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竟是黄帝后裔？晚晴时就找到证据！--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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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大假，朋友圈状态大抵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堵在高速公路百无聊赖，

第二种是庆幸没有堵在高速公路但仍百无聊赖，

第三种便是趁着假期做些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又以去展览场馆增广见闻者为多。
现今的展览场馆，随着策展、交通等水平的提高，真正营造出了一种不出城市而看遍天下古今的氛围。

比如上海博物馆最近火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当然名为百物展，实际上却有101件展品，用以反映人类历史变迁。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作为序幕的佘盆梅海特内棺。
其中,作为000号展品放置在序厅之中的，则为埃及的佘盆梅海特内棺，足见展方对于古埃及文明的重视。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人是埃及了后裔，但是，其实晚晴时，很多人就认为埃及人才是中国人的后代。

中国与埃及，尽管历史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数千年间，并未有直接交流见诸史册，且双方似也不甚了解对方的存在。

郑和下西洋，虽然途径摩加迪沙、蒙巴萨等非洲东海岸地区，却未履埃及地方。

埃及作为国家和文明，载入汉文文献，要到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之际。
中国人亲眼目见并记录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则要到晚清时期，中国使节梯山航海，方睹真容，其难度与今天买张地铁票就能看古埃及文物，难易不啻天壤之别。

郭嵩焘：埃及文明不早于中华

同治年间，中国士人开始成规模地前往欧美，而西行的必经之路即是居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埃及。

1866年斌椿出游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须换乘火车，期间乘便观览了金字塔。
斌椿发现金字塔墓道入口有“横石刻字”，虽然历经风霜，能辨识者仅二三成，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其状“如古钟鼎文”。

同行的张德彝也注意到了洞口的文字，不过在他看来，这篇“埃及文”更类似于“鸟篆”。

张德彝的这段金字塔游记后单独发表，将“鸟篆”改为“象形”。
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并担任正式驻英法公使。

据郭嵩焘记载，在埃及时，使团成员也登岸参观闲逛，有人就在当地买到了“埃及古迹图”数张，其实应该是古迹的照片或其放大版图像。
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形态据说比较类似于金文、古籀和篆书。

郭嵩焘当即命人临摹下来，审视之下，发现有像鸟、像马、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并由此推断，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进而得出结论称，人类文字草创阶段，无非象形、会意两种手段。
抵达欧洲后，郭嵩焘接触到了更多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字的知识，也遇到了一些埃及学家。

使学者得以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局部）

他在英国与埃及学家百尔治（Birch）经常有往来，并从其处听说了不少埃及考古之事。

比如古埃及文字在西方，实际上也是数千年来没人能够解读，直到商博良（Jean Fran?ois Champollion）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
当然，在与另外一些对东方历史感兴趣者的会面中，谈话就不满足于对古文字的比较了，而往往由文字出发去推论两个文明的先后。

郭嵩焘坚持认为埃及古文字和中国的金文类似，不过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
郭嵩焘在完成公使任务回国，途径香港的时候，还听当时的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谈了一番中国文字传播世界论：

中国文教最先。

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

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也。

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

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

这位港督轩尼诗爵士不仅承认中国的文明起源最早，还脑洞大开地画出了中国文明文字传播世界路线图，由中国而埃及，还专门绕过英格兰而至爱尔兰，这恐怕与其身为爱尔兰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

郭嵩焘对此也未多表态，只是称其“附会近理”而已。

张荫桓：运回法老石碑复制品

近代埃及国力衰微，文物古迹亦不能自保，四散而收藏于各列强的博物馆中。

中国出使人员和游历者，也曾在英、法、美等国见识到了埃及文物和类似中国上古文字的古埃及文字。

比如负责考察世博会的李圭，曾在大英博物馆见过埃及木乃伊等物。崔国因则是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参观了古埃及的棺木。
薛福成是在梵蒂冈参观的埃及博物馆，他也很关注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以象形字、会意字居多。

巴黎协和广场上方尖碑，其高度显然不可能制作拓片。
比较有意思的是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洲的王韬，在法国巴黎见到了从埃及掠夺回的方尖碑。

他觉得埃及文字“有若云形”，又因《左传》中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一句，认为古埃及人当为“黄帝氏之苗裔”。

他甚至产生了将方尖碑上文字做成拓片的，携带回国的念头。
作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的张荫桓，也曾在欧洲数次见到有古文字的埃及文物。

不过，与其他出使游历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带文字的古物有较大兴趣和一定的鉴赏能力。
正如任青、马忠文在《张荫桓日记》前言中所言，张荫桓特别留意埃及文字，并以金石学知识与之比较，“应该是较早涉猎古埃及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法国巴黎，张荫桓前往卢浮宫参观，宫中有专门陈列古埃及文物之室，文物上的文字有类似鸟篆者，有类似大篆者，让其不禁感叹“上古文章朴茂”。

之后，在西班牙，他也参观了陈列有埃及藏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张荫桓在美术馆发现有一枚高约一尺八寸的古埃及铜象，背面刻有非常清晰的古埃及文字。这使他兴趣盎然，也和王韬一样萌生了制作拓片的心思，只可惜交涉之后，并未被馆方允许。

到美国之后，张荫桓能读、喜读古文字的名声传扬了出去，甚至曾有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将不知是何处的古文，共三十八个字，送到中国使馆，请其考认辨识，张虽不甚有头绪，但见其类似篆书，认为应该是古埃及文字。
此后张荫桓更是在外务交涉之余，留心相关信息，多次专门询问曾去埃及读书的法国同行，关于埃及石幢及文字之事。
参观和询问，终究难以过瘾，手拓古物上的文字，又一般不为收藏者和博物馆允许。于是张荫桓便向收藏机构讨要埃及古碑的复制品，并如愿以偿。

他非常高兴，不仅回赠中国图书，还为石碑写了五十四字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