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绘画是中华绘画的一个高峰，出现了很多影响后世的大画家。如擅画山水的范宽、李成、郭熙、王诜、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擅画人物的李公麟，以及创作了千古名作《清明上河图》的风俗画大家张择端。宋代绘画理论的突出成就是“文人画”的提出。在苏轼的倡导下，在米芾“寄兴游心”绘画美学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画”作为一种精英式文化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在技法上，其以水墨写意为主，注重对性情、意气的表达，讲究文化修养，追求自然含蓄的意境，与拘泥于形似的“画工画”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桂林画坛又是何种景象，有哪些画家呢？笔者通过有关文献史料的考证，现勾勒其大致面貌。
宋代比较重视岭南地区的经营管理，桂林是当时的岭南重镇。北宋设置广南东路（今广东省）和广南西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路治所在桂州。南宋绍兴三年（1133）桂州升格为静江府（桂林市古称），全权管辖广南西路25州。为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桂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终宋一代，宋政府常委派一些俊彦到桂林任职。他们的到来，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不少丹青妙手。笔者遍检文献资料，有五位画家值得大家关注。
一、燕肃
燕肃（961—1040），字穆之，一字仲穆，一署上谷，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北宋真宗朝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故人称“燕龙图”。燕肃学识渊博，巧思过人，精天文物理，曾创造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著有《海潮论》，并绘《海潮图》说明潮汐原理。他工诗善画，为文人画先驱。其画山水寒林，不设色彩；画竹超然脱俗，浑然天成，尽显诗人竹画之雅丽。燕肃曾在京城太常寺作屏风画，还曾为佛寺作巨幅壁画。宋真宗时，名臣寇准推荐燕肃为殿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真宗天禧二年（1018）中元节，在桂为官的燕肃与广西转运使俞献可等人同游桂林七星岩。兴浓所至，燕肃以悬针篆题名七星岩，并由刻工刊于七星岩洞口北壁。这件题名现为桂林存世最早的宋代摩崖石刻。虽然文献没有记载燕肃为官桂地时的绘画活动和绘画作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文人画先驱的燕肃，在桂期间定会泼墨抒情寄怀，再现那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创作出一幅幅清逸绝俗的美妙画卷。关于燕肃的绘画技艺，后人可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春山图》中窥见一二。
二、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称“米南宫”，吴人，祖籍太原，后徙湖北襄阳，晚居江苏镇江，北宋徽宗宣和时擢为书画学博士。其天资高迈，个性萧散怪异，举止痴癫，遇石称兄，世称“米癫”。米芾官场并不得意，然能诗文，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擅长水墨山水。其所作山水源出董源，天真烂漫，枯木松石常出新意。他作山水信笔为之，多烟云烘染，不求工细，开创出一种自然平淡、逸趣横生的大写意水墨山水画风格，人称“米氏云山”。米芾是北宋最为标新立异的画家，也是文人画的突出代表人物。米芾于北宋神宗熙宁间在桂林地区担任临桂尉，任满后寓居桂林西山资庆寺。熙宁七年（1074）五月，米芾与友人游览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题名。米芾在事务之余，还游览了桂林一带的青山绿水、奇峰异洞，曾作《阳朔山图》，题跋曰：“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向所不录，翻恨不巧矣。夜坐怀所历，作于阳朔万云亭。”遗憾的是，此图已失传，后人不能一览米芾笔下桂林山水之美景。但是凭借于此，米芾成为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绘写桂林山水的画家。
三、李友直
李友直，生卒年不详，善画山水。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三月，“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来到桂林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掌广西军政大权。次年（孝宗淳熙元年）八月，范成大与僚属游桂林佛子岩，李友直当时为范成大作《冰天》《桂海》二图。范成大《石湖集》中记录了此事，曰：“画工李友直为余作《冰天》《桂海》二图。《冰天》画使北虏渡黄河时，《桂海》画游佛子岩道中也。” 此两幅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可惜俱未流传于世。绘画史上对李友直没有详细的记载。通过以上史料分析，其应是常跟随范成大左右之僚属中一位颇有文化修养、擅长山水画之画工。
四、施进之
施进之，曾为范成大绘肖像画。淳熙二年（1175）正月，范成大转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其离开桂林途中，行至兴安严关时，施进之追至，将自己为范成大作的肖像画赠送，以示怀念之情。范成大颇为感动，在画上题道：“施进之追路出严关，且写予真，戏题其上。”在此，范成大与为其饯别的同僚21人游赏了当地名胜乳洞，赋诗一首并记曰：“兴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岩，妙绝南州，率同僚饯别者二十一人游之。”诗中“南游冠平生，已去首犹回”句，表达了范成大对桂林、对广西的依依不舍之情——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有不少好友同仁。在到四川任职的途中，范成大根据在桂期间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桂海虞衡志》一书，记载了当时广西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气候地貌、山川洞岩等内容，为人们了解广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史料上分析，施进之应是为官之人，擅长人物画，与范成大在桂期间是同僚，且二人交情颇深。
五、方信孺
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号好庵，福建莆田人。他才华出众，未及冠便能诗会文，著有《南海百咏》《南冠萃稿》《南辕拾稿》《击缶编》《好庵游戏集》等。方信孺于南宋宁宗开禧年间出使金国，“以口舌折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获天下赞誉，《宋史》有传。其于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至桂林，初任提点广西刑狱，不久任广西转运判官。在桂林任职的数年时间里，他为官政简刑清，甚有政声。他的足迹遍及桂林各处美景胜地，也留下了不少题刻。嘉定八年（1215）八月，方信孺从幕僚米秀实（米芾曾孙）手中借来《米芾自画像》真迹，摹写镌刻于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并作《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其事。画像位于米芾题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旁侧，上方刻有宋高宗御赞：“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右侧镌有米芾子米友仁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画像高一尺三寸。画中之米芾呈正面全身立势，面庞饱满，右手两指伸出，不知所指，头冠足履，宽袍大袖，胡须、衣袖、裙摆等随风飘起，尽显米芾潇洒不羁、风神飘逸之气。此画像虽为临摹之作，但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劲健，神态逼真，自然生动，有呼之欲出之感，“使来者尚可以想象其凌云御风之高致”（《宝晋米公画像记》），显示了方信孺相当高的绘画功力。
方信孺摹刻《米芾自画像》
以上概括介绍的诸多画家，都是来桂为官的饱学名士，没有一位是桂林本土的画家。缘何在文化艺术高度发达昌盛的宋代，桂林籍画家却空无一人呢？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落后，土瘠民贫。广西地处边远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建设在宋代虽有一定发展，但与一些发达地区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北宋政府平定侬智高（壮族首领）后，因广西经济衰落不堪，百姓困苦，朝廷每年都要从多地区、多部门拨赠衣绢、棉、米、盐、钱等若干给广西。范成大入桂林任职时，广西的财政收入极其拮据窘困，主要靠贩卖盐货。与范成大同时代在桂为官的周去非就在《岭外代答》中言：“广西地带蛮夷……一郡不富浙郡一县。”广西一个郡尚不如其他发达地区的一个县富足，可见经济落后到何种地步。史料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朝廷从广东财政收入中拨了五万贯给静江府当年使用，继而又拨了十万贯给其次年使用。由此可见桂林当时的经济状况。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艺术没有经济做强有力的支撑，是难以茁壮成长、兴盛繁荣的，这是整个宋代都无桂籍画家的重要原因。
二是人口稀少。宋朝时期，整个广西地区的人口是非常稀少的。据史料记载，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184）时，桂州辖临桂等11县，共计56791户主户、9553户客户，主客户总计不过六万余户。按平均一户5人计算，总计不过三十余万人。而在相隔不久的徽宗年间，只开封府就有二十六万余户，人口估算在百万左右。二者差距十分悬殊。人口的稀少自然导致了绘画创作人才的寡乏，这也是宋代无桂籍画家的原因之一。
除以上两个内部原因外，还有一个外部原因不容忽视。由于宋代离现今已经有千年光阴，岁月悠悠，诸多文献史料经沧海桑田难免会有一些遗失。另外，宋代虽然没有关于桂籍画家的任何记载，但在桂林及整个广西，书画艺术产业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也存在着一定书画活动的开展。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广西多用阉鸡颈毛做毛笔，另有用兔毫做笔的。而桂林所制之羊毫笔品质绝佳，名声响亮。人们用融结于山岩的石绿淘取英华，作为绘画的颜料；又用本地特产的柚子，将皮剥下，卷皮蘸墨拿来拓碑（用柚子皮代替毡刷，宜墨而不损纸）。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桂地存在着一定的书画产业市场和书画艺术活动。当然，凡此种种均与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那些至桂之满腹经纶的文士名流有莫大关系。他们在建设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同时，又将丰足的精神财富传播出去，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艺术素质。经过若干年的潜移默化和循序渐进的引导，再加上桂地人民的聪颖奋发，至元代，终于出现了有史料文献记载的第一位桂林籍画家——丁方钟。
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中国书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