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恩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对周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最先关注的课题之一。至迟，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已受到高度的重视。1931年，就有燕京大学钱穆教授《周初地理考》的发表，1933年有前国立北平研究院的陕西古迹调查，以及次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回眸70多年的研究历程，除了由于抗日战争导致与之有关的考古工作中断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发展到现在。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不仅把周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上溯到先周时期(商代)，而且对与之相关的关中地区商文化及其他部族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则不能不认为与邹衡先生的重要学术论文《论先周文化》有关。   

了解相关学术历史的人都比较清楚，尽管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周族历史文化研究已被许多学者重视，但此后的近50年间，更多的研究还是在历史文献的圈子内徘徊，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则主要是在发现认识西周文化、文物，探寻周代都邑方面，更深人的综合性研究几乎没有。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一部分长期从事周文化研究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周人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时，邹衡先生就在1979年4月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先周文化》摘要，正式提出了“先周文化”这一考古学命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全文载于他的著名论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于次年出版，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一时间，引证论文观点以说周史的论著几乎目不暇接。这些引述者关注的主要是邹先生关于先周文化来源的观点，即先周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相当高水平的青铜文化来自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还有来自东面的光社文化，以及西面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论先周文化》是首次直接运用大量、充分的考古资料，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周族的发展历史，使人们耳目一新，难怪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20多年过去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邹先生这篇宏论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提出了先周文化来源的观点，而是在先周文化研究和考古学方法论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的贡献，应可以概况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次辨识并系统研究了灭商以前周人的青铜文化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论先周文化》之前，学术界几乎不清楚周人在建立国家之前有没有青铜器，处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正如邹先生所说:“以往研究周人铜器的学者，只找到最早属于武王时的铜器，而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不能确定。”论文一出，使我们知道了周人在灭商以前不仅拥有相当数量的鼎、甗、簋、尊、罍、瓿、爵、斝、觯、卣、盘等青铜礼器，戈、矛、镞、弓形器、马镳等兵器、车马器等商式青铜器，而且有一部分商周混合式的青铜器，以及部分具有周人自身特点的周式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器。  

这一研究成果，使学术界首次明确地认识到，灭商以前的周民族不仅已创造了自身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已经拥有相当发达的青铜工业，“有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其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与商文化并不差上下。”显然，先周文化已经是一类有着较高发展水准的青铜文明。对于我们认识先周族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状况，理解古代文献所说的“周虽旧邦”的内涵等，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此以后，基本没有人对这一方面提出过异议。   

直到今天，对于先周文化青铜器的认识程度，几乎没有在此基础上提高多少。甚至是涉及先周铜器的具体器物、数量，研究者也未能有太多的增加。这就告诉我们，邹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何等的超前和深人。

(二)对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考古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和完美结合   

我们知道，考古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借鉴于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动物学的类型学。   

类型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从中国现代考古学初创时期的考古前辈们的学术实践中已经开始。李济先生就是运用这一方法研究青铜器的代表，苏秉琦先生的则是以此方法研究陶器的代表，均取得了突出成就。   

邹衡先生在两位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更为系统完整、更便操作，更加科学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其以《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肇其始，以《论先周文化》善其终。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以英文字母(大、小写)表型(及亚型)标横向关系(平行或共存)，以罗马数字(顺序)表式示纵向关系(早晚或先后发展顺序)，可以说这一体系此后就成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圭臬，细心的研究者可以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论著的构架，大多数有对其承传的痕迹。   

地层学方法同样被我国的考古学前辈所注重。1931年，梁思永、吴金鼎、刘耀(尹达)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取得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遗存自下而上层位关系，第一次用地层学判定了三者的先后时代，提出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以及1951年苏秉琦等先生清理西安开瑞庄(客省庄)遗址，取得的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周文化自下而上的层位关系。反映了我国考古前辈在田野发掘中对地层学的正确使用，显然要比西方考古发掘中常以尺度深浅划分地层的方法更为科学。   

但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把考古地层学方法应用到对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邹衡先生应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撰写的中国考古学第一篇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首次把地层学引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殷墟文化分期研究中则已对这一研究方法有了更为娴熟的运用。《论先周文化》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可用于地层学研究的考古资料，但他惠眼所及，还是找到了一组可以区分西周和先周的地层关系，作为研究先周文化的一个基点，就是沣西马王村H10打破H11的关系。   

这一组打破关系实际早在1959-1960年就被发现，1962年公开发表，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报告仅介绍了极少的几个陶片，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归为西周早期遗存。邹先生对该组地层关系的再次介绍，使之成为先周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论者几乎均不能不涉及。而类似地层关系，却是在近四十年后的1997年沣西发掘中再次碰到，就更显得当年认识此组关系价值的难能可贵。   

邹先生先周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这一地层关系与西周至先周的类型学系统序列的完美结合的牢固基础之上，正是所得主要结论能够折服他人的原因，也是这一研究方法能被广泛应用，不仅为先周文化研究的后学者所效仿，而且也成为国内大学的考古学院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模式的根源所在。

(三)成功地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研究考古学文化   

对考古学文化内部的文化因素的剖析和研究，是考古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几代学人努力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考古学研究方法，与类型学和地层学共同构成了考古学的方法论体系。李伯谦先生总结说，早在1939年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的论文中就已经含有文化因素分析的内容，1965年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也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方法趋于成熟。让我们检索一下这一时期发表的考古学研究论著，就不难发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成熟的代表作，就是邹衡先生《论先周文化》。   

当然，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中对早商文化陶器的分群，就已经较好的分析了二里冈型所含的多种文化因素。但《论先周文化》则是以占全文一半篇幅(约4万字)的第三章，进行全面细致的文化因素分析，在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论著中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对先周文化的青铜器的研究后，邹先生分析出代表商文化因素的“商式铜器”，代表先周文化因素的“周式铜器”，以及兼有两种因素的“商周混合式铜器”。通过对陶器的研究分析，他指出联裆鬲类文化因素属于“姬周集团”，与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有联系，分裆鬲类文化因素属于“羌姜集团”，与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有关系。在这些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先周文化与晚商文化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先周文化第一期也决不是从陕西的商文化第一、二、三期直接发展来的”这些至今仍然正确的结论。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的科学、成功的运用。   

由于邹先生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成功使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此后，研究者往往有意的以之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遂在本学科内渐成风气，并进一步被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研究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影响，最重要的当是对先周文化本身研究的推动和深人还有对陕西地区商文化研究，以及秦人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等方面。

(一)对先周文化研究的影响   

《论先周文化》的发表，很快将探索周历史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此后的10余年间，围绕此课题的相关考古发掘、调查项目，就多达二十个。先后有武功郑家坡、黄家河、岸底，扶风北吕、刘家、壹家堡，岐山王家嘴、贺家，长武碾子坡，彬县断泾、旬邑孙家，麟游蔡家河、史家源、园子坪，宝鸡纸坊头、高家村，长安马王镇等遗址的发掘，漆水河下游先周文化遗址、彬县和三原等县的商代遗址的调查等。这些工作大多都是目的明确的先周文化研究的考古项目。虽有极少部分工作最初的目的可能与先周文化课题并不相关，但发现内容与之相涉后，研究的重点均自觉的向这一方面扭转，也可说是因缘参半。这些发掘和调查地点均不离传说中周人所居邰、幽、岐、丰的范围或附近，不难体会到工作者的用心所在。   

与此相应的是，同一时期内发表的有关先周文化的考古简报、报告十余篇，国内外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粗略统计达六十余篇，略晚就有相关研究的两部专著出版，这在考古学领域的专门课题研究中，可以说是罕有的现象，几成为一时之显学。   

这些工作和研究，使先周文化在邹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深人的发展。从只认识部分先周文化陶器铜器等遗物，到现在已知有分布于关中地区的数十个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遗址和墓地;从只知道高领袋足扁是先周的典型陶器，现在已认识还有的联裆鬲、花边分裆鬲及其共存的联裆(含分裆) 鬲、折肩和圆肩罐、瓮、盆、豆等大量陶器均属于先周文化;从先周文化的年代上限在太王迁岐以后，到现在研究的年代范围已经到了殷墟早期或更早;从原来只知道关中西部有先周文化，到现在已知除了先周文化外还有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与北方地区有关的断泾类型文化等。回顾周人历史文化研究的历程，这些重要成果的获得，明显与邹衡先生《论先周文化》的影响紧密相关。

(二)对陕西地区商文化研究的影响   

可以断言，在《论先周文化》发表之前，商文化是否分布到了陕西地区尚是一个疑问。这从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论著中讨论方国、部族地望时基本不涉及陕西之点，就可以反映出来。除了考古工作者在关中东部的华县南沙村发现了少量早商文化遗存外，这一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   

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和《论先周文化》两文中，均提出了陕西地区存在商文化的概念。前文将陕西东南部划人商文化二里冈型的范围，泾渭地区的商文化称为京当型，并指出后者大概是从前者之中分化出来的。后文则据当时有限的铜器和陶器资料，将陕西境内的商文化分为三期:年代分别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稍早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绝对年代约在武丁以前;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绝对年代约在武丁、祖庚、祖甲之时。   

令人叹服的是，这些虽是邹先生在当时条件下所得出的一些最初认识，却基本上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在西安老牛坡、耀县北村发掘到二里冈上下层至殷墟时期的商文化遗存，在礼泉朱马嘴发掘到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或略晚)商文化遗存，扶风壹家堡则发掘到相当于殷墟一、二期的商文化遗存。从而使学术界对陕西地区商文化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曾达陕西关中的中西部地区，完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之而廓清了商代西部疆域的版图。这些成果的取得，显然是得益于邹衡先生学术思想的指导。因为除了老牛坡遗址外，其余几处的发掘，均是他当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考古实习的项目。

(三)推动了秦文化来源的探索工作

前已提及，秦初期文化的探讨也是国立北平研究院工作计划之一。当年的发掘就发现了战国秦的屈肢葬墓。20世纪50-70年代，陕西凤翔雍城，在斗鸡台宝鸡、咸阳等地的考古工作基本建立起了东周至秦代的秦文化序列。80年代初，甘肃省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把秦文化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西周时期，伴随着的恰是一轮秦人起源和文化东来还是西来的热烈讨论。研究者从史料中耙梳出秦人早期所居的都邑“犬丘”分别见于东西方，颇有可能与秦民族自东向西的迁徙有关。虽有应者，但信之者盖寡。   

《论先周文化》中对一件传世的青铜罐及其上的“亚■”铭文论证，列举了许多类似器铭，结合历史文献中秦之祖先与驯养鸟兽有关，指出此器当与一度使用先周文化的秦人相关，可能因迁徙曾居住于陕西。邹先生意旨主要是在说明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先周文化也并不仅仅只包括了姬姓的周人，其中也可能还有嬴秦之族，而不是以探讨秦族起源为目的。    但因为研究所用的均是考古资料，而且论证翔实、深刻，极具说服力，从而使仅从历史文献考证，苦无考古发现支持的秦史研究者发现了新的洞天。不久之后，就有学者将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推演发挥，与关中西部的壹家堡遗址发现的商文化相联系，并提出了此类商文化可能是“商代的秦文化遗存”，还把年代的上限推至二里冈上层时期。其结论显然与邹先生有一定的距离，但却绝不是毫无道理。把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较好地结合起来，将秦文化的研究上溯到商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一时间曾引起了不少的关注，纷纷参加讨论。   

这一方面的成果，可以反映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内涵深厚，其中的部分研究分析的看法，就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术课题的深人和发展。   

附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邹衡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无比钟爱的考古事业，离开了他倾心关爱的学生，告别了他视如生命的学术研究。匆匆而去，像是又去主持一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像是又去一座学术讲堂给学子们授课，可惜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做了什么，讲了什么。先生学术研究的丰功伟绩如高峰入云，为学界所敬仰，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永恒宝藏，惠被后学。在夏商周考古和重构中国历史的大业中的贡献，决非一、二篇小文所能涵盖。而胆敢不揣浅陋对先生的先周文化研究略予评说者，仅以表达对恩师栽培呵护之情的缅怀和追思矣。

 (原文刊于《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本文省去了注释，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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