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夏、商、周三代,中国乃一贵族封建社会,然其时已有士。如夏代之传说,商代之伊尹,起于版筑畎亩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详已不可考。其为后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则事无可疑。下及周室东迁,春秋时代,为士者益得势。其事散见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所记载,典籍具在,可资详述。然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

孔子曰:“士志于”,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不仅当代,乃至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注①: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上述那种具有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凭籍,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余英时《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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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钱穆先生:中国特有的“士”发布于2022-02-01 22: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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