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向东情系夏商周——邹衡先生访谈录

安阳殷墟的发现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为夏商周考古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已知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点，在探索中国古老文明的漫漫征途上艰难跋涉，将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有幸采访了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   

问:1995年底，您的著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在拜读您的著作时，从篇末的注释可以看出，许多篇目都是经过了多年的思考飞反复锤炼而成的;各篇之间互有关联又自成体系。您利用当时不甚丰富的资料提出并解决了夏商周考古的许多重大问题，建立了夏商周考古学的基本框架。邹先生，您能否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成书经过?   

邹:这本论文集包括7篇文章，都很长，最长的有七八万字。第一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发表在1956年(本应在1955年发表，因为其他原因推迟了一年)。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已无足轻重了，可是那时是解放初，材料并不丰富;而且文章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确定了郑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证明了郑州早于安阳殷墟。   

这还得谈得稍微长一点。安阳殷墟长期以来是夏商周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它在世界上都是很著名的。可是，殷墟是商代的晚期，它只占整个商代的一半甚至不到，殷墟前面一段是什么?解放以前很多前辈学者也无法知道。郑州的发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把中国的信史提前了二三百年，这当然不是寻常之事喽，可以说把中国的文明史提早了。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件很有趣的事，你们大概不知道。为了它，我还和日本人吵过一架。那时候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们来了一个知名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这些人在当时就已经是老专家了，现在都已作古多年。我们在北京饭店讨论这个问题，说得很不投机，几乎吵了起来(笑)。他们才不相信这篇文章。我那个时候正年轻，才20多岁，我反驳他们说:“你们日本的考古学不是也分得很细吗?是不是也靠得住呢?”闹得很紧张(大笑)。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殷墟的来源问题、比殷墟更早的问题，解放前提了出来但没有解决，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现在忽然说解决了，这当然要引起轰动(笑)。在英国，有人写文章对这个成果评价很高，其他国家，比如苏联也同意这种看法。   

第一篇文章就是要论证郑州与安阳的关系，也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过程在这里我就不讲了。   

第二篇是《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解放前，前辈学者们在殷墟做了10年的发掘工作，可是他们未及提出文化分期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分期的问题，涉及到建筑遗址、铜器、陶器等各个方面。因为是文化分期，就不能是单纯的某一方面，而是比较综合的。   

这个工作是破天荒的，给你们讲点旧事吧。考古所的陈梦家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的铜器，他自称超过了宋朝、超过了清朝、超过了现代(指郭沫若)。当然，很多方面是超过了，但不一定完全超过，他的成绩是可贵的。那时候，我到考古所去，陈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听说你在搞殷商的铜器分期，我说你别搞啦。我弄了一辈子铜器就没见过商代的铜器能够分期的。不要研究了，白费气力!”陈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我很尊敬他，但我那时年轻，不肯服气(笑)。这项研究花了10年工夫，这篇文章也算是10年磨一剑吧。最后，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终于做了出来。现在看来，基本框架、基本分期还是对的。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像美国、日本、英国、德国都是在用这个分期。第二篇就先讲到这里吧。   

第三篇论文是《试论夏文化》，这是个很热门的问题。在此以前，夏文化的研究大都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影响，一个观点提出来，没人反对也没人赞成，引不起大家的注意。这篇文章很长，有七八万字。我独自一人来做，结论出来后引发了一场20多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当初很少人同意我的意见。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夏商周断代工程”讨论会上，全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100多位学者展开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了我的结论。夏文化的问题比商文化更难。刚才讲的郑州商城比较容易。因为考古发掘主要是看法不同，殷墟分期已难了一步，夏文化研究就更难，一个更比一个难(笑)。夏文化讨论有这么多意见，发表文章也有400多篇了，现在争论基本上有了结果。俞伟超先生上次在偃师(指“断代工程”讨论会)开会时对我说:“看起来夏文化讨论这么多年，您起了领导作用，你是舵手。”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第四、五、六篇论文我就不详细讲了，都是继续论证夏文化。   

问:那么是从哪些方面来论证的呢?   

邹:从全国的其他文化来论证，从金文的族徽来论证，还有从地望上来论证，夏文化在哪些地方，哪些地方不是夏文化。这些文章都是对夏文化进一步阐释，字数也不少，因为它牵扯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很多历史上的问题。

最后介绍一下第七章吧。现在看起来，先周文化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个问题呢?在解放初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学术界，以郭老为首，对西周的社会性质都非常关心，可是又解决不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先周时候生产的情况、它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没能解决。当时郭老曾经考虑先周文化处在铁器时代，当然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了。他又说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发现。但根据对《诗经》中的解释主张先周是铁器时代。那时也有先周是石器时代的说法，可是也找不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关于先周文化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学生时代参加的这场讨论给我印象很深。学了考古以后更是一直琢磨先周文化的问题，琢磨了几十年(笑)，最后写成了这篇文章。   

先周文化的研究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商周是不是一个族?或者再进一步，夏、商、周是不是一个族?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商周都以黄帝为祖先，根本没有什么族的区别;太史公以后的学者就有了争论，有人开始主张不是一族;再后来，以西方传人的学说为新的理论根据，认为不可能是一族，但要获得确凿的证明也相当困难。所以，先周文化研究不仅是解决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它的族属问题。   

问:先生，据我们所知，先周文化就是您命名的吧?   

邹:“先周文化”这个词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主张改称早周文化，现在不大用了，大家都是用先周文化这个名字。先周文化的研究在这次断代工程中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去年在西安沣西发现了一系列的地层和灰坑。西周和先周交界的年代在徐良高发现的这些灰坑得到了地层上的证明。其实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例如50-60年代，在沣西马王村发现的两个灰坑(H10, H11)就是类似的情况，只是当时未引起重视而已。   

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讨论了许多年，这次断代工程对它们的解决起了促进作用。夏商周三代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阶段，中华文明的许多重要特点在这个阶段奠定了基础。    

问:晋国和燕国始封地的发掘是迄今为止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它为晋国史和燕国史、晋文化和燕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同时，它还为整个西周考古提供了重要标尺。请问邹先生是如何利用考古学方法来寻找晋、燕两国始封地的?能否给我们谈谈这两个遗址的发现经过?   

邹:这是历史上留下的两个难题。50年前还在念北大历史系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两桩悬案，以后学了考古心里总像有个解不开的结。其实这两个问题的情况还不太一样:燕国的始封地的位置，文献记载不很清楚，而晋国的始封地在文献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咱们先说晋国吧。    

晋国的始封地文献说得很清楚，可是现在看来是记错了，差了800多里(笑)。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明确地记载晋始封在今山西太原;东汉末年的郑玄也主张此说。以后的学者绝大多数都同意班、郑二人的说法，因为这两人是历史上的学术权威。对他们写的书基本上都是信从而不加怀疑的。那就等于说晋国始封地的问题 2000年以前就解决了(笑)。但是，他们的记载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可理解的。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首先提出不同于班、郑二人的说法。这是破天荒的，反对这两个人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顾炎武的文章一直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至少可以说存疑吧。到民国初年以后，开始有人说顾炎武是对的，可是也提不出任何证据。究竟孰对孰错还是说不清楚。   

这个问题我在念历史系时就注意到了。以后又因为我是教书的，教的又是商周考古，自然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它在我头脑里一直在转，是否可以解决呢?究竟是顾炎武对，还是班固和郑玄对?以前因为要搞商文化和夏文化问题，没有机会下去调查。恰好在70年代末有了机会，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了山西。这一次如何判别各家说法呢?文献材料已经无能为力，惟一的新途径就是考古学。在以前中国没有考古学，不可能用考古学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了考古学就可以利用它去进行考察。当时的目的也不是一定要证明顾炎武是对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我不能加进主观的意见，而需要对两种观点都加以考察、判断，依据就是考古资料。   

带着这个目的，我和7个学生、1个外校的助教，从山西省翼城县开始逐个遗址的调查。在翼城就已发现了比较重要的遗址。当时考虑顾炎武讲的是否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我们发现的同顾炎武讲的不完全一样?翼城的调查已有了重要的发现，但是还不能下结论。再往前走就是同翼城紧邻的曲沃县。在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看到了很大的一个遗址，就是天马-曲村遗址。这个遗址和翼城的遗址都不是我们发现的。多年以前就被发现了，经过了调查，甚至已经挖了探沟，但是仅仅知道是一个西周遗址。西周遗址全国几百个也有呀，这个遗址的学术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去的时候思想准备不足，遗址规模又这样大，所以一看到它我就非常重视。我们住了下来，不像其他遗址住一两天就走，而是干脆就扎了根，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个遗址规模太大了，有陕西沣西沣东两个遗址加起来的规模。沣西沣东是西周的王都，山西这块地方同王都差不多，比琉璃河就更大得多了。   

问:那是在哪一年呢?   

邹:那是1979年。在这一个多月中，我们了解了这个遗址的年代、分期、性质，分析了它的全貌。晋的问题理应是山西省最重要的问题，当时认为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侯马遗址是解放初期开始发掘的很著名的一个遗址，国家文物局调了很多省的力量支援山西省，可以说是全国的重点地区。基于侯马遗址多年的工作和发现，当时认为已解决了晋的间题—这里就是晋的国都。这点说来并不错，因为发现了侯马盟书，这里是国都问题不大。可是侯马遗址的年代是很晚的，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晋的始封却是在西周最早期，这样长的历史，起码有300年吧，在哪里呢?不知道，也没人注意。   

通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把天马-曲村的分期和文化性质基本上断定下来了。调查报告的发表还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夏鼐先生跟我要了这篇文章，推荐到《考古学报》发表。《考古学报》编辑跟我讲，6万字最多只能发表3万字，也就是要删去一半。我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我怎么敢删别人的文章呢?一个字也不能删(笑)。结果是在北大的《考古学研究》上发表了。

从1980年起，我们开始在天马-曲村正式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80年代发掘的过程中，我又带学生到附近的县进行普遍的调查，最多的时候有一二十人。自汉以后直到郭老，对晋都的位置有很多意见。只要是文献上讲过的地方，我们都去做了仔细的调查，仔细的分析，没有漏掉一个。根据调查的结果再来衡量比较，那还是天马-曲村第一。所以当时我就下了一个暂时的结论:晋的始封地就在这一块，范围在100华里左右。就是塔儿山以南、浍河以北，因为文献上记载晋始封时方百里，百里的范围内也确实有西周遗址，我就初步下了这样的结论。   

第七次发掘以后，我写了篇文章，正式提出来晋的始封地就在这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晋侯墓还没发现，应该说证据还不是十分充足，没有把握(笑)。所以在太原召开的晋文化会上有人问我:“在晋侯墓发现以前，你怎么能下结论说始封地在这个地方?”第一，我刚才讲了，到郭沫若为止，多少学者钻研这个问题。他们讲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去调查过了，结论是否定的。第二，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断定一个重要遗址要看它的规模，而天马-曲村遗址有周王都那么大，而且是一期一期相接，从西周最早期直到战国连续不断，这在山西省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相比。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太原之说。太原我也去过不止一次，调查证明没有西周早期的东西。晋祠确实很早，据说晋祠旁边的几个大墓中有叔虞的墓。我去时正好赶上现场在发掘。出的东西有宋代的瓷片，证明“叔虞墓”是靠不住的。这把太原说基本否定了。我想晋国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问:您利用历史上留下的所有线索，用考古学的调查方法再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结论并且得到了考古实践的证明。那么，寻找燕国是否也是这样的?   

邹:我对燕国的研究比晋国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工作。燕都的问题比较麻烦，文献上没有清楚的记载。我们学校的侯仁之先生是研究北京史的权威学者，他认为燕的始封地就在今北京，具体说就在广安门到陶然亭一带不太大的范围内。50年代时根据侯先生的结论，我一个人到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去调查，但很快就得出否定的结论，那个时候陶然亭正在清理湖底，我就捡陶片来看，我的主要本领就是捡陶片嘛，不会别的，就会捡陶片(大笑)。捡来一看都是战国陶片，这样时代就太晚了。到广安门去也是如此，西周早中晚期的东西都没有，我说这不可能是燕国的始封地。   

清朝时芦沟桥一带出过铜器，我见过拓本，没有问题，是西周早期的，并且还有燕侯铭文。铜器出土地是记在芦沟桥，可是我去当地调查，觉得始封地不会在此处。恰好此时北京市文物队请我去看他们普查时在北京以南发现的一些遗址。看完以后觉得芦沟桥以南一带比较重要。1962年，我带着3个学生到了琉璃河遗址。当时琉璃河还有将近两米高的城墙，可惜现在已经全破坏掉了。那一次只做了些试掘。1972年，我跟系里提出还要带队去琉璃河。文革中间发掘是很不容易的，但系里很快就批准了我的建议。这次去了三四位教师，四十多个学生，不仅做了大量的发掘，还在附近做了彻底的调查。南边到拒马河，北边到永定河、芦沟桥一带。这个范围内发现过的遗址都去了。可以否定的地方就不再去，有线索的地方就再去，当时只有一个学生跟着我。   

跟曲村的情况一样，综合包括琉璃河在内多个点的材料分析，并且结合文献考虑，我认为作始封地的话，除了琉璃河不可能有其他地方。   

问:邹先生，您通过比较认为琉璃河最有可能是始封地。那么，你是怎样最终确立这个结论的?   

邹:好，我再讲讲我是怎么提出这个结论的。第一条线索，距琉璃河不远，大概四五里地吧，有个汉代的城址叫土城。汉以后又在里面修了个小城，时代可能是宋朝。《太平寰宇记》中幽州良乡县为燕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这条文献没有几个字，但非常重要。它提到了燕中都，就是燕国的都城，但那个地方不是琉璃河，刚才讲差四五里吧。古代的记载差一点距离是可能的。当然《太平寰宇记》并不是很早的文献，宋朝离西周2000年了，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呢?当时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但至少是一条线索。也许宋代的学者能看到的书比我们多，资料另有来源。特别是同我们发现的遗址只相差四五里地，所以我很注意这条文献。第二条线索，黄土坡村有个村民(党支部书记)在挖他家的菜窖时挖出一个铜爵杯来。他背到琉璃厂去卖，结果被公安局抓住了。公安局放他走，他说没钱回家，结果公安局给了他路费，他才回来。这件事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好笑(笑)。根据这条线索，我带着刘绪他们几个学生找到那个菜窖，在附近挖了两条很特殊的探沟，20米长，50厘米宽。因为当时已经到了11月底，天气冷了，我们要赶回学校，所以挖了这样两条又窄又长的探沟。当时没有收获，可是不久就在附近发现了中小墓葬，到刘绪那班同学继续读研究生时，北京市的文物单位又发掘了燕侯墓。黄土坡村支部书记跟我讲的这个线索，尽管没发现什么大东西，但有铜器是肯定的。既然有铜器就不会是孤立的，可能还有更大的铜器。我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清朝时候出土的燕侯铜器，也许是错记在芦沟桥，很可能就是出在琉璃河。因为那时候刚开始修京广铁路，挖到了琉璃河，也许就是这样出土的。再有，遗址的时代毫无疑问是西周早期，规模也非常大。根据这样几条线索，我以为琉璃河的可能性最大。这个间题我没有写过文章，文革中间也不允许你个人写文章。   

正当我们发掘时(1972年)，北京市农业学大寨下了个指示，要求马路两旁要一平如镜。琉璃河当然是很不平的喽，很多台推土机隆隆作响，要把琉璃河推平。如果这样一推那还有什么燕都遗址?全都完了。我心里面受不了，就很快赶回北大。那时正在文革期间，校党委书记王连龙是8341部队的副政委。我向他汇报了情况，我的意见是非保护不可。回想起来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他是解放军，为人接近群众，办事又雷厉风行，马上就给国务院挂了电话。第二天，国务院农林口的首长，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冶秋、考古所夏所长都去了琉璃河，推土机就在一边推着。农林口的首长问我具体意见是什么，我说琉璃河应当完整保存下来。他问我琉璃河遗址有多大，我说长多少、宽多少、有多大面积。他想了想说:“中国这么大地方，这有多忒大一块呢?好，就依你的意见。这一块全保存下来!”(开心地大笑)他这么一说，在场的县委书记立刻下去招呼“把推土机都开走!”机器都开走了，也不响了。   

问:没想到先生还有保护遗址的功劳呢!   

邹:(开心地大笑)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队继续琉璃河的发掘，挖了半年没出什么东西。于是我受到北大考古专业的批判，说我是欺骗了中央首长。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发现了墓葬，出了就是现在展览的那件，还有另一件有燕侯铭文的铜器。这才不骂我了(哈哈大笑)。   

问:要是先生不说，我们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往事。先生，您从事教学工作几十年，能否谈谈您作为教师的感受?   

邹:几十年啦，跟着我学习过的学生都感觉我太严了，我也承认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我的学生，从心里面爱他们。可我是个教书的，年轻时脾气又急躁，学生在研究中有些错误，能达到应有的水平没达到，我就非常着急。为此经常批评学生，不止一个学生到我这屋里哭过。每次发完了脾气我也后悔，作教师的不该向学生发那么大的脾气的。可是不严就是不负责任，就不是合格教师了。这样严也有好处，他们毕业了几十年的学生跟我讲:“您当年教给我们的东西现在还记得呢。”很多学生在各地担任很重要的职务，这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   

问:有些学生认为考古学对社会的贡献不如某些应用学科，辛苦繁琐又不实惠。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邹:你这问题实际上问的是好几个方面。咱们先说对考古学的贡献吧。首先得明确考古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可分成许多门类，哪一个门类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学科都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每一个学科都有直接服务于社会的一方面，都有可应用的一面，但是总的说来学科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我们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历史学同哲学有很多联系，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的意义要放长远来看。不能要求考古学像一些应用学科一样。    

作为一门科学，考古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举个例子说，现在为什么要搞断代工程呢?它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吗?中国搞年代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考虑年代问题同我们整个国家的前途是挂钩的。现在研究夏文化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国家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国家理论的时候根据的是欧洲的材料和一部分北非(主要是埃及)的材料。至于中国呢，对不起，没有或很少。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此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中国的材料，至少是不太全面吧。这项研究仅靠历史文献不行，只有靠考古。现在我们研究的夏文化、商文化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能空想出来的，需要有年代，也需要有社会内容等很多方面，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讲到辛苦不辛苦，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但是总的说来，没有一门科学研究是不辛苦的。只是我们考古有自己的特点，之所以辛苦点，就因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要做，要很好地结合。我们下田野，别人在室内，这都是研究的需要，我相信只要工作有意义，你们年轻人也不在乎这点辛苦。   

至于实惠，那是个人选择的间题，真正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大量的劳动付出，投机取巧是不可能的，要享受优裕安闲的生活就不要搞科学。我觉得既然投身科学就不要考虑什么生活问题，这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思想。我给你们讲个实例吧。前些年在曲村发掘时留学生也去实习。有一次去了7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穿得非常简朴，到后来有的学生裤子都缺这么大一块(笑)。我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有时在曲村那条号称“王府井”的最热闹的街上见了油条就买来吃，我们都觉得不卫生不敢吃。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我那两个博士生，一个西德的，一个法国的，两个都是女haizi/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孩子，都在曲村住了半年，人家没说过一句苦。有人问她们说:“你们国家那么富足，到了曲村住得惯吗?”她们差不多都是一样地回答:“如果我们要享受，我们还搞什么考古啊?我们也不会到中国来了。既然来了，就根本没考虑吃苦的问题。”我们总觉得西方的青年人好享受，其实这是种误解。我在国内外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有事业心的。这种精神就值得学习。我们干考古的比起其他许多学科条件是差些，但这么多年我们这支队伍从没有停顿，一直在拼命地干。不断有新的发现，有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实际上，解放以后我们的条件是一年比一年好了。解放初期我们在郑州二里岗发掘，那个时候是什么生活条件?住的是茅草棚，不是住几天，一住就至少半年。到了夏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笑)。冬天还不错，有一个火炉子，可是搞些木炭或煤还很不容易。有时候没火烤，那冻就冻。   

工作时我们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全靠两条腿。到很远的地方去调查或发掘，还得背着自己的陶片、工具。每天都这样走很远，你可以问问前几班的学生，我记得严文明老师那班有几个同学到晚上11点多才回来，大家身后都是大大的一堆陶片，可还是高高兴兴、说说唱唱。   

吃的你们可能就更受不了了，大半是粗粮，高粱米，窝窝头。菜呢，咸菜疙瘩一个，一盘豆腐就是打牙祭，春天的槐花就是上等美味。一到中午，窝窝头就硬邦邦了，因为玉米面掺高粱面容易发硬，大家给起个名字叫“将军盔”，商代遗址的将军盔不是又硬形状又相像吗(哈哈大笑)?   

这还不是在农村，郑州城里就是这样的生活。如果到农村去那就更差了，跟百姓睡大炕，刚才说的那些还吃不上呢。劳动强度更大，因为大家都愿意自己干，这样比较可靠，那真是体力劳动。   

这是50年代的情况。以后就渐渐地好了，至少主食问题解决了，不吃粗粮吃细粮了。就是住的还是那条件(笑)，70年代到湖北实习好像还是住农民家里。60年代我们能租自行车了，以后又有摩托车，现在远距离调查还有吉普车坐。曲村工作站住的条件就同学校里差不多了，吃的同城里也差不了太多，和过去比就不知要强多少倍，条件一年比一年好了。你们赶上了好时候。   

问:邹先生，您作为老一辈考古学家，对年轻一代考古学者有什么期望?   

邹:我提得高一点。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精神，一种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我们从事的是科学，不是过去没知识的人讲的“挖坟掘土”。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精神，具体讲就是献身于考古事业。奋斗几个月几年那还容易，10年20年30年就困难了。我讲的献身就是一生和考古不分开。

没有这种精神可以慢慢地磨练出来;有了这种精神，对田野工作，对学术研究就不会因困难而动摇，也就不会受客观条件的引诱，改变自己的理想。有了这种精神，其他的问题就考虑少了，时间就不会浪费，成绩就更大。有了这种精神，奋斗一生，走到我这个年龄再回头看，才会感到有意义。   

谢谢您，邹先生，占用了您这么长时间给我们介绍情况。   

谈不上的。我也有义务向你们介绍夏商周三代这让中国多少代学者魂牵梦绕的问题，你们应该有所了解。

此文原载《文物世界》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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