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的人权与人道

中国人不言人权，而言“人道”。

“道”本于“人心”，非由外力，此始是自由，始是平等。“权”即是一种“力”，力交力必相争。力与争则决非中国人之所谓道。中国俗语云“力争上流”，亦指“修身”言。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乌为不能是？希圣希贤，此即力争上流，而岂与人相争乎！

《大学》八条目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尚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目。

“物”字古义，乃射者所立之位。射有不得，则“反求之己”，此之谓“格物”。射不中的，非目的不当，亦非射者之地位不当，乃射“艺”有不当。家不齐，非家人之不当；国不治，亦非国人之不当；天下不平，亦非天下人之不当。乃齐之、治之、平之者之“自身之道”有不当。过不在人，而在己。不能以己志不得归罪他人。此尤中国人尊尚人权之大义所在。

故格物斯能致知，必先知有此规矩不能逾越，乃能反而求之己，求方法上之改进，而一切正当知识遂从而产生。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也。即向各自之父母而善尽我孝，此之谓人道。吾道所在即对方人权之所在。岂背弃父母不加理会，即显出我之人权乎？

换言之，必在“人有权，我斯有道”。既人各有一分不可侵犯之权，则拟必有一套和平广大可安可久之道以相处而共存。其与高唱人权相争不已，高下得失亦不待言可知矣。

——钱穆先生《文化学大义》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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