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关注

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连载02（点击看上篇），欢迎收看。

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力。

但是，如何保住皇帝的宝座，让朱家子孙世代保有这大好河山呢？这使朱元璋煞费一番苦心。

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一方面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统治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心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犹如臂使指的统治政权。

朱元璋总结了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与一班幕僚进行谋划，反复琢磨，在洪武九年(1376)终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1、三司分治，权归中央

洪武初年，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仍沿袭元朝的制度，即设行中书省。

元代地方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去的，职官的设置和中书省一样，中书省有什么官，行中书省也有什么官，统管一省的军政、民政、财政等大权，地位重要，权力又大，容易形成枝强干弱、权倾中央、地方专横跋扈的局面。到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更是指挥不动。一个行中书省，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朱元璋曾做过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想当初，他根本没把小明王放在眼里，因此，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害是了解得很透彻的。现在，他当上皇帝，怎能容忍下面的行省把自己当元顺帝和小明王看待呢！他要把地方大权控制在中央，只许下面奉令唯谨。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和执行朝廷的政令，其权力范围只限于民政和财政，并且事事都得秉承朝廷的意旨。

布政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分出机关，布政使则是皇朝派驻地方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

布政司行政区域的划分大体和元朝的行中书省差不多，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北平、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等十三个布政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1407)增设交趾布政司，永乐十一年(1413)又开置贵州布政司。宣德三年(1428)，明政府罢交趾布政司。至此，全国除南、北二京外，仍为十三布政司，一直到明朝覆亡都没再改变。

因为大家都叫惯了行中书省这一名称，所以虽然改为布政司，人们还是习惯于在口头上称之为行省，或简称省。

布政司之下，有府、直隶州（与府同级）和州（与县同级）、县两级地方政府，这也简化了元朝的设置，减少政令下达的层次，使指挥更方便、更灵活。

和布政司平行的有提刑按察使司，简称为按察司，长官为按察使，掌管地方的司法；都指挥使司，简称为都司，长官为都指挥使，掌管一地的军政。

布、按、都合称为三司，彼此互不统辖，都直接听命于朝廷。这一改革把行中书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并且使三司互相牵制，达到了朝廷收回大权的目的。

02、废中书，罢丞相

洪武初年，中央政府机构也是沿袭元制，设中书省。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的权力，只对皇帝负责。

本来，丞相是辅助皇帝处理政事的，但如果权力过大，便容易造成皇帝大权旁落，酿成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对立。

明朝中书省第一任左、右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处事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出征，因而没和朱元璋产生大矛盾。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晋升为中书省丞相，并且整整四年，中书省只有他一个丞相。从此，皇帝和丞相的矛盾就日益发展。

胡惟庸是定远人，朱元璋取和州的时候前来投顺，从一个地方小吏一直爬到中书省丞相。他仗着皇帝的宠任，在朝廷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有些重大事情也不奏闻，独断专行。下面的奏章，胡惟庸必先私下拆看，不利于自己的就藏匿不报。一时朝廷内外，一些势利“奔竞之徒，趋其门下”，贪贿的金银财宝、名马器玩，不可胜数。

魏国公徐达疾恨胡惟庸的奸邪，曾向朱元璋揭露过胡惟庸的罪恶。胡惟庸怀恨在心，企图收买徐达的看门家人，对徐达加以陷害。

刘基（刘伯温）在胡惟庸未当丞相之前，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牛犊，将来会断辕而破犁。”后来，刘基父子上书朱元璋，建议在浙闽交界的淡洋设立巡检司。上书之前，刘基没有请示中书省，因而胡惟 庸就更加痛恨刘基，指使同党官员加以诬陷，企图置其父子俩于死地，只因朱元璋不想办刘基的罪，他的目的才没有达到。

不久，刘基病，胡惟庸假装关心，挟带医生前去探病。刘基吃了这位医生的 药之后，觉得胸中有个硬块，如拳石一般，没过多久，就死了。

当时朝中如徐达、刘基这样有地位的官员尚且要遭胡惟庸的暗算，至于一般官员，那就更不用说了。

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势必和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产生尖锐矛盾。尤其是在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后，地方的控制指挥权都集中到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愈大，和朱元璋的矛盾就愈益尖锐。

洪武十三年(1380)，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抄家灭族的严厉镇压。同时以此为鉴戒，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

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朱元璋实际上是皇帝兼行宰相的职权，封建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高峰，他也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中央的监察机关叫都察院。洪武初年，这个机构仍沿袭元朝的御史台，十五年(1382)才改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还有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

都察院领有监察御史110人，按照布政使司的设置，以一布政使司所辖的地区为一道，分掌十三道。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者；或者是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宗制度者，都必须检举弹劾。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京则监察一切官僚机构，监视所有文武官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漕、巡关、监军等，其中巡按御史是代替皇帝巡视地方，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权力最大。

监察御史本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地方上的知县一样大。但是，朱元璋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利用他们来钳制大官，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王公大僚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些人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和鹰犬。

中央审判机关叫大理寺，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长官为寺卿，下有左、右少卿，左、右寺丞等若干人。都察院、大理寺和刑部，合称中央三法司，凡有重大案件，必经三司会审。

中央机构除上述的机关外，主要的尚有通政司，负责收纳奏章；翰林院，负责为皇帝起草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和诰封官员之类的文章，编修国史，向皇帝讲读经书；还有其他一些司、寺、府，共同分理朝廷庶务。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朱元璋认为自己创立的这一整套统治办法至为完善严密，日后子孙们只须照着办，朱家的天下就可万无一失，所以，他立下法规，告诫以后的君臣：“往后的皇帝，不许再设置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对于其他制度，也不容随意更改。朱元璋把这些训条编成一本《皇明祖训条章》，要子孙后代世世遵循，不得逾越。

本来，在有丞相帮助处理政务的情况下，朱元璋就已累得疲乏不堪，光是每天的奏疏，就够他看得头晕目眩。当时有的官员为了卖弄学问，写起奏疏来就是洋洋万言，废话连篇。

洪武九年 (1376)，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奏疏，朱元璋叫人读到6370字 以后，还不知所云。他非常恼火，不等念完，就把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大板。第二天晚上，朱元璋躺在榻上，叫人继续念下去。直到16500字后，才涉及主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行的，他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

同时，朱元璋又指出茹太素建议的五件事情只须500多字就可以讲清楚，可他却罗里吧嗦地写了17000字。

当然，朱元璋也承认自己因厌听繁文打了大臣是错误的，并表扬茹太素是个忠臣。

从此，他规定在奏章里只许讲实际事情，不许冗文上书，并制定上书的格式，如果违反格式就要受责罚。

这件事说明，朱元璋在有丞相辅政时就已经够忙碌了。现在废除中书省，罢设丞相，他一人独揽大权，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件件都汇到他手里了。

以洪武十七年 (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个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情。政务如此纷繁，皇帝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机器，势必要有人襄助侍从，以备顾问。于是，就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以品级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之官充任。

当初，殿阁大学士只是帮助皇帝阅读奏章，处理和起草文书，备为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权。以后到明成祖时，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些人在内廷办事，常侍天子于殿阁之下，人们避宰相之名，就称之为“内阁”。

初始，阁臣虽能参与机务，但品级还是低微，而且没有属官，不能压制其他机构。到了仁宗、宣宗时期，开始以尚书入阁兼大学士。这时的阁臣，品位尊崇，接近皇帝，裁决机宜，其权势之重，宛若汉、唐的宰辅，只是不居丞相之名而已。

再往后，阁臣又分首辅、次辅，两者权势迥然不同，次辅对于首辅，唯唯诺诺而已。迨至世宗中叶，内阁的权力更超越明代前期，夏言、严嵩先后居首辅地位，专权用事，压制百官，赫然为真宰相。朱元璋的立法宗旨，便被破 坏无遗。

03、明朝的卫所兵制：将不专军，军不私将

朱元璋由参加农民军而成为军事统帅，最后又依仗自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全国统治政权。

军队是朱明王朝的强大支柱，所以朱元璋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尤其不忘对军队的控制。

洪武十三年 (1380)，朱元璋在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也对军事机关进行 调整。

洪武初年，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是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大都督府统领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了，就在废中书省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管领各所属的都司、卫所。各府的长官为左、右都督，掌管府事。

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却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

遇有战事，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颁发调兵命令，军事统帅由皇帝亲自任命，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进行作战。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这一制度使总指挥权和统帅任命权操在皇帝手中，而军籍、军政的管理和军 队的调发指挥权限又分离开，将不专军，军不私将。这样，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皇帝牢牢控制住军权，增强了封建王朝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力量。

如何编制和训练军队，使其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这也使朱元璋花了不少心血。立国之初，他就和刘基研究了历代的兵制。他们认为，历代所实行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长短。

征兵制的好处是有事才征集，事毕兵士归农，兵员来自农村，素质好，平时军费开支少；短处是如有长期战争，人员从征，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且系临时征集，没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

募兵制的优点是兵士以当兵为职业，长期在伍训练和实战，作战技术娴熟，服役时间也不受农业生产限制；但是因应募的大多为无业游民，无所牵挂，容易叛逃，而且平时得养活一大批军人，军费负担重，这又是重大的缺憾。

朱元璋和刘基经过切磋琢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创立了一种卫所兵制。

卫所军队的主要来源有四：一是从征，即早先跟随朱元璋起事的部队和招收来的地方武装；一是归附，即元朝和群雄的投降部队；一是谪发，因犯罪被罚充军的；一是垛集，即从老百姓家中按人口比例征调的。

军人列入军籍，世代沿袭，儿孙代代当兵。军籍和民籍、匠籍一样，同为明代户籍中的一种。军籍归都督府掌管，军人不受普通地方行政官吏管辖。

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屯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担负保卫边疆和镇守地方的任务，是一种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相结合的队伍。

明王朝根据地理形势和设防需要设置卫或所，全部军士都被编置在卫所之中，每112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十个百户所编一个千户所(1120人），每五个千户所编为一卫(5600人）。

卫所的军官分别为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百户所以下的军事单位是总旗（约50人）、小旗（约10人）。

当时卫所遍及全国各地，京师重地，卫所独多。至洪武二十六年 (1393)，全国有17个都指挥使司，下辖329个卫，还有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军队总数约在120万左右。

17个都司和下面的卫所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个都督府。明廷藉这些卫所军队保卫边防和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封建政权。

04、胡蓝之狱和文字狱

跟随朱元璋起事的农民军将领，随着明朝统治政权的建立，一个个转化为朱明王朝的新贵，官封公侯，爵显禄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

这班新贵，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因而，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发生矛盾。

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前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如凉国公蓝玉霸占东昌民田，御史官举劾此事，蓝玉竟怒逐御史；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斤，进行走私，破坏盐法。

这些功臣宿将还私蓄奴婢，与朝廷争夺劳动人口，影响明廷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差派。而这些新贵的豪奴悍仆，往往依仗权势，凌暴乡里，功臣宿将们又不加禁止。

为了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便对这批新地主阶级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措施。

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矛盾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胡惟庸为丞相控制中书省，专权用事，淮籍的功臣宿将大多集中其门下，形成 一个淮人官僚集团。

胡惟庸的独断专行及其与军事贵族的勾结，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和不安全。加上太子朱标生性仁弱，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朱标治不了那些元勋宿将，存在着军事叛变的可能性，便决心为他去除障碍，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

这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杀了几家公侯大官僚。自此，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凡是心怀怨恨，或骄横跋扈，对皇家统治存在危险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灭族抄家。

这个案件株连蔓引，持续数年都没完没了。后来，又有人告发胡惟庸私通倭寇，阴谋内应外合，反叛朝廷，并牵连到一些官员。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兴大狱，又杀了几十家公侯官员，整个胡案合计杀了3万多人。

这一次，连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进胡案。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有人告发李、胡是亲家，来往密切，李善长曾和胡惟庸合谋造反。朱元璋趁机把李善长一家70余口全部杀掉。这时，李善长已经是77岁的老头了。

李善长死后一年，有人上书替他喊冤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 为驸马），亲戚拜官，其人臣之分已到极点。如果说他要自图不轨，那尚未可知；而现在竟说他要助胡惟庸造反，则大谬不然。因为人情爱自己的儿子必定胜过爱兄弟的儿子，已经安享万全富贵的人一定不谋取侥幸万一的富贵。善长与惟庸只是侄儿、女的亲戚，而与陛下却是亲儿、女的亲戚。设使善长助胡惟庸起事成功，不过也只是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尚主纳妃而已，其地位还能胜过今天吗？”

这些话问得句句有理，所以朱元璋尽管心里不高兴，也没办上书人的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

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曾多次带兵出征蒙古，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但是，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而且带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的特务人员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头，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较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1.5万余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历史上称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为“胡蓝之狱”。

除胡蓝二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将某个开国功臣赐死，或鞭死，或砍头。朱元璋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周德兴，著名功臣如冯胜（即冯 国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

朱元璋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做法，也是向刘邦学习的，但是，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诛杀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等几个将领，朱元璋却把开国功臣几乎杀光。大批的诛杀，搞得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

功臣宿将得以善终的寥寥无几，汤和是其中的一个。

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并且是小时候的放牛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于是，自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很高兴，马上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明王朝建立后，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由于阶级的偏见，不肯与由红巾军发迹的朱元璋合作。朱元璋对这一部分人毫不客气，采用“诛其身而没其家”的严厉镇压办法。

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在明朝建立后，斩断手指，立誓不做新朝之官。朱元璋把他们抓到南京。在答话中，他们仍叫红巾军为“红寇”。朱元璋大怒，于是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死，家产没收。

许多不愿与明王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大多是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在朱元璋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对立的基础上，加上当时文官和武将争权邀宠斗争的发展，朝中的许多文官也遭到他的杀戮。

朱元璋一向厚待文臣，许多武将对此不服。朱元璋就对他们解释道：“世乱用武，世治宜文。这并不是偏爱。”

这班武臣乘机挑拨说：“不过，陛下您也不可过于相信文人。文人是很会讥讽人家的。如张九四（即张士诚）也是一向厚待文儒的，而当他要文人帮他起一个官名时，这班儒士竟给他起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不是很美吗？”

武臣们说：“非也，上大当了。《孟子》书上有：‘士，诚小人也’。这句也可破读为‘士诚，小人也。’这名字是骂张士诚是个小人，而他哪里晓得。”

朱元璋一想，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还有像夏伯启叔侄这样当面讥刺他的文人吗。从此， 他对臣下的谈话言词和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挖苦毁谤他的地方。

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里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词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是把一些文字、成语往坏处揣摩，觉得许多地方都是在讥刺咒骂他，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当时的许多学官都因为在替地方长官作的庆贺表中有“则”、“生”之类的字而送了命。后来，礼部官要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元璋命人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令天下各官今后如遇庆贺谢恩，照表式抄录送上就行。从此，文人学士乃至政府官员才避免因为文字纠葛而蒙受不白之冤。

05、黄册及粮长制度

经过元末20年的动乱，元代的户口、土地簿籍所存无几，就是保存下来的，也因人口的死亡迁徙、土地的荒芜和产权的转移，使实际情况与簿籍不相符合。

为了有效地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封建政府赋役的征调和避免赋役负担的严重不均现象，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和土地的清丈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编制了黄册和与黄册有联系的鱼鳞图册。

所谓黄册，就是全国户口的总清册。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为成丁，成丁就须服役，至60岁才免。

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公家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休息。应役之年叫“见（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排年”。

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业产等。里中有鳏寡孤独不能应役的，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一册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州县。

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亦是两份，一份上缴到府，一份留于本州县。这样，各级政府如法复制，府缴布政司，各布政司再缴到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所以称之为黄册。

全国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收藏于后湖黄册库中。后湖，就是著名的南京玄武湖。明政府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性的档案馆，用以贮藏黄册及其他重要档案文件。

明朝统治者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所以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后湖。明朝二百多年中历次所造的黄册都送来这里保管。

黄册是明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有了它，封建政府便控制了全国的人口户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状况，凭着它向老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

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的不均，明政府规定每十年调查一次户口业产，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一种与黄册有直接关系的册籍是鱼鳞图册。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派国子监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这样，翻开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叫做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明朝统治者称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

的确，这两册如一经一纬地编织成一张大罗网，把劳动人民网罗其中，受统治阶级的奴役和榨取。

虽然如此，这两册在它的早期却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两册开始实行时是在严格的调查基础上制定下来的，并且政府还规定，如果出卖土地，赋税随契过户，这就可避免产去税存的现象。

同时，定期的对土地、户口的清查，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地主阶级隐瞒地产和丁口，把徭役和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赋役负担比较平均。这对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社会经济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地主隐匿土地的被清出，又使封建政府增加了赋税收入。

但是，黄册制度发挥进步作用的时间并不长。早在开始实行之时，便已发现有些地方主管册务的官吏贪污舞弊，豪强地主隐瞒户口、土地。明政府曾对此进行严厉惩罚，规定官吏舞弊的“一律处死”，地主隐瞒户口和土地的，“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在严格的检查和严厉的镇压下，这时虽存在官吏和地主通同舞弊的现象，但黄册上所反映的户口和地产的情况，与实际情形尚还相去不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吏利用编制黄册进行贪污舞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明政府对此罚不胜罚，因而奸弊泛滥，终致使这一制度名存实亡。

里这一层的黄册编制工作，是由里长负责的。里长往往与官府中负责抄录誉写黄册的书手和负责计算业产、税粮的算手勾结在一起，进行贪污舞弊。他们在编制黄册时，巧立名目，向人民勒派种种的所谓编册费用。

造册开始，就收所谓纸札费；册刚造完，又收衙门使用费及预征驳费；解送黄册之前，收解差盘缠费；及至黄册被后湖黄册库驳回后，还可借口以前预征的驳费不够或已移作他用，再搜刮一次。并且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任作威福，在填报黄册时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

而最大的奸弊，是里长和书、算手受豪强地主的贿赂，把地主的田地假托在他人名下，从而偷漏赋税，这叫“诡寄” ; 或者将地主应负担的赋役分摊给贫穷小户，叫“飞洒”；或者为地主虚报死亡，隐瞒丁口，虚报岁数，以求逃避差徭。种种弊端，难以尽述。

里长和书算手还利用职权，把本身应缴纳的钱粮暗中派在别户之内，自已完全免去负担。如万历二十年(1592)，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总书金某，将自己六百多亩的钱粮洒派在全县小民身上，自己一粒赋粮也没交。

在官吏和地主的通同作弊下，土地和人口的隐漏非常严重。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上登载的全国土田总面积是8804623顷，而至弘治十五年(1502)，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只剩4292310顷。

在田赋收入方面，黄册上的数字恰是相反，弘治十五年全国的田赋总收入从洪武二十四年的2942万余石提高到2967万余石，增加了25万多石。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明朝政府征收赋税的数额愈来愈多，而实际负担赋粮的田地却越来越少。

人口隐漏的程度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人口已达6054 万多，到了弘治四年(1491)，黄册上登载的人口反减至5328万多人。经过百年的太平岁月，而且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设治造册，黄册上的人口数却有减无增，可见人口脱漏之多。

到了明朝后期，黄册更完全丧失作用，成为一迭废纸。清朝初年，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已灭亡），真是荒谬绝伦。

接下来再说说粮长制度。

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田赋征收沿用前朝的两税法，即分为夏税（主要收麦）和秋税（主要收稻谷）两季征收。全年约三千万石的田赋中又以秋粮占绝大部分，约为总数的六分之五。

当时明政府征收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交实物，如谷、麦等，叫“本色赋”；一种是以白银、铜钱和明政府发行的纸币宝钞来折纳，称“折色赋＂。两者中以收实物为主。全年近三千万石的田赋，从挨家挨户的征收，到把赋粮运送到京师及其他欠缺粮食的地方，这的确是一桩浩繁艰巨的工作。

为了保证田赋这一封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朱元璋建立了粮长制度。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规定把交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区内土地最多、具有威望的地主一人担任粮长，为封建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后来又在一区里加派一至两人任副粮长，辅助粮长办事。

朱元璋认为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办法，可以避免官吏对百姓侵渔的弊病，而且地主是本地人，情况熟悉，对赋税的征收有利。

粮长的任务是负责征收和押解秋粮。他每年必须在农历七月二十日前到京师领取勘合，然后回乡把全区的田赋分派给本区各里、甲，督率里长、甲首征收。收齐后，粮长再率领运粮夫把赋粮运送到缴纳地点。

当时京师里官吏众多，驻守的军队也较别地为多，赋粮有相当部分是运送到这里来的。这些“京运”的赋粮最为重要，粮长必须亲自押送。各仓库收纳赋粮后，就在勘合上填写数目，盖印证明。赋粮征收交纳完毕后，粮长才把勘合上缴户部，核对后注销。

但是，尽管朱元璋给粮长诸多优待，而这些粮长并非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做不侵渔百姓的“良民”。早在洪武朝，就出现粮长倚官挟势，在催粮时临门吊打小民，甚至拘留粮户，私用刑狱等情况。如嘉定县有个粮长，他在征收田赋时设立了许多名色，有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造册钱等12种，向农民搜刮了米32000石、钞11100贯，而实际上缴的田赋只需 米1万石，其余皆落入该粮长私囊。

朱元璋发觉粮长苛敛百姓的弊病后，就以严刑峻法惩治，杀了不少人，虽然没有把贪污舞弊这股风完全刹住，但在他当皇帝时毕竟是比后来好一些。

明成祖时，国都北迁，田赋的很大部分要由运河运往北京，粮长必须把收齐的粮食运到江北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几个主要仓库，然后再由漕运军队分段递运北上。

当时运河沿岸的城市兴起，商品经济大为发展，不少粮长就用手中的赋粮作资本，经商牟利。赋粮被侵吞后，就捏造途中遇到风浪船翻粮沉的谎言，重新向农民追征，或者向上拖欠不交。经商赚取均钱财，再拿来买田置宅纳妾。

至于粮长在征收田赋时的一般贪污现象，那更是司空见惯。这时的粮长制度，对封建国家和农民都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因而，景泰(1450-1457)年间就有人力主必须对粮长制进行改革。

从前，只要一当上粮长，一任就是几十年，有的甚至子孙相袭，数代连任，当时称这种为“永充制”。主张改革的人认为永充制的粮长权力太大，易于作威作福，欺瞒官府，迫害平民，必须加以改革。于是就实行轮充制，即增加粮长的人数，由数户轮流充当，有的地区则让里长轮充粮长的职务。

明朝的中后期，大地主集中了更大量的土地，隐田逃税的现象更为严重。贫苦农民交不起地主转嫁给他们的日益繁重的赋税，便纷纷逃亡他乡，而封建的租赋却有增无减，因此，田赋的征收更为困难。

这时，更是人人视当粮长如遭浩劫，凡有钱的都想办法花钱买脱。正德年间(1506-1521) ，明政府不得不改轮充制为朋充制，即集合一批人来共同担当粮长的职务。此时，不仅粮长中有中户，甚至轮及贫苦下户，充当粮长已变为一般人民对封建政府提供的差役。

叫这些贫穷小户去向豪强大族征收田赋，无异于以羊御狼，与虎谋皮。那时，一被派上当粮长的，“大小对泣，亲戚相吊”，老百姓都说：“宁可充军，不当粮长。”

贫苦农民本来就自顾不暇，再让他们为地主阶级赔纳赋税，那简直是不让活了。正德三 年(1508)，江西永新县粮长王浩八，就是因赔不起田赋，而官府 又如狼似虎地催逼，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

当然，在明朝的中后期，也有个别粮长由刮削小民而家道大发，但更多的还是在粮长的任中倾家荡产。

本文编选自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读史联袂权威打造的中国读本系列之《明朝史话》。

点击上图，即可购买▲

点击上图，即可购买▲

品典论今，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历史人物介绍，历史记录，古代历史故事，唐朝历代皇帝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