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为君为臣为师皆可为圣贤，此亦中国文化之深旨所在

周武王伐纣，战于牧野。纣之众皆反戈。彼辈亦知纣之为君无道，武王始合君道，叛殷而服周，此亦纣众之人权。自古不闻以纣众之反戈为非者。然伯夷叔齐则以武王不当伐纣，扣马而谏，武王谓其“义士”而释之。然周有天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

伯夷先曾以不违父志，让国出亡。其弟叔齐亦不欲凌其兄而居君位，遂亦让国偕行。两人皆以孝弟修身而让国，又岂能同意武王之出兵争天下。然后世皆崇奉周武王，不闻以其革命为非。而孔子称伯夷为“古之贤人”，孟子尊伯夷为“圣人”，是何义耶？

人生必有群。君者，群也。有“群”则必有“君”。故尊君亦爱群一大义。君有一时之善恶，而“君臣”“上下”，乃千古之大防。伯夷之存心，亦惟此千古人群之“大防”。故孔子称伯夷“求仁而得仁”，与周武王之吊民伐罪同得称为“仁”。

当孔子之时，君道已久不行。孔子虽尊伯夷，而亦未效伯夷之隐遁饿死。孟子称伯夷“圣之清”，仅为圣人之一格。孔子为“圣之时”，乃为集圣人之“大成”。

而周武王与伯夷与孔子，乃同为中国古代之圣人。要之，自尽其心，自明其明德，自修其身，自行其道及其至，虽事业有大小，地位有高下，而同得为圣人。由此亦可觇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深旨所在矣。

——钱穆先生《文化学大义》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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