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人的“畏”与“无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生命终有一内外之分，内则此心，外则此身。身体健康亦不可忽。内则为己，外则为天，畏则为一戒慎心。己虽为主，天命亦不可不戒慎。内有己而外有群，大人者一群中之领袖，故对之亦不可不戒惧。圣人发明此理，故对圣人言，亦不可不戒慎。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我何畏彼哉！”故君子能独立不惧。有杀身成仁，有舍生取义，皆由我作主，而仁义又即我之大生命所在，此又何畏焉？……

西方人生命寄在外，外面一切事物此争彼夺，胜败无常，若终有一不可知之外力存在。此外力不可知，乃造为各种神怪，以代表此不可知之外力，以形成各种恐怖小说、恐怖戏剧、恐怖电影，使人看了反觉内心有一安慰，有一满足，此正见西方人之内心空虚，故遂生出此要求。而此种恐怖，则不仅在小说、戏剧、电影中有之，实际人生中亦时时处处有之。故西方人对人生必主斗争，主进取，而永无休止。即此一恐怖感为之排布也。

中国亦有神怪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之类，但与西方以恐怖为终极者不同。至如《聊斋志异》中诸妖狐，则使人梦寐求之，欲得一亲而未得为憾。又如《白蛇传》，白蛇对其夫其子之爱，岂不更胜于人类。其遭遇挫折，尽人同情。虽属神怪，亦何恐怖之有？西方人于恐怖题材外，又有冒险题材。冒险多为打散恐怖。中国亦有冒险题材，则出自侠义忠勇，又与西方不同。要之，西方文学恐怖、神怪、冒险多在外面自然界，给与人生以种种之压迫；而中国之神怪、冒险，则皆在人文界，使自然亦臻于人文化。其心理不同有如此。

——钱穆先生《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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