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致钱穆先生书信：泰山仰止，时殷遐想--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读钱钟书致钱穆的一封信

顾农（载《香港文汇报》）

宾四宗老大师道座：

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泰山仰止，鲁殿岿存。远播芳声，时殷遐想。前岁获睹大著忆旧一编，追记先君，不遗狂简，故谊亲情，感均存殁。明年苏州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佥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区区之私，正复齐心同愿。“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修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即叩春安不备。

宗末钟书上

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上面这封钱钟书先生致钱穆先生的信，录自杨绛先生的回忆散文《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后收入《杂忆与杂写》一书，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杨先生介绍此信的背景说，当年要举行盛大的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打算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长期寓居台湾的钱穆老先生（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亦在其列，当时除了用公家的名义正式发函邀请之外，又特别请钱钟书以个人名义写信去劝驾。据杨先生说，起先钱钟书在信里写错了几个数字，“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获得这封作废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有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废稿）”，于是这封信才得以留存。后来杨先生遂将此信作为追忆钱穆先生文章的附录发表了出来（见该书第七十七页）。

钱钟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早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荐本家新秀钱穆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教书，后又替他的著作写过序言（由钱钟书代笔），两家交往甚深。因为是以钱氏宗亲的身份和名义写信去劝驾，所以钱钟书信中称对方为“宗老”，而自称“宗末”（本家小人物），态度谦卑，很有人情味：纯然传统书信的格调，老年知识分子读起来很舒服。

钱穆齿德俱尊，学术地位很高，单是称之为“宗老”还不够，于是又加上“大师道座”四个字。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长期在各地高校教书，门徒甚多，又著作等身，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等数十种，影响很大。旧时以某座为尊称，如“帅座”、“钧座”等等；“道座”一词多用于知识分子或各路高人，用在这里非常合适。钱穆得享高寿，信中颂为“鲁殿岿存”，用来形容他乃是硕果仅存的大学者。鲁殿，鲁灵光殿的简称。《文选》卷十一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这里指老辈学者多已凋谢，而钱穆健在。措辞雅致，也非常得体。

这封信篇幅不长，内容丰富，文字凝重清新，章法极佳。开头先写亲情故谊，措辞典雅，入题从容，合于传统书翰的通则。“大著忆旧一编”指钱穆的回忆录《师友杂忆》（载《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三年一月初版，大陆有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其中忆及钱基博先生（“先君”），也谈到钱钟书（信中以“狂简”代指自己，是自谦的说法；《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熹注：“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说他小时候“已聪慧异常人矣”，又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为外文系学生，而兼通中外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寓目。钟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归，又一度与余同在西南联大任教”（三联版，第一百三十三页）。他们不是一般的熟悉。

转入正题后，信中特别强调宾四先生与苏州深厚密切的关系，以明邀请之有故、企望之殷勤。钱穆的家乡在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其地靠近苏州；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年夏，钱穆任苏州中学国文主任教席。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全家寓居苏州。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年夏，钱穆回苏州侍奉老母，居于耦园。抗战胜利后，又曾一度寓居于苏州。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广州，稍后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一九六一年定居台湾。所以信中说对方曾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因此现在大家渴望他回来参加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

信末引用庄子的话，动之以旧国旧乡之情，主题升华到新的高度，不单为苏州一处，也不单适用于钱穆先生一个人，而有深远得多的意义。“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修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声明自己这封简单的信不过是辅助性的（“衬拳边鼓”）——这样的说明也很必要，说得又极其风雅有味。

关于海峡两岸是一家和国家统一的大义，信中没有直接提到，对明白人无须多说。后来钱穆虽然因健康关系未能光临苏州的盛会，但于一九八六年初应台北《联合月刊》之请，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指出和平统一乃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稍后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的摘要。钱穆的言论在海峡两岸都产生了很好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