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命鉴（01）：太监那些事儿

公子羽转载与整理：

原文作者王相山

明朝太监命鉴（01）：太监那些事儿

(0/330)2018-03-02 23:06

太监，旧称“宦官”。是古代被阉割掉外生殖器、失去性能力，专供皇室役使的男性官员，又称公公、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竖、内臣、内侍、内监、中涓、中贵人、阉竖等。宦官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不得参与国家政务。中国京城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实行阉人做宦官制度。但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因与皇室朝夕相处，遂有了博取信赖或可乘之机，甚至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太监文化随成为了古代中国国都一大特色，毫不逊色于书法、京腔等文化。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宦官的记载。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三千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朝时，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但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满清时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清末，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一代权监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17万两。宣统三年正月李莲英归天。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淀区恩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1922年，宫外的中国正在出现大变化，而17岁的溥仪仍在紫禁城内过着平淡的生活。许多太妃心生歹意，联合太监对越发成熟的溥仪进行打击。溥仪为了自己的安全，于几日后下令：每位王爷、太妃身边各留20名太监，其余所有太监一律驱逐出宫。这一决策虽然是为了溥仪自己的私利，使成百上千的人失了业，但象征着中国再也不会有社会底层人物被阉割了。1959年，溥仪出狱。他直接去探望了住在庙里的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太监，向他们连连道歉，但太监们仍在叫他“万岁爷”，真是令人感叹不已。溥仪也在《我的前半生》中忏悔道：“他们陪我玩，哄我睡觉，喂我吃饭；他们领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可能有时会离开我，但他们却日夜陪着我；他们是我的奴隶，也是我的老师。”对太监从“奴才”到“老师”称谓的转换，说明中国历经千年，人性的曙光悄然出现。

太监，是一群什么样的特殊人呢？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太监们依靠的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中国有太监文化，就有产生太监的土壤。何况，在古代中国，普通百姓要想出人投地，入朝为官，过上体面的生活，只有两知路：一是寒窗苦读，参加科举考试。二是自宫入宫，侍候皇帝。于是，在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自然会掀起“自宫潮”，许多富豪人家、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之路。据《<</span>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没想到会有如此多人应征，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个名额，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可见，上有体制的需要，下就有自宫之风，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太监做为一群中国历史的特殊人物和特殊官僚，他们从小被父母阉割，或者自宫，图的就是为了进入皇宫，让主子们放心，没有戒备之心，从而攀龙附凤，近君近贵，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只要进入皇宫，近贵者，整天围在帝王身边，大权在握，呼风唤雨；不贵者，亦能在皇宫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特殊人群在命理学上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历代命学高手都想研究，但不在皇城，无法接近太监者，很难得到太监八字和他们的生辰资料。即使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太监，虽然有传记，也只是个别几个，绝大多数的太监群体们，有侍候皇上生活起居的份，没有在正史上留名的资格。自然，要找到他们的生辰八字更是比上天还难。就是记载明朝官员八字最多的《三命通会》，亦没有收录下太监的八字。要想从命理学的角度对太监进行研究，实在缺乏命理档案。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好在中国人死了，喜欢盖棺定论，有做《墓志铭》的习惯。有权有势的人物盖官定论，既有正史记，亦有《墓志铭》碑，都是经官方审定的功名，后世的子孙们就能享生于世家“名门望族”之福，脸上有光了。太监们无资格上正史留名，无资格进国志露脸，就遗嘱族侄、继子及门下太监们，请朝中要员，甚至尚书，生前官友，专门给太监撰写《墓志铭》。正史上无缘留名，太监们就把自己的“功名”深深地埋进地下，留给后人，却鲜为人知了。

今天，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建，大量《墓志铭》开始出土，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太监生卒资料开始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令人眼界大开。京城有一位史志专家、民俗专家，新浪博客网名叫“双塔邨人”，执着于皇城根下金石铭碑传记的收集研究，收集到陆续出土的明代宦官碑传近百篇，仅宦官《墓志铭》就多达几十幅，皆亲自做拓片，考定原碑文，发于博客。严谨学风，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目睹《墓志铭》真容，内容令人惊叹。这种《墓志铭》不经官方审定，太监的无量功德也就全凭树碑立传者的节操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的写“生公童稚时，气宇不凡”。有的写“为中外斡旋，为生民造福”，俨然一个为百姓造福的外交家功德。“为民请命”，“鞠躬尽瘁”，“忠肝义胆”，“名垂不朽”，“千古流芳”，“百世永光”，“内养君德，外扶纪纲”，“笃生伟器，恭侍明皇”，“带横荆玉，蟒绚彩章”，“光生门楣，名著朝堂”，“古之郑吕，今之忠良”。等等，这种溢美之辞，比比皆是。大多数太监们的《墓志铭》写的都很详细，篇幅比写进正史的官员传记还长。但，古之官员，节操不失，有的还官至尚书，不可能为溢美拔高宦官的功德，而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除在墓志铭最后恭维几句歌功颂德之辞外，大多都是对其生平的客观传记。不象今之写手，替人立传，毫无分寸廉耻。

更为可贵的是，《墓志铭》中，皆记载有宦官的生卒时间。其中，有15块《墓志铭》中，生卒详细到了时辰，能够完整排出八字，为研究明朝宦官命理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十几块《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出生年月日，但无时辰，甚为可惜。从本期开始，发一组宦官八字赏析，供同好与方家们把玩。

秘书与太监

转载自网络 2014-2-20 6:41:14]

腐败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任用干部上存在的腐败。中国政坛上长期存在的“秘书帮”现象则集中反映了用人制度中的弊端。日前海南省副省长、曾担任高级领导人秘书的冀文林成为马年第一个“归案”的大老虎，宣告了一个“秘书帮”的沦陷。让人震惊的是这些秘书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及高级领导人秘书升迁之快、能量之大。

这种情况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很少听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秘书有这样的能量，实际上，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文官制度下，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隐形人”，我们最终知道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有秘书班子大多是从他们卸任后秘书写的书或者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至于总统和国务卿职位以下的领导人的秘书，这些年几乎就没有听说过。

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如数家珍地指出身边哪些领导曾经是哪些领导的“秘书”，高级领导人的秘书空降到省市“挂职”、“锻炼”随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扶正”几乎成了组织用人制度的规则，现在是连一些芝麻绿豆那样的小官也学会了安排自己的“秘书”。按说，副省以下的干部是不能配备专职秘书的，但市、县甚至乡镇领导都有秘书班子，例如“办公厅”里的秘书们，各级领导如今都学着中央的领导，安排自己的“大秘们”“空降”到更下面当领导，这现在也成了各地认命领导干部的潜规则。

稍微不经意之间，我们发现，“秘书治国”也有了新的形式：以前是秘书帮领导人出谋划策，或者架空领导直接去“领导”，去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则不甘寂寞，干脆利用在领导那里获得的权力与影响力，空间到各地去直接当领导。如果用人制度不改变，再过多少年，我们整个国家真可能会被秘书们领导了。

秘书受到重用，对领导来说，便于延续自己的思想与指令，对于体制来说，秘书跟随领导多年，对领导个人与体制的了解，自然不是他人能及的，但“秘书”原本是一种比较专业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稿子，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例如安排日程之外，有些还兼顾生活上的照顾之责。鉴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真正的秘书的就应该是内敛、低调、细心。在领导权力不能有效被限制的制度与体制下，秘书必须被限制住，这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中国古代皇帝都有“秘书”，就是太监。太监为什么一定要被阉割掉？除了担心他们对皇帝身边的女人生出非分之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他们有私心，担心他们专权。根据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的理论显示（显然没有中国人“先进）：男性荷尔蒙是权力欲望的根源，而去根的男人，基本上都没有权力欲。这些没有权力欲望的太监在皇帝身边，一般都不会做欺上瞒下的勾当，更没有必要贪赃枉法为自己留下巨大财富。

可我们也看到，中国历史上恰恰有很多宦官太监专权，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其实这并不是说太监就比“正常人”坏，而是在皇帝体制下，皇帝身边的人就被赋予了各种权力去使坏。设若过去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伺候在皇帝身边的“秘书帮”不是太监而是正常的人，中国历史别说可能会更乱更遭，很可能早就像太监们的根一样被一刀截断了，咱们的“文明”也就无法连续至今啦。

从冀文林这类秘书们我们不难看出，一位干过十年左右的省部级领导如果愿意，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秘书”派到好多个重要县市与岗位任职，而一位更高级级别的领导例如常委，仅仅靠秘书帮就有可能控制某一个关系国家命脉的石油等垄断产业。

正因为这样，中国秘书们的命运也就同他们服务的官员密切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导倒下，一帮秘书进去，而一个秘书进去，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秘书帮同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制，造成他们成了一个强大攻守同盟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没有了理想、信念与原则的时代，秘书帮们大多把领导的权力当成自己的权力而肆无忌惮，而领导们也把秘书们当成了家人或者家奴一样信任有加，不但对秘书们放任纵容，还让他们干自己不便出面的各种脏活与非法勾当。

在这样的环境下，秘书们自然而然都学到了一门新的秘而不宣的“秘书学”，不是为领导安排日常工作、写稿子与及时提供资讯，而是如何把领导的权力更大化，为领导和家人，也顺便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秘书们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不再对国家、党和人民负责，而只对领导和领导的家人忠心耿耿。即便秘书们犯罪了，领导也会百般包庇、听之任之，继续任用不说，还能不停升职。

单单从这方面来说，现在的领导还真远远比不上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任用秘书不是看谁听话，也不是看他们是否为自己谋利益，而是有自己的政治标准，看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所以，毛泽东的十个秘书，就有九个是被他开除或者整死的（包括自杀的那些）。

不管是被纪委和法律整死，或者被领导亲手弄死，“秘书帮”现象都极其不正常，冀文林的垮台暴露出只不过冰山一角而已。这届领导人反腐要想彻底，也不能不触及到“秘书帮”。当然，要想彻底解决“秘书帮”现象，最终还得在用人制度上做出变革，要在滥用权力上对那些当权者“去势”，要把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就只有恢复太监制度，把冀文林种之类一定会专权与贪赃枉法的秘书们阉割掉，恢复我大清朝的太监制。

原作者：老杨头 2014.2.19 温哥华

滴天髓八字命理命例连山归藏命宫胎元身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