植墓出土四系陶罐上的“丹药”戳印

第四，曹彰葬于洛阳，墓葬体现曹魏皇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方代汉称帝，之后为维护皇权，封诸弟为王。曹彰身为文帝同母长弟，战功卓著，黄初二年（221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时暴疾而薨，距离曹魏政权建立时间尚短，也是皇室成员中第一位重要人物薨逝，其葬礼葬仪彰显帝室皇权，加以殊礼，特赐使用天子车制送葬。西朱村墓石牌“绛九流（旒）一”也可能是指曹彰享用的龙旂九旒。曹彰以王礼使用石牌，既彰显了曹魏皇权，也体现与曹操墓的关系。

最后，曹彰墓与文帝《终制》。曹彰平乌桓、鲜卑，得到其父曹操赞赏，曹操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曹彰曾问玺绶，将有异志。曹操的特召成为其与文帝的矛盾焦点，曹丕即位，曹彰负气就国鄢陵。来朝时曹丕不见，曹彰忿怒暴薨。曹彰即使非因文帝而亡，曹丕对于居功且曾有帝位威胁的长弟自然不会亲近。黄初三年（222年）十月文帝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次年曹彰葬时，不会陪葬文帝陵所在的北兆域，故选今址。黄初四年曹彰葬，比魏明帝（239年）早葬十六年，当时明帝尚未登基，不可能预建陵墓，所以不应该是祔葬墓，这也正可解释两墓方向相反原因。

本文改编自《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墓主探讨》，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9年第5期（总第17期）。 刘连香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