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始于宋代，朱剑心《金石学》载：“至宋刘原父、欧阳公起，搜集考证，著为专书，而学以立。”吕大临撰《考古图》、薛尚功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赵明诚著《金石录》、洪适录《隶释》等，在历史文献为基础的学术层面上构筑起恢弘博大的金石学科。
黄士陵全形拓清供图
清乾嘉年间学者于金石学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睿智与热情，并将金石学推向极为兴盛的时期，学者王昶、翁方纲、阮元、张廷济、吴荣光、陈介祺、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承续前贤，以新的出土资料、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视角、新的实践途径、新的展示方法等著书考释，引斯学之兴盛，更开后世学术、艺术之新天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又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其所谓“金文学”主要指金石学中先秦鼎彝铭文、器形与纹饰等学术研究以佐传世史料、小学的考证。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纂修宫廷所藏商周至唐朝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摹绘图形、勾勒款识、注释铭文成《西清古鉴》二十一册四十卷，堪称金石学科重要的经典巨制，其影响深远，为金石学广泛传播推波助澜。清道咸以后青铜鼎彝研究之学蔚然成风，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张廷济编《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陈介祺集《簠斋吉金录》、潘祖荫辑《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撰《愙斋集古录》等，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深入，金石器物传拓也日益成为学者实践探索与研究的一门重要学问与艺术，清代至民国间精于此道而著名者当以马起凤、释达受、李锦鸿、黄士陵、尹元鼐、王秀仁、周希丁、马子云等为代表，其中马起凤、释达受开创了金石器物全形拓，极大地丰富了金石学艺术内涵外在的表现形式，器物全形拓本提供了金石学者研究学术的文本资料的同时，也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及书画艺术与金石文化的融合构建了重要的平台，以写真博古的绘画文本悄然出现其中，为中国古代绘画增添了新的富于金石学术元素的组成。金石学于学术领域本体的发展，又于艺术领域开启崭新的时代，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发展，也从此奠定了金石学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范畴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起凤(傅巖)，生卒不详，浙江嘉兴人。《清稗类钞》第九卷载：“马傅巖，道光初年之嘉兴人。吴门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形，傅巖能之，释六舟得其传。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则得之六舟者。”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载：“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凤所拓汉洗……”考传世全形拓本，马氏之作极为罕见。
释达受(生于一七九一年，卒于一八五八年)，浙江海宁人。字六舟，号海昌僧，以字行，主西湖凈慈寺。工诗词，精鉴别，曾客阮元府中，阮元称之“金石僧”。
吴昌硕全形拓博古图
全形拓是在纸质平面文本上通过传拓技艺呈现器物立体形态，是古代金石传拓艺术中表现力最丰富且技法最复杂的一种传拓形式，马起凤、释达受于嘉道年间始创全形拓。据传释达受主持镇江焦山寺，以镫照焦山鼎(周鄦惠鼎)取其形，并尺量鼎器各部尺寸绘于拓纸和厚纸或木板上，将厚纸或木板刷桐油晾干，按图刻制成模板，复以拓纸按图形覆于模板上进行传拓。阮元见达受焦山鼎全形拓本欣然作跋：“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木而印成鼎形，又以此纸折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细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器於无别，真佳刻也。”并请达受为所藏三代鼎彝制全形拓，阮元的大力赞喻使达受全形拓名扬海内。阳湖(今常州)李锦鸿(清)即六舟全形拓传人。邹安跋李氏拓曼生壶全形图云：“阳湖李墨香女士锦鸿，不事女红，好钟鼎彝器文字，见六舟僧所拓全形，竭力倣效，尽得其秘，东南收藏家法物多延女士手拓。”这时期的全形拓多存器形，似平面木刻，并无视觉上焦点透视的光影明暗特征。
道光同治间潍县陈介祺在释达受模板全形拓基础上采用分纸拓法，将器物重要纹饰原拓后按视图剪贴拼为器物全形，其中陈氏经验之谈多见于其著《传古别录》。清张廷济跋藏“觚棱方爵全形拓图”云：“甫获是爵，陈菽园剪纸分拓拈合成图。”六舟观之跋曰：“眼福不浅。”由此得知，陈菽园亦当时传拓名工，惜史未传。
全形拓艺术在光绪年间以黟山黄士陵(牧甫)、诸城尹元鼐(伯园)为代表，两人同客吴大澂门下，为愙斋集拓《十六金符斋印谱》外，分别为吴氏传拓所藏鼎彝全形，传世著名者有尹元鼐手拓愙斋所藏《吉金图》卷。黄尹两人传拓全形皆引入光影明暗的变化，全形效果更趋丰富与生动，也可谓全形拓进入了成熟期。
1840年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客观上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西洋写真术自明清两朝传教士及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的实践创作渐为民众接受，西洋素描、摄影术也成为许多画家及全形传拓者的创作辅助手段，临川周希丁、郃阳马子云即以此法作全形拓，先于拓纸作素描全形，再多次分步在原器物上传拓并逐渐完成整个器物的素描图绘，加之光影效果的强化，立体透视感超越了自马起凤、释达受创立全形拓以来的所有全形传拓，全形拓艺术也臻至化境。
黄士陵全形拓博古图
晚清金石家致力全形传拓的同时，西洋写真也在器物全形绘图中异军突起，博古也是在此领域奋力实践，而集大成者当属晚清黟山派篆刻创始人黄士陵。
黄氏早年曾在南昌照相馆谋生，对光线影映的效果极为敏感，所作博古绘画多取《西清古鉴》等为粉本资料，以传统工笔法结合西洋写真术为之，线描构图精准，所选器物形美，水墨烘染有姿，设色雅宜醇厚，图绘层次分明，即使纯粹水墨博古也能表达出墨分五色的丰富境界。辅之于书法篆铭、行楷考释、花草点缀，真正别具艺术韵味。上世纪中叶，黄若波曾撰文《大公报·艺林》载：“黄氏以西洋画法入中国画法，自然而不牵强，既不同于郎世宁，亦不同于日本画法用线条勾勒，阴阳向背，略施洗染，画法新颖，是从写生得来，最难得的是有雅致，无俗气。”
“全形、博古”艺术不仅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金石学兴盛所带来的金石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绚丽璀璨的新气象，“全形、博古”艺术更是金石学发展的艺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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