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强点点滴滴润心田——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邹衡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五年了，但每当忆及之时，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半个世纪的教诲与交往，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忘却。   

1956年，在响应祖国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从西南边睡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人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所闻所见，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尤其是在学校和历史系的迎新会上见到了马寅初校长、翦伯赞系主任和一大批最知名的教授;其后又在考古专业师生见面会上，见到了授课老师阎文儒教授、宿白教授以及一批年轻讲师:邹衡、俞伟超、吕遵愕、高明、李仰松等之后，心情更是无比的兴奋，感到真是到了一个求知的乐园。也就是在这种激动心绪中，我与邹衡先生相识。以后当进一步知道了先生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修完了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学业，成为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可完全胜任讲课的年轻老师，心里更是由衷地敬佩。   

1957年秋，北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公共课程学习结束，我们开始接受考古专业课的教育。为我们讲授《中国考古学》商周考古课的就是邹衡先生。先生所用的教材，是他在其导师郭宝钧研究员于1953-1956年编写的《殷周考古》(1956年后改为《商周考古》，1965年油印本)正式讲义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在兰州大学授课时所编的《考古学通论》讲义中的“商周”部分(稿本)加以补充修改而成的新《商周考古》讲义。在讲课和业余辅导的过程中，先生不仅全面系统地讲授了该课程的内容，还详细介绍了他参加“郑州二里冈”早商遗址的发掘和整理研究的体会心得。正如他其后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序言》中所言:“本文是根据最近四年来在郑州发掘的一些具有可靠地层关系的材料，尤其是一些灰土坑，先将其中各个单位的出土物分类比较，研究它们的器物形制的演化情况，再和层位关系相结合，以探讨郑州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分期问题。并用同样方法探讨小屯殷商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然后再比较小屯与郑州两地殷商文化的关系。本文所据材料特别着重陶器。这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器比铜器使用得更普遍，其数量和器类也就更多，而且富于变化。虽然陶器不能代表一种文化的整个面貌，但陶器的演变可作为我们初步研究文化分期问题的一个标准。”先生的授课和多次对“郑州二里冈”典型遗址材料研究方法和所得结论的反复介绍与讲解，不仅是我们这些初学考古的人人门的钥匙，起到了俗语常说的“师傅领进门”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以后进一步攻读商周考古研究生，也是一次印象深刻的“超前”引导。   

北京昌平雪山文化遗址是在北大修建校舍的一次偶然机会中被发现的。1961年秋，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对雪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的指导教师有邹衡、俞伟超、高明、李仰松等。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此次发掘工作中，我们与老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与认识，也学到了考古专业知识。这处遗址位于十三陵西南荒野，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吃的，同学们只好到老乡的菜地里检白薯煮着吃，或者到市场上捡剩下的菜叶。很多时候发掘工作也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进行的。工地和农村老乡家里晚上都没有通电，所以每到收工之后，师生们只能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更多的是我们听老师们谈他们在各个地方参加考古调查与发掘整理的情况，工作的经验教训与收获，以及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老师们聊得生动自然、丰富有趣，这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次丰富的考古“大餐”和极好的学习机会。使我们不仅增进了对考古知识的了解，更由此对老师们在考古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不怕吃苦、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在考察遗址地层、遗物变化时，对各种考古现象、信息探索捕捉中的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严谨作风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这次野外考古作业对我一生的工作与事业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   

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留在北大继续攻读商周考古研究生。由于当时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没有这一时段的教授，学校安排我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去请郭宝钧研究员任导师，同时又决定由邹衡先生任学校的辅导教师。按当时的情况规定，导师指导的时间为两周一次，每次半天，以作为汇报学习情况和答疑解难之用;辅导教员可随时请教，但原则上一周不能超过一次。这样，我与邹先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学习交流的机会，不仅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还从中体会、学习到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为人处世之道。先生那种诚恳待人、认真办事、严谨治学、一切从事实从材料出发、不追风、不赶潮流的精神是我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   

1962年春，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一阶段，郭宝钧导师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题目是独立标点《尚书》里的“盘庚三篇”，不许抄袭，要讲出自己如此标点的道理。笔者将导师布置的作业向邹先生汇报后，他说:“此是基本功，学商周考古不能读上古文献，将很难与考古材料对比研究，这十分重要。宝钧师指导我时亦是如此的。先塌下心来读懂古文。至于如何完成作业，我的意见是，第一不要忙于去标点，首先要将待标点的古书，至少读三遍，越多越好。古人云，‘文读三遍，其意自明’，其中奥妙，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会。同时，在读文章的过程中，其自然的停顿、起讫也就是在做无形的标点了。第二，遇到不识的字，不解意的词，先去查字典、《辞源》和有关工具书，了解其本意和在该文中的特意，从而真正读懂该文的内容。第三，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试加标点，标点完以后，再通读几遍，自认为文从字顺了，再写成作业请导师批改。”听了邹先生的辅导以后，我心中豁然开朗，信心大增，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比较好地完成了有关作业，得到了导师的首肯。   

1971年初冬，在导师病重期间，邹先生和我曾一同去探视导师，导师将他一生心血凝成的巨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的手稿、夏鼐所长的意见书见示，在病榻上拉着我们的手嘱托说:“如果我病情好转，可以再加修改;实在起不来，你们可以代为整理。”然而，导师于同年11月1日不幸逝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我们秉承导师遗言及其家属的委托，断断续续地用了几年的时间，将导师遗著整理完毕，并于1981年冬导师西归十周年之际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总算没有辜负导师的嘱托，完成了遗愿。该书“整理记”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宝钧师生平及著述目录;二是对该书内容的评述。前一部分由笔者编著，后一部分由邹先生评著。先生撰写的评著使我深受感动的有两点:一是他对导师深挚的爱戴。他常常言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师从导师做研究生时，导师谆谆教导的点滴往事，感戴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二是先生精心撰写的述评洋洋三万余言，内容丰富，观点精辟，完全可以看作当时我国考古界、学术界商周青铜礼乐器与青铜器研究的一篇重要的学术总结。先生后来也对我说:“我写这部分后记，是把它当做科研项目来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先生与我又经过共同努力，终于将导师的遗稿《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下篇《兵、车器》中的“车器”部分整理完成，定名《殷周车器研究》，由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12月正式出版。先生为该书写了“序”，笔者写了“后记”。在与先生的两度合作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尊崇师长、敦厚谦和的品德和严谨认真的扎实学风。   

《商周考古》作为全国大专院校考古专业的基础教材和历史系师生的参考书，1979年初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老师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多次、多人的编著修改，最后由邹衡先生执笔定稿的。其内容由六部分、四章、二十五节组成，计正文278页(16开本)，30多万字，图版63页，插图226幅。它的问世，对《中国考古学》一书来说，有开创性的意义，十分重要。为此，我撰写了《中国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商周考古>简介》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80年2月5日《史学》专刊163期上，以示祝贺。   

1980年10月，先生所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先生当即以书相赠并题字曰:“徐自强同志指正。”笔者为先生的学生，系晚辈，易敢“指正”先生耶?当即拜读一过，受益良多，深感我国“三代史”，已由先生利用现代已出之考古材料，梳理出了纲目、构建起了体系，过去一些令人迷茫之处，都豁然开朗。先生对不少问题的考证更是见微知著，无论是所得出之结论，还是所用之方法，皆给人以启迪。如《试论夏文化》之“鸡彝考”一节，即可视为这类范例之典型。故今之学者仍在不断地赞誉之，如卜工先生在《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中说:“现在看来，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之所以具有超强的活力，因为它就是当时的礼器。对此，不能不重温邹衡先生关于大坟口文化的陶豁的用途、性质和器名，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邹先生的研究就是正名，然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对陶鬶认识的本身，客观地讲真是为人们提供了一把认识未知世界的钥匙，也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礼器特征的新课题。可是，这绝顶重要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为此，笔者曾邀请李伯谦、张亚初等同窗学友以“龚平”的笔名于1981年8月3日的《光明日报》专刊《史学》234期上发表《考古学研究中的可喜成果之一》一文，予以介绍。   

退休后，先生虽年事已高，还亲自到全国有关的商周遗址考察研究，指导发掘，汇集资料，撰述不止。他一身正气，从不畏惧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和困难。在主持山西临汾地区天马-曲村古代遗址发掘工作时，当地盗墓猖撅，有的公然使用了雷管和炸药，大量国家珍贵地下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和流失。先生毅然上书国务院反映情况，这引起了当地盗墓者的嫉恨，甚至有人扬言要取先生性命。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8月，由先生主编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天马-曲村》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刚刚拿到样书，先生就亲自租车将一部还散发着墨香的巨著送到我家，让我受宠若惊……而是年春日，先生又将其所著《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一部见赠，并亲笔题赠言“徐自强教授指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收到先生的两部皇皇巨著，先生对我这个学生的关爱之情，让我感动不已。而先生的自谦更让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只好不停地读其书，一口气读完了一遍，心情方才平静了一些。我暗下决心，读后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以示对先生的感戴。这也就是我以后写作《两部巨著，一生辉煌》一文的初衷。其文在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五》作为“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出版后，先生又于2003年9月，用毛笔题字“徐教授自强先生存念”后，寄送于我家。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和交往，几十年来，一直就是这样淡泊如水，而又甘之如怡，尽在不言之中。   

先生渊博的学问和品德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钦佩，国外许多知名大学、博物馆纷纷邀请他讲学，他执教四十多年，学生遍及世界，桃李满天下。然而，正在先生晚年，将更有著述的时候，却不幸突催重病，身体日渐衰弱，我虽曾多次到府上看望问疾，交谈当前的社会情况、学术动态、考古工作的状况及个人近况等，但始终未敢提出再合作开展其他项目的事。因此，宝钧师的另一部早期著作，1941年写成的反映我国金石学与考古学交替时期的代表作《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又名《中国古铜器学大纲》)，一直未能排上我们再度合作整理的日程……万万没有想到，先生会在2005年12月27日突然病故，这不仅是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再度合作整理出版宝钧师《中国古铜器学大纲》的多年夙愿成为永远的遗憾!   

半个世纪的教诲与交往，就这样突然地湮灭，回想往事，我欲语无言，欲罢不能，脑海中一片茫然，……“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但是，为什么好人如此命短!?现在，当与恩师离别五年之际，我只有用这支拙笔略记其教诲中之点滴，以表其怀念之情于万一。   

三十年间，两位恩师相继西去，心肺撕裂……现在我只能遥天祝福:   

老师，你们永远地安息吧!   

我们会永远地怀念你们，常记心田!

2009年12月于京华漏痕室

本文源于《考古学研究(8):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2011年，引用中省去了注释，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聆听先生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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