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风波未了，马克思主义讲师又出荒诞研究：蟋蟀是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

神州日知 乐儿

筷子风波未了，基因编辑婴儿正酣，又一破天荒研究出笼！

11月27日，又一项开创性、破天荒、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研究又被网友“强烈推荐”，立即走红网络，并招来各种非议。

上个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发表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的学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

文中，鲜明提出“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

文章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有关蟋蟀的身体特性和战斗力关系的各种论述，并尝试从“科学的视角”总结如何判断蟋蟀争斗性的方法。

陈天嘉说明，这是为了给一项研究如何在斗争中取得优势的课题提供实验支持。 

文章内容围绕判断怎样的蟋蟀更有战斗性展开，对于不熟悉生物科学的读者来说十分生涩。

而其引发争议的部分出现在文章结尾一段。 

陈天嘉写道：“蟋蟀是一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从科学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带来新的史学发现，挖掘新的科学资源。关注民族生物遗产的科学内容，能进一步为生态学、行为学、地方生物资源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有益启发。” 

蟋蟀、昆虫、身体与战斗力，这些概念都不难理解。

蟋蟀、油葫芦、蝈蝈还号称中国三大鸣虫。

三大鸣虫中，玩得最好、最精彩、最有文化韵味的当数蟋蟀。

古人玩蟋蟀讲究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堪称最著名的时代，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被称“蟋蟀宰相”。

贾似道生平斗鸡走马、饮酒宿娼、无所不至；

任相后，常与群妾伏地争斗蟋蟀，还总结养、斗蟋蟀的经验，写成《促织经》一部传世。

他专权跋扈、蒙蔽朝廷，终于把半壁河山断送给元军，时人骂他为“权奸”，成为“亡国宰相”。

第二种境界称"以娱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

第三种境界叫"寓意于物"，这是最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文献如下。

《促织经》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其中有：

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麻头。

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

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上。

顶项紧，脚瘦腿薄者为上。虫病有四：一仰头，二卷须，三练牙，四踢脚。若犯其一，皆不可用。

促织者，督促之意。促织鸣，懒妇惊。

袁瓘《秋日诗》曰：“芳草不复绿，王孙今又归。”

人都不解，施荫见之曰：“王孙，蟋蟀也。

文献还有：《畜促织》明·袁宏道 《促织志》，明·刘侗著 《促织经》，清·金文锦 《蟋蟀秘要》，清·石莲 《蟋蟀谱》，清·朱翠庭辑 《促织经》，清·金六（音伊）厂删定 《蚟孙鉴》，清·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 《蟋蟀谱》等。

的确，蟋蟀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在古诗文中还有为蟋蟀而作的诗句，25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日月其慆。

无以大康。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而蟋蟀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纯粹是由于它们悦耳的鸣叫声。

后来，是因为斗蟋蟀之风盛行，才愈发引人关注。

蟋蟀在神话及迷信中起重要作用，人们认为，有蟋蟀存在便等于好运和智慧，伤害蟋蟀便带来不幸。

在缅甸曼德勒的市场上销售一种大型棕色的炸蟋蟀，常供游方僧人食用。

当今社会，赏玩鸣虫似渐成风尚，无论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大都市，还是南京、杭州、苏州那样的中等城市，以及盐城射阳市县级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鸣虫市场。

赏玩鸣虫作为娱乐活动，多少可以折射出现代人渴望返璞归真的意趣。

假如只是从娱乐和文学角度来研究蟋蟀，也未尝不可。

尽管可能只是小众研究，但也立的起来。

因为，古往今来确实有大量以蟋蟀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而从陈天嘉的学术论文内容看，似乎仅说明中国古代有斗蟋蟀的游戏，所以，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判断蟋蟀战斗性的论述。

但是，这些论述或者这项游戏能代表“中华文化”吗？

如果蟋蟀被称为“民族昆虫”，那另一种相似游戏中的斗鸡是否也可以？——网友们意带嘲讽地提问。 

另有一些人则对作者的研究方式提出了质疑：中国古代从斗蟋蟀游戏中获得的直观经验，究竟有多少科学价值？

在生物力学、生物医学影像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学科和研究手段已相当完备的条件下，这种研究路径本身符合科学导向吗？ 

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应”，但它已经揭示出“民族”、“中华文化”等标签被滥用后的荒诞效果。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蟋蟀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物种，称其为中国的“民族昆虫”，并认为它“负载了中华文化”，显然与科学的严谨性相违。

但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 

今年以来，中国似乎对各种“辱华”事件越来越敏感，其反应也越来越强烈。

比如，前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游客在瑞典遭“粗暴对待”事件，以及杜嘉班纳（G&G）歧视华人风波。 

只是在自然科学中，这种表现还不太明显。

如今引发争议的这篇论文，因为涉及古代生物科学，所以，成为一个代表性的案例。 

这篇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这是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许多网友感到惊讶：为什么国家级的权威期刊会发表这样的论文？其中有违科学性的表述，以及有缺陷的研究方法是如何经过编审把关的？ 

这些问题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中科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两者本应是独立的领域，但是，在近些年，其边界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社会中政治氛围日益浓厚的同时，科学的独立性也受到了威胁。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从科学和政治的角度看，有很多可能性。

但最终会是人们期望的那种吗？ 

老实说，将蟋蟀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还让蟋蟀负载中华文化、封蟋蟀是民族昆虫，真有点牵强附会、贻笑大方了。

传统文化是一种能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不是任何物件都可以扯上传统文化的，也不是一定要从传统文化角度寻求解释的。

学术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开创性，但观点一定要站得住、立得稳，能说服人，而不能只有概念、没有论证、不明所以。

虽说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热，但这样的文化研究还是少一些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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