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的清东陵,不愧是一块典形的风水宝地,这里有许许多多秘的风水传说,她叠刻着中国浓厚的丧葬文化,是大清王朝历史尽三百年的展现,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大清国的兴衰,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清王朝子孙的影响。
清东陵距唐山市一百多公里,始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十五日,到光绪三十四(1908)年十月竣工,历经二百四十七年沧桑。此处共建有五座帝陵及数座皇后陵和妃寑。
多年来,到此参观考察的人面对这宏伟庄严的陵墓建筑群都会疑问大清王朝为什么要把帝陵选择在此地?这块风水宝地,无论是清宫史料,还是民间野史,众说纷纭。带着这样的疑问,从2004年我和张建华、雷忠义二位老师,多次到清东陵实地考察寻找答案。踏遍周围的山山水水,寻找去脉,查阅了大量清宫档案史料,寻找当年皇陵选址有关记载,多次请教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于善甫、李寅等清史专家,力求揭开清东陵风水的神秘面纱。虽然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但掌握的资料还是不够充分,尚需继续学习研究。在现有资料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对清东陵在选址过程如何用风水理论指导实践作简要分析。
一、清朝把入关后第一座帝陵选在河北省遵化市的马兰峪,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清朝祖陵都在东北沈阳,皇帝定期去沈阳祭祀祖先路途遥远,耗费人力物力,十分不便也不现实,而遵化马兰峪,距京城125公里,皇帝定期祭祀祖先节省路途时间和艰辛;二是清东陵的地理环境是山环水抱必有气,符合兴建多座帝陵的条件多且堂局开阔,这里龙、砂、穴、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咸备,达到“天人合一”, 是理想的风水宝地;三是顺治皇帝当年在昌瑞山狩猎,看中了此地,遂宣谕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用“投环定穴论”,后经钦天监杜如预、扬宏量等人进一步踏勘卜定修建了孝陵;四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看中此地推说:“天寿山已无佳穴可卜”,“遂有别营遵化之议”。可惜崇祯帝“壮志未酬身先死”大明朝烟消云散了。于是,大清王朝捷足先登,在这里兴建了庞大的陵墓群。
二、形势风水与山川胜势相结合
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历来有,“筑陵以象山”,或依山为陵的风尚。清代帝陵的兴建继承了明代帝陵的风格,运用风水也达到了顶峰。清代陵寝兴建是尊循“地臻全美”,风水好坏是建陵的决定因素。清朝两处陵寝的选址,都是以龙、砂、穴、水、向五大要素为原则,“不在宫殿壮丽侈观瞻”。从清东陵各陵墓的实地考察,也进一步证实了“尊照典礼之规定,配合山川之胜势”。如慈禧、慈安的定东陵兴建,慈安地位高于慈禧,所以慈安在慈禧的西面,离咸丰帝的定陵近,这就是祖制规定,慈禧权利再大也不能改变。寑陵建筑处理不论从风水大势上看,还是从局部安排处理都是按“地形之所宜,乘势随形而经营”。整体布局体现的是直观的感受,着眼于山川胜景与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统一。如远眺孝陵及整个陵区,这种视角感受特别明显,数座金瓦红樯的皇家陵寝均依孝陵为中心各依山势东西排开,其四周青山环护,两碧水夹流,蓝天白云,苍松翠柏,金碧辉蝗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展现眼前,堪称人间天境。登上昌瑞山南望,平川似毯,堂局开阔,雍容不迫。正像风水家所形容的那样,青龙蜿蜒、白虎驯俯、朱雀翔舞。好一幅“山青秀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三 、雾灵山是东陵龙脉的发源地
“龙”一般指山脉,所以,山脉又被称为“龙脉”。一处风水宝地,从理论上来讲,必须具备龙、砂、穴、水、向这五大要素,但龙脉又是一个最重要因素。分析清东陵风水好与坏,必须先分析龙脉从哪里来,而后再分析其它要素。自古至今,龙脉是一处风水好坏的关键因素,因为龙脉是输送生气的“管”,是开帐结穴的前提条件,没有好的龙脉谈不上风水宝地。
清东陵龙脉来自燕山余脉,也就是今天承德地区海拔2116米的雾灵山主峰。雾灵山雄奇高峻,是东陵龙脉的发源地,山高四十余里,峰顶摩天,左右峰峦拱列,其间群山卓立,万岭奔腾,气势雄伟壮观,属风水之禁地。密林深盖、雨量充沛,俗有每年七十二场浇陵雨,是来龙之正脉,风水之大源。


从卫星图分辨龙脉的走向,雾灵山主峰为东陵太祖山,少祖山呢?有的说是九龙潭的苍龙岭,有的说是“御屏帝座”,不论哪一种说法,龙脉确是从东北方向奔腾而来,长而有劲,曲而有情,行而有止,势而有威。真龙行脉,必多顿伏,断而又连,连而又断,形断而势不断,山不连而气连,龙脉起伏变化直达昌瑞山这就是清东陵的来龙。
四、孝陵占据清东陵最好龙脉
什么是龙入首?就是指“龙头”。简单讲就是穴后或左右二三节的落脉。风水学有六种“龙入首”,孝陵是“直龙入首”,是发富发贵的真龙。孝陵是东陵的立祖陵。对其龙脉从三个方面分析。便得出结论。
一是从五孔桥处观望孝陵的后山来龙,有四五层似金水相生龙脉,由高向低层层涌动而来,又经过层层剥换,褪尽煞气后束气、起顶、落脉,最后在昌瑞山南坡开帳结穴。

二是站在孝陵石象生的神道上向北远看孝陵背后群山层层环抱,昌瑞山如古人官帽形稳稳戴在孝陵头顶,目视远方。以五行而论官帽形似土星山,土星山怀中又突起一圆顶金星山,环环相生于孝陵地宫,是风水家追求最好龙脉。
三是从则面看:昌瑞山主峰碗蜒南下,隐隐浮浮,仿生龙从天而降,这股气势实是世间少有的好龙脉、是陵区风水的最精华之处。进一步应验了山主人丁,水主财,难怪有的风水大师根据其孝陵龙脉预知其子孙必出康熙大帝这样的杰出人才。
五、整体风水布局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尊卑有别
昌瑞山是东陵的靠山也是陵区南北的分水岭。历史称后龙和前圈。其整体环境就象盆地,四面环山,北高南低以次递进。东侧,鹰飞倒仰山千岩错落,文笔插天,势尽西朝,俨然右辅;西侧,黄花山层峦叠翠,势皆向东,宛如右弼;南面,金星山特起一峰,丰而不浊,形如覆钟,巍然端峙,有执笏朝天之势。整个陵区是:后有靠山昌瑞山,前有案山影壁山,远有朝山金星山,左有象山为青龙,右有烟墩山,天台山为白虎,形成左右护卫,四面环山的空间。昌瑞山作为陵区主峰,呈月牙形状向中央环抱,挡住了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吹来的刚风,迎纳南方充足的阳光,确保陵区的生气不被风吹散。东西两侧起伏的山峦,曲曲柔媚的水流,葱郁荗盛的生态环境及良好的土质地气,选择这样环境作为万年福地,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体现。
清东陵从整体看,在选址规划设计上,有长远考虑,按照“居中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观念安排,凸显长者为尊的伦理观念。孝陵为整个陵区的左右中心点,是风水墙内辈分最高的一位。其左边为儿子康熙的景陵,右边为曾孙乾隆皇帝的裕陵及其他晚辈陵寑等。按祖制规定,各皇后陵及妃园寝的墓地伴随在帝陵左右。其他如王爷、公主园寑在风水墙之外黄花山及周边地区以体现尊卑有别原则。
六、明堂开阔,能容千军万马
东陵四面环山,中间是48平方公里平坦之地,谓之陵区大明堂。明堂有大中小之分,古人云:“入山寻水口,登穴看明堂”,每座陵寑都有自已小明堂,中明堂,大明堂都是聚生气的。从昌瑞山顶峰南望,在视角上形成众山齐全,如万国进贡,诸王参朝的气势,是大吉之格局,这样开阔堂局全国罕见。古人云:“名堂容万马,富贵甲天下”。从形上看,从昌瑞山到天台山、象山,烟墩山为界,都属陵区大明堂范围。明堂在风水里主财富、也代表子孙的未来。
七、溪水分流,天门开,地户
风水学认为,水是山的血脉,水的作用是聚生气,无水则气散。风水家把水分为有情水和无情水,有情水甘甜、清澈,环抱穴前;无情水苦涩,直来直去,冲射等。《水龙经》讲:“穴虽在山,福祸在水”。陵区的左石两大水系,一是东大河、一是西大河,这西条水系均来自雾灵山及周围的山脉。这两大水系东西夹流,左盘右绕,最后交会于陵区的坤宫,也就是金星山以南,象山和烟墩山之间的“龙门口”。这两大水系用罗盘格定均来自东北方艮宫丑字和西北方乾宫亥字,按黄石公纳甲水法”,均属巨门催财水和贪狼催官
除两大水系外,陵区每座帝陵都有小明堂玉带水,中明堂玉带水,均以五孔桥为环抱。陵区水桥几十座,水系纵横交错,每到雨季,大小水系由北向南缓慢流淌,最后形成合襟水,汇聚到“龙门口”,由“龙门口”关栏闭锁整个陵区水量,起到聚生气的作用。
八、各帝陵所守循的原则是,穴以向为尊,砂以形为贵
陵寝立向都是依据坐山与穴位,及周围的山水情况选择消砂纳水,也就是综合平衡龙砂水的关系,通过立向择吉避凶。如孝陵立向就是风水运用中的精华之笔。孝陵立的壬山丙向,近地观察立向打在孝陵左右龙虎山的中心线上,远看打在坐山、案山、朝山,三山打到一条直线上,形成主宾朝揖,秩序天然,至尊至贵。纵观各陵寑朝向,都是依山就势,“向南为尊”,“南为正向”的指导原则。如果运用九星方法也能辨别来龙与坐山及立向收水的吉凶。如孝陵立壬山丙向,丙纳艮卦,坎方来龙立艮卦向为巨门吉星,是符合风水立向法则。定陵立的壬山丙向,其朝山打在陵寝正南方天台山两峰之间。为什么没有把朝山打在金星山上,这以定陵的来龙坐山和穴前后左右的龙虎山及砂山地势限制有关。总之,陵寑建筑一经立向,山川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寄托着“天人合一”的理想,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不但强化主题思想,在理气上蕴含着吉凶,而且在感观上表现出了尊卑、贵贱、主宾、朝揖、拱卫等关系。
砂是捍水档风。砂山以形为贵,穴周围的砂山的形状好坏,层数多少,决定着此穴风水的吉凶祸福。东陵各帝陵的砂山均居于来龙左右或主山前后,其形状如“牛角砂”、“蝉翼砂”等多种多样。龙无砂则孤,穴无砂护则寒。砂的高、低、长、短、向、背要和谐对称,过远过低则势散,过近过高则逼。砂山是天然形成的不完全符合风水要求,必须经过人工培补。如:裕陵左右阴砂并近案稍低,经培补增高,以满足风水景观的需要等。定陵、定东陵,景陵、惠陵等各陵的砂山形壮大小都不一样,在局部上都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完美。
九、体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哲学思想
古人早期崇拜自然的山川胜地,认为万物有其灵,逐渐演变为祭祀天地日月及国家的一种礼节。把祖先的功绩与山川的崇高伟大结合起来,求得祖先英灵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修建陵墓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思想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体现出来,也就是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使陵寑的整体景观给后人强烈感染力。另一方面在布局规划、设计等方面,也力争创造出一个气魄恢弘又充满纪念性的艺术空间环境,使整个陵区突出永恒、崇高、庄严、肃穆的神圣艺术境界。同时,也炫耀皇家气派和威严,强化了陵寑建筑宗法性和纪念性。正如景陵神功圣德碑文所写:“昌瑞之山,峰峙川长,功德穹碑,天日同光”。清东陵是中国传统文化浓缩的结晶和不朽的载体,是中国古代风水发展和运用的一个高峰。它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我们应该认真研究。
十、陵区风水存在的天然缺陷
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任何一块风水宝地不可能十全十美,会存一定缺陷。从整体分析,陵区明堂空旷散漫收气不足,青龙紧迫,白虎飞散,金星山破碎无气,东大河水系环抱过远,西大河水等流速过急。孝陵小明堂狭窄,水量不足,内白虎强。景陵是龙高虎低,龙强虎弱,“龙欺虎”。裕陵风水靠山低平,龙脉无力,案山倾斜矮小收气无力。慈禧陵后靠山来龙气势不足,地势低洼,案山平安岭过低收气不足,中明堂左右砂山及南面砂山全是人工培补。惠陵靠山先天不足后经人工培补,明堂空阔孤独,神道不与其他陵寝相连。定陵在清东陵界内的最西端平安峪,陵址是由江西巡抚陆应谷,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彭蕴章等人共同选定。定陵风水是目前挣议比较大的陵寝,众说纷云:有的说是“阴谋”风水,是故意行为;有的说是后无靠山前无案山,明堂倾斜,白虎回头伤子,至使同治皇帝十九岁过早夭折并且无后代,慈禧掌权……这些都和定陵风水有关。但我认为定陵风水显然无法和其它陵寑相比,存有很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一是靠山偏斜落脉无力又为虎头山,把陵寑靠在虎头上能不凶吗?当年选陵的那些风水大师都是全国一流的水平,能看不出吗?还是另有隐情。二是建陵打地桩发现有石砌墙痕迹疑为庙宇,也是凶地,为什么不另选他处?三是外虎回头必伤子是明显的大凶之象,青龙有气无力,弱不禁风,虎欺龙也十分明显,而且水淋两肩,明堂倾斜水不聚,又无案山聚气收水。四是神道过长变为剑煞直射陵寑。五是皇家史料记栽:“平安峪,左龙凝聚、右虎训俯”……我们多次到定陵考察龙山,龙山凝聚在哪里呀?,我们没看到。白虎回头这么明显的形象怎么能说训俯呢?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做为皇陵怎么能犯这么低级错误呢?百思不得其解。大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之久,从陵寑分析大清王朝兴在顺治,败在咸丰,绝在同治。由于陵寑风水博大精深,笔者水平有限,仅一家之言,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曹俊祥


满人既然学习了汉人的棺葬,自然也就同时接受了汉人的堪舆风水。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中央有钦天监的“漏刻科”,有“博士”和“阴阳生”;地方有阴阳学。府设正术,州有典术,县为训术。他们实为官方法定的堪舆家、风水师,职掌是“相阴阳以卜营建”。

作为制度和法律,《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即大工营建,皆用堪舆。此营建既包括一切土木工程。从城池、宫殿、陵寝到贡院、文庙,以及水利、道路、桥梁,等等。


清代在“大工营建”中所遵循的堪舆原则,首先即表现在陵寝的择址与规划上。《皇朝文献通考》不无夸张地炫耀:

我朝尊祖敬宗之典,超逸往古,而于山陵大礼,尤为隆备。兴京永陵,敬奉肇祖衣冠之所,而兴祖卜兆正中,景祖、显祖,昭穆序列,天锺福地,允为发祥所自。盛京则福陵在东北、昭陵在西,远拱长白山,近带辽水,郁郁葱葱,佳气所聚。世祖定鼎燕京,预定山陵于遵化州之昌瑞山,是为孝陵,而景陵在其东。重峦叠嶂,四面环抱,用启佑我万年有道之长焉。泰陵在州之永宁山,脉厚力丰,堪与昌瑞并峙。遵化在京东.故称东陵.易州在京西,故称西陵云。

所谓“佳气所聚”、“脉厚力丰”、“用启佑我万年有道之长”,全为堪舆家的语言。而“兴祖卜兆正中”,说明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汉人的风水已经开始为女真至少是女真的上层社会所接受。但从“景祖”、“显祖”的“梓宫”迁移,仍然可以看出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满族的丧葬遗风。


清太祖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以为“东京”,并在位于太子河滨的辽阳新城东北四里的杨鲁山营建山陵。天命九年四月,将祖景祖、父显祖之“梓宫”,由兴京赫图阿拉移葬于东京辽阳。

顺治八年.在清代的陵寝规划及修缮上具有重要地位。这年十月,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遍封历代祖先之陵:位于兴京赫图阿拉的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的陵山封为“启运山”,位于东京辽阳的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的陵山封为“积庆山”,位于盛京沈阳的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山福陵山改名为“天柱山”、太宗皇太极的陵山昭陵山改名为“隆业山”。


顺治十五年九月,顺治帝将在辽阳积庆山的“景祖”、“显祖”陵迁回兴京,与“原祖”、“兴祖”陵并称“四祖陵”。次年九月,称“四祖陵”为“永陵”,遣官告祭。努尔哈赤把景、显二陵从兴京迁往东京,理由是便于祭祀。但是,这个便于祭祀,正反映出当时的满族将祖先骨灰“随身奉持”的遗风。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不仅没有将努尔哈赤及皇太极之陵移葬北京,以便祭祀,却将景、显二祖之陵迁回兴京,虽然标榜的是“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即主要考虑的是风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看重兴京的表面风水,而是将二祖的回迁看成是稳定清朝根基的风水,正有汉人人土为安、叶落归根的深意。这个变化,恰恰是清朝的入主中原、女真——满人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其间仅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无论是关外的永陵、福陵、昭陵,还是入关以后的第一陵孝陵,据记载都是钦天监的风水师们选择的陵址。

这个事情在康熙四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中被揭示出来。康熙初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呈送了自己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摘谬论》,另一篇为《选择议》,都是针对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前者指责汤若望制定历法之“十谬”,后者指摘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安葬日期之误。“议政王”会议对杨、汤二人进行了鞫问,二人各言已是。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会议的外行们自然无法判断杨、汤关于历法和堪舆在科学上的是是非非,只好以“历代旧法”为依据,说汤若望等人所进新历只管二百年,而大清江山应该是“历祚无疆”。


于是,认定汤若望等人“事犯重大”,均拟极刑: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但是,这一串姓名恰恰是当时清朝官方最著名的天文家和堪舆家,以及他们的“家传绝技”的继承人。而其中的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更是兴京永陵、盛京福陵和昭陵,以及东陵第一陵孝陵的择址人,故得旨: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弘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可见,无论关内、关外,清朝最早的一批陵寝,都是由钦天监的堪舆家们察看风水并选定陵址的。《清圣祖实录》又载:“康熙元年正月已丑,礼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孝陵兴工动土,应遣武职大臣一员、内院大学士一员,礼部、工部堂官各一员,总管内务府官一员,科、道官各一员.率领钦天监看风水官同往详视。”

杜如预、杨弘量应该是这批风水官中的重要人物,若干年后,乾隆皇帝由于没有留意到康熙初年已经将孝陵风水的堪舆师公布于众,遂在《御制文》中把孝陵风水的堪定说成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夫此山陵,乃我世祖行狩于田,亲临所相度也。雅颂所称,高山天作,陟燎胥原,盖扶舆清淑之气,锺灵毓粹,用兆丕基,以建万国声灵之极,以贻我子孙奕禊无疆之庥。非若前代陵寝,委之将作、听之堪舆者比。


当然,并不排除顺治皇帝由于“行狩”而对孝陵一带的环境情有独钟,或者是在他的带同下,和堪舆家一样选定。而真正对陵址进行勘测、“点穴”、规划的,自然只能是堪舆家。而据梁份《帝陵图说》,这个孝陵实为明崇祯皇帝曾经选择的“吉壤”:崇祯皇帝继位后,营山陵,因天寿山没有合适的位置,故“有别营通比之议”,只是因为“国家多事”,不仅没有营造山陵,且死无葬身之地。而其所选“吉壤”遂为后来的清东陵。

顺治帝孝陵之后,太宗孝庄文皇后之昭东陵、康熙帝之景陵,雍正帝之泰陵、乾隆帝之裕陵、嘉庆帝之昌陵、道光帝之慕陵、咸丰帝之定陵、同治帝之惠陵、光绪帝之崇陵,以及皇后、嫔妃之墓地,无不由礼部、工部会同钦天监,与精通堪舆风水之人共同选址、规划。礼部主要从礼制上把握,工部负责营建,而选择、测量、规划,大抵是听取钦天监“谙悉地理”之员即风水师的意见。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因“云南底定、海宇荡平”,于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启程,“躬诣”在“兴京”的永陵和在“盛京”的福陵、昭陵告祭。三月初四日,先诣福陵、昭陵行礼,后驻跸盛京。初六、初七,分别往福陵、昭陵祭告。随后往兴京祭告永陵。在三月十三日给太皇太后和太后的呈中说:“臣初九日自盛京启行,十一日诣永陵告祭。环视地形,山回水绕,佳气郁葱,真是兴王基业也。兹因大典已毕,敬想祖宗开疆非易,臣至此甚难,故欲躬率诸王、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边境,亲加抚绥,兼以畋猎讲武。”

这是清朝定鼎中原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第一次往关外祭祀祖陵,同时也揭开了修缮祖陵的序幕。但大规模的修缮,却是在乾隆时期。


乾隆元年正月,拜谒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顺治帝的孝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和康熙帝的景陵之余,乾隆下了一道诏谕说:朕恭谒祖陵,敬瞻殿宇,规模崇整,妥侑攸昭。惟是榱题丹艟,多阅年所,似应重加藻饰,以肃观瞻。但陵寝关系重大,宜详稽典制,敬谨酌议,方可举行。朕思祖宗福祚绵长,万年垂裕,山陵庙貌,灵爽式凭,为子孙者,以时修葺,庶足以展孝思。如典制应行,则追远崇先,谊当均切,永陵、福陵、昭陵殿宇.并应一体修缮。著总理事务王大臣敬谨定议具奏。

根据这道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决定选择谙习地理之员缮修祖陵。乾隆帝批准了王大臣会议根据自己的意旨所拟的请求,开始对祖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修缮。而乾隆帝自己的陵寝,也早已开始选址。


乾隆三年二月,议政内大臣兵部尚书果毅公讷亲疏请:“万年吉地事关重大,相度宜先,恭请命通晓风水之员,敬择吉壤。”此后。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即位之始,也都派遣大臣会同精通堪舆之人,选择“万年吉地”,而这个规矩,也是乾隆时期明确的。

咸丰帝不仅在即位不久即面谕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等相度“万年吉地”。并命精通地理之学的江西巡抚陆应谷延访江西绅民中“精晓堪舆者一二人.带同进京”,共同选址。


如果结合前文所说的雍正十三年十月有关禁止火葬、改用棺葬的诏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清朝丧葬制度的改革,始于乾隆即位之初。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火葬为棺葬,二是陵寝的选址规划均用堪舆。这就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给予早已在民间形成惯例的相宅相墓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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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从清东陵选址看风水理论实在践中的运用发布于2024-04-15 18: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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