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之前发过波伏娃1975年她在法国电视节目“Questionnaire”上接受记者Jean-Louis Servan-Schreiber的访谈《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可以点击链接观看视频或实录译文）。

波伏娃访谈：我为什么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与面对男性主持人那颇为剑拔弩张的气氛不同，下面全文摘录的这篇访谈《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虽然标题看起来只是语气不同，不过对话是在波伏娃和女权阵营的伙伴之一、西德记者爱丽丝·史瓦兹（Alice Schwarzer）之间进行。二人之间无须对女权观点做多余的解释，访谈更为深入，也更可爱。采访者爱丽丝·史瓦兹于1977年创办了西德首份女权刊物《EMMA》，如今她也被公认为西德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之一。

爱丽丝·史瓦兹和波伏娃的合影

爱丽丝·史瓦兹（以下简称“爱”）：你对妇女处境的分析一直是最激进的，自从1949年你出版《第二性》后，还没有人能超越你。新的妇女运动主要受到你的启发。但是在二十三年之后的现在，你才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妇女的集体奋斗，你加入去年11月的国际妇女游行行列，这是为什么？

西蒙·波娃（以下简称“西”）：因为我发现在过去二十年内，法国妇女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在法律方面有一些小的改进，象婚姻及离婚法。避孕虽然比较普及了，但普及的程度还不够，只有百分之七的法国妇女服用避孕药。在工作方面，妇女并未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职业妇女虽较过去多了些，但人数并不很多，而且仍局限于低阶工作。多担任秘书而不是经理，做护士而不是医生。比较有趣的行业把妇女完全排除在外，在职业的升迁发展方面，妇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形迫使我思考。我认为妇女如果真想改变处境，必须采取主动。在1970年MLF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法国妇女团体，她们都主张体制内改革。我不想加入她们。相形之下，新的女性主义者比较积极，象1969年她们提出的口号是：“今天就改变你的生活，不要把赌注放在未来。立刻行动，不要迟疑！”

当法国的妇运者来和我接触时，我自愿加人她们的奋斗。她们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来策划堕胎宣言，和其他妇女一起公开曾经堕胎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有效方式。禁止堕胎的恶法真是法国当前的最大耻辱。*

因此，很自然地我走到街头加入MFL激进分子的游行（1971年11月），接纳她们的口号，主张堕胎自由化，避孕自由化，做母亲自由化。

【* 1975年，法国已通过新的堕胎法，怀孕在十周内的妇女可自由堕胎。】

爱：你谈到法国妇女的处境，不过你也曾访问过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那边妇女的处境是否有根本的改变？

西：是有些不同，几乎所有俄国妇女都工作，不工作的妇女（政要的妻子们）会被别人轻视。俄国妇女颇以工作为荣，她们负有颇多的政治与社会责任，而且真正体验到承担责任的感受。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或人代会中握有实权的妇女代表，其人数仍远低于男性。其他专业领域也是如此。最不吸引人及最不具名声的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担任的。在苏联几乎所有医生都是妇女，因为医疗免费，国家发给医生的薪水很微薄，而医疗工作又特别辛劳。

妇女们被期望能从事医药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而真正重要的工作，象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工作则很少让妇女曾参与。在苏联的妇女，一方面仍难获得与男人一样的职业平等，另一方面处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恶劣，家事与照顾小孩子仍然由妇女独立负担，妇女运动正在攻击这种状况。

在索忍尼辛的《癌症病房》一书中，曾有一段让人震惊的描述。有一个在医院担任要职的资深女医生，在忙完一天医院里的工作精疲力竭之余，还要匆匆忙忙该回家为丈夫及儿女准备晚餐和清洗碗筷。换言之，她们在繁重的职业工作之外，还须承担家事琐务，与其他国家的妇女并无两样，实际上可能更辛苦。在法国，同等地位的妇女可能有帮忙处理家务的助手。

从某方面来说，俄国妇女的处境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好，但也更困难。总之，在苏联，两性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平等。
男人需要贬低女人以自抬身价。

爱：为什么会这祥？

西：首先，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换言之，他们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梦想中那种改造人类的社会主义的境地。他们只做到改变生产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了解到，单改变生产方式并不足以改造杜会与改造人类。因此尽管经济制度不同，男人和女人仍受传统角色的支配。这又和我们社会中男人将优越感内化的现象有关。男人不能放弃自己的优越形象，他们需要女人的低人一等来抬高男人的地位。他们非得把女人看成次等族类不可。

而女人又那么惯于贬低自己，极少女人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战。

爱：女性主义受到诸多误解，你如何界定它？

西：在《第二性》一书的结尾，我曾说过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妇女问题将自动获得斛决。此处所说的女性主义，是指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问题而奋斗的主义。现在我仍然这样界定女性主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是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一一甚至男性。她或他们谋求的改革并不完全依赖整个社会的改革。基于以上的解释，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了解：我们必须为此时此地的妇女地位奋斗。此外，我发现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 男女之间的平等亦未达到。所以，对妇女而言，将命操在自己手中是绝对必需的。这是我现在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便是甚至在法国左派及革命团体和组织中，男女之间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我相信这也是妇女集合在一起缔造妇女运动的原因之一。妇女通常只做些最低等的最乏味的工作或幕后的事情，而男人永远是发言人，他们写稿，做所有有趣的事，承担重要的责任。在理论上，这些团体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包括妇女，获得自由，但事实上，即使在这些团体中，妇女仍然居于次要地位。尤有甚者，许多（但非全部）左派男士极端地敌视女权运动，他们公开地鄙视我们。一个女权运动会议首次在凡谢纳（Vincenne）举行时，一群男性左派分子夺门而入，粗声吼叫：“权力在男人的性器上。”我想他们现在已开始改变这种态度，只因为妇女不再依赖他们，开始独立采取激烈行动了。

爱：新的女性主义者年轻好战，比前代激进得多。你的立场如何？

西：妇女运动包容各种不同的流派，至少在妇运最前进的美国是如此。美国的妇运从相当保守的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到大力打击男子气概的SCUM，*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多种不同的立场。法国妇女运动似乎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我所选择的是致力结合阶级斗争与妇女解放的路线。我相信妇女的奋斗有独特的性质，但它与男女并肩争平等的斗争也息息相关。因此，我拒绝全然否定男人。

【* SCUM（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an）：极端反对男人的妇女团体。】

爱：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对大多数女权运动中的集会排除男性参与，有何看法？

西：如同你刚才所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以现阶段来说，这样做是对的，有好儿个理由。首先，假如允许男性参加这些团体，男人们将不由自主地企图去发号施令或控制一切。另一方面，许多妇女自觉低人一等，又多少有点害羞，即使她们不承认自己有此倾向，她们心里还是很明白的。许多女人不敢在男人面前自在地谈话。对女人而言，能感觉到自己不受男人品评很重要，因为她们必须将自己从这些在生活中有接触的男人中解放出来……

爱：并且分析她们自己所受的迫害？

西：不错。在现阶段，男性或女性的心态都一样，如果有异性在场，他们均不可能作真正坦诚的讨论。

爱：照你的说法，在此阶段暂时排除男性的加入，是否完全基于现实的考虑，例如惟恐妇女多受压抑？抑或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男人代表现存的制度，并且个别的男人也压迫女人，在女权运动开始的阶段，难道不是因此把男人视为头号敌人吗？

西：当然是的，但问题相当复杂，其实男人也是受害者。当然，如果象我过去那样，说我们应该只向制度挑战，未免太抽象了一点。我们当然也该向男性挑战。个人即使没有创造制度，也是制度的帮凶，并蒙受其利。这个父权杜会虽然不是现在的男人建立的，但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即使批评父权社会的男士亦然。现存制度已成为他们潜意识思想的一大部分。

我们必须对抗这个制度，但同时，我们对待男人，纵使不完全敌对，至少应持怀疑与警惕的态度，不让他们侵犯我们的活动及潜力。制度和男人，妇女都该攻击。即令对一个身为女性主义者的男士，我们仍应保持距离，提防父系权威。妇女不要别人赐给她们平等，她们要赢取平等——两者截然不同。

爱：你是否对男人有过怀疑及憎恶的感觉？

西：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我和男士一向相处得很好。真的，MLF中有许多我认识的妇女也不憎恶男人，但她们持警惕的态度，并决心不让男人吞掉她们。

爱：在政治方面，你认为让某些妇女更激进一点，是否有好处？

西：或许有一些完全激进及绝对排斥男人的妇女存在，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些妇女可能会争取、带动那些原本缺乏个人动机、准备妥协的妇女。这是非常可能的。

爱：大部分的妇女运动中都有同性恋分子，虽然只占极少数（不象传言中所说的大多数），却在观念上具有启发性。你认为女同性恋——排斥男性最激烈的方式——是否能成为现阶段的政治武器？

西：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有些妇女很激进是件好事。女同性恋者有她们的贡献，但如果她们太强调同性恋，将有疏离异性恋妇女之虞。我个人觉得，迷恋阴蒂是愚昧而令人生厌的，她们鼓吹的性教条亦然。

爱：这些同性恋的妇女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她们必然受到男性的迫害，因此拒绝和男性有任何性关系。

西：在男人和女人间的性关系中，女性必然会受到压迫吗？可否不拒绝，但试图改善这种关系，来消除迫害？当人们告诉我说性交等于强奸时，我十分惊讶！我不相信。基本上这正是采用了大男人主义的“迷思”，表示男性性器官是一把剑，一种武器。创造一种新的、无压迫的性关系，才是正题。

爱：你在《第二性》书中，提及女性特质并未对你个人造成影响，你认为自己处于非常持平的地位。你是否意谓：妇女可以以个人之力，在职业上及人际关系中，避免女性的处境？

西：能完全逃避身为女性的处境吗？不可能！我拥有女性的身体，但是显然我很幸运，我确实已经避开了许多奴役女性的事，象做母亲与做家庭主妇的责任。在职业上也是如此——在我的年代，受教育的妇女比现在少。我在哲学方面得到博士学位，使我在妇女间享有优势地位。

简单地说，我让男士肯定我，他们以朋友的方式对待一个和他们同样有成就的妇女，因为这种女性在过去是很少有的。现在有许多妇女受很好的教育，男士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工作担忧。象我这样，一个女人不必做妻子或母亲，而仍然有充实而快乐的生活，就表示将来会有一些妇女可以获得充实的生活，且不必承担妇女的苦役。当然，她们必须生长在优裕的家庭，或须拥有某些才智。

爱：你说过：“我生命中最大的成功是我和萨特的关系。”

西：是的。

爱：然而，在你一生中，一直有强烈的自我独立需求，害怕被控制。男人和女人之间很难建立基于平等的关系，你认为你个人在这方面是否已获得成功？

西：是的。或者可以说，从来没有问题，因为萨特根本不是压迫人的那种人。假如我爱上的是别人，而非萨特，我也不会允许对方来压迫我。有些女人能不受男人支配，主要是因为她们职业上有自立能力。有些人和男人建立平衡的关系。有些人则只谈恋爱，不结婚。

爱：你曾经将女人描述为次等阶级。

西：我没说阶级。在《第二性》中我提到女人是次等族类。族类是一种人一生下来就得加人而不能脱离的团体。但是，原则上，一个人可以由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假如你是一个女人，你永远不能变成一个男人。因此，女性真真正正是一种族类。而妇女在经济、社会、政治上被对待的方式，使她们归列为次等族类。

爱：某些派别的妇女运动者将妇女界定为既有阶级之外的另一个阶级。她们这么说，是基于家事不具交易价值，而且完全由妇女无酬承担。因此她们认为，父系制度说造成的迫害是主要矛盾所在，而非次要矛盾。你是否同意这种分析？

西：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还太薄弱，希望有人能做深入的分析。譬如在《妇女的阶层》（Women’s Estate）一书中，作者朱丽·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她并未表示已在书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这问题也是我第一次与MLF的激进女权运动者接触时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我问她们：在你们看来，父系制度的迫害与资本主义的迫害究竟有何关联？到现在，我仍不知道答案。这将是一个未来几年中我很乐于去研究的问题。我非常感兴趣。但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是不正确的。当然，家事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妇女和工人的情况不同，因为工人被剥削的是剩余价值。我很想知道两者间确实的关系，因为妇女整个未来的策略需要靠它来决定。

家事无酬的现象是应该重视的，但是许多妇女赚钱养活自己，她们受剥削的方式和家庭主妇可不能混为一谈。

爱：但是外出就业的妇女，她们的所得仍较做同样工作的男士少。

西：是的，薪水不同，这是事实。但是回到我的观点，做家事的妇女被剥削和工人被剥削不是同样一件事。女性主义作家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舒勒密·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都没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爱：她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

西：米利特和格里尔没有，但比较没有名气的费尔斯通在她的《性别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ex)一书中则有些创见。她把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相提并论，这是对的。因为妇女如果不能解脱儿女的束缚，而且孩子如果不能免于父母的拘束，妇女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爱：1968年5月之后，你积极参与阶级斗争。例如，你曾主编过一份激进的左派杂志，并参加街头行动。依照你的观点，阶级斗争及两性间的战争，其间的关联是什么？

西：我能得到的结论是：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这使我在《第二性》出版之后，想法有所改变。不管打交道的对象是激进的左派、托洛茨基派等，妇女仍然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结果，使我深信妇女必须变成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工人受剥削和妇女受剥削之间的关联，以及推翻资本主义能对妇女解放有多大助益，都需要更深入的严谨分析，目前我并不了解。这份工作还没有人做。但有一点我很确定：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如果家庭制度不变，推翻资本主义并不表示推翻了父系社会的传统。我深信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及改变生产方式，还要改变家庭结构。就算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封建家庭是被摧毁了，妇女地位改变了，但他们接受了传统封建家庭的核心家庭，因此我真的不相信中国大陆的妇女得到了彻底解放。我认为必须取消家庭，代之以共营生活的公社，或其他尚待发明的新形式。许多妇女，甚至男人都盼望如此，我完全赞同。

爱：是否可以说：阶级斗争并不必然改变妇女的处境，但向社会及男女之间的关系质疑的激进的女性主义终将摧毁阶级？

西：不，没有必然性。如果我们从摧毁家庭及相关社会结构着手，可能资本主义跟着摇摇欲坠，但是没有想透彻前，我不愿多作推测。我不知道妇女破坏父系社会会对资本主义及民主体制的各方面产生多大影响。

如果女性主义有激烈的主张，又能付诸实现的话，对现行制度确会构成威胁。但仅仅重组生产方式，改变工作环境或人际关系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尚未有足够的分析，这是因为从事女权运动活动者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从事其奋斗。

我这么说是想到争取投票权的妇运先辈们。她们完全没有就经济的观点来看妇女地位。而就经济观点而言，我们过去倾向于接受马克思的公式，假定社会主义的实现会立即早就两性平等。但当我写《第二性》时，我很惊讶来自左派的排斥。我记得我和一些托派分子的讨论，他们说妇女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妇女问题根本不存在。一旦革命成功，妇女自会获得应有的地位。

激进的左派亦是如此。当时他们对我评价极差，而且大肆攻讦。他们写文章说，比扬库尔地区（法国工业区）的劳工妇女根本不屑一顾妇女问题，一旦发生革命，男女自会平等，但是激进的左派根本不关心革命来临之前，妇女的处境如何。

我也曾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的地位能较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但事实显示，除了先前提到的些微差别之外，我的希望早就粉碎了。

爱：在《第二性》出版之后，你常被指责没有为妇女的解放发展出任何策略，而且没有继续深入分析，就此打住了。

西：对的。我承认这是我书中的一个缺点。我以对未来及社会主义模糊的信心来做结束。

爱：现在如何？

西：现在我已改变我的观点。我对你说过，我现在真正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爱：在个人层面及集体层面，你觉得妇女解放各有哪些具体的可能性？

西：就个人的层面而言，妇女应该出外工作。假如可能，我早就可能嫁给萨特了，但是我认为我们没这样做是聪明的。因为一旦结了婚，别人就以对已婚妇人的态度对待你，最后你也认为自己是已婚的妇人。这样一来，你与社会的关系就与未婚女子不同。

尽管这样说，婚姻的存在仍然是有原因的。假如你想要孩子，不结婚而有小孩仍然是很麻烦的，因为在孩子以后的一生中将因此而遭遇到许多困难。

假如真想独立，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工作，这是我对所有问此问题的妇女的忠告。工作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假如你已结婚而想离婚，这表示你有能力离开，有能力负担子女，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然，工作并非仙丹。现在的工作有自由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结果，许多妇女必须在两种疏离：家庭主妇的疏离与职业妇女的疏离中作一选择。工作不是万灵药，但仍是独立的首要条件。

爱：已经结婚生子的妇女又如何？

西：我想有些人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假如她们已三十五岁，要应付四个孩子，已婚，缺乏专业能力，我不知道她们能如何使自己获得解脱，只能寄望下一代获得自由了。（西蒙·波娃自己对这个观点在本书《第二性：三十年之后》一文中有所批判。）

爱：妇女能以个人方式奋斗，使她们自己获得自由吗？还是必须以集体的努力争取自由？

西：她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截至目前为止，我自己并未这样做，因为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是我赞同的。

话又说回来，我写《第二性》已经超越了我自求解放的行动。我写此书是出于对整体妇女处境的关怀，不仅加深对妇女处境的了解，更对斗争有所贡献，帮助妇女了解自己。

近二十年中，我接受到许多妇女的来信，告诉我我的书大大地帮助她们了解她们自己的处境，鼓舞她们奋斗及为自己做决定。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回信，也和若干人见面。我一向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妇女。

爱：你对现有妇女运动迄至目前的发展有何意见？

西：我认为会有进展，但不敢确定。在法国，正象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妇女是保守的，她们想做“女性化”的女人。

我认为现代的家事环境已经给妇女一些自由，使她们有一些时间去思考。她们不会主动反抗，她们需要有人领导，才会反抗。在职业方面，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国家，男人失业时，妇女将永不可能获得工作。这就是我认为除非完全改变社会制度，妇女永不可能获得平等地位的原因。

我认为妇女运动可能会和学生运动产生同样的作用。学生运动开始时也是很有限的，后来则演变为全国性的罢课浪潮，可以造成爆炸性的效果。假如妇女能立足于职业世界，她们可以引起巨大的变革。当前法国和美国妇女运动皆有同样的弱点，我认为是由于太少劳工阶层的妇女参与其中。

爱：这不是妇女运动的一个阶段吗？

西：当然。妇女参加罢工，才体会到权力与自主，在家中就比较不会屈服。任何事情都是彼此相关的。

爱：所以你觉得有需要去发展此种团结一致的感觉？

西：绝对需要。个人层面的解放是不够的，必须有集体的奋斗。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女性，若不属于左派，不可能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即使社会主义不足以保证两性平等，但仍然是平等的必要条件。

爱：的确，在历史上，妇女运动首度变成革命。妇女运动者相信：若不彻底改造社会，妇女的命运绝不会有所改变。 

西：真是如此，我在意大利看到过一则很贴切的标语：“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

爱：你在《第二性》中曾引用蓝波（Rimbaud，法国诗人）对未来世界中妇女将获得解放的展望。你心目中也有这样一个新世界吗？

西：蓝波想象妇女在获得自由之后，会对这个世界提供充全不同的贡献。我不相信会这样。我不认为得到平等之后，妇女能发展出特殊的女性价值。我和意大利的女性运动者曾讨论过这问题。她们说我们必须拒绝男性的价值和模式，我们应该创造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不同意。实际上，文化、文明和众所接受的价值皆为男人所创造，因为男人代表人类全体。就象无产阶级虽然反对中产阶级代表人类全体之说，却并不摒斥中产阶级所创的文化遗产。所以妇女也应该在平等的地位上，利用男人所创造的工具。不过我认为适度的怀疑和警惕是必要的。

在创造普遍性价值（譬如数学）时，男人经常留下男性的烙印，使“普遍性”与“男性”两者巧妙错综地融合为一。但厘清这两件事，避免混淆还是可能的，也是妇女必须面对的考验。既然如此，拒绝男性模式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空手道是男人发明的， 妇女就不能去学习吗？我们不必排斥男人的世界，终究，那也是我们的世界。

我相信已获解放的妇女将象男人一样能够创新，但我不认为妇女将创造出新的价值。假如你不同意，那么你信仰的是“女人自有其天性”之说，这是我一向反对的。我们必须完全摒弃那种想法。

当然，妇女解放将导致新的人际关系，男女都会被改变。女人必须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男人也一样。男女之间人之间的差异将比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不重要。

爱：你是否相信有以激烈策略来获致妇女解放的必要？

西：在现阶段确有某种程度的需要。因为男人以暴力对付妇女——如用语言及姿态。他们强暴女人，侮辱女人，甚至看女人的眼光都带有侵略性。妇女应使用武力自卫。有些妇女去学习空手道或其他防身术，我完全赞同。如果她们能在面对男性的侵犯时不感到无助，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将活得更自在。

爱：你常谈论到美国妇女，你是否主要从她们那儿接触到女权主义的想法？

西：是的，主要是通过她们所写的书，除了我刚刚提过的凯特·米利特和杰曼·格里尔——虽然她们不是美国人，以及舒勒密·费尔斯通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我读了她们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法国妇女还没有出版过任何这方面的书。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妇女运动较为进步。许多美国妇女写信给我，邀请我到美国访问。但是我回复她们说：我正和法国妇女一起工作，我必须先在家乡工作。

爱：你自喻为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涉入女权问题的争辩。在最近的未来，你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西：我正和一群妇女为一项计划工作。我们想举办一个公证会，声讨对妇女的罪行。最初两天以母性、堕胎和避孕的问题为主题，将于5月13、14日在巴黎的互助厅举行。将有一个由约十位妇女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由她们询问证人。证人包括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师、助产士，最重要的，还包括因社会情况不合理而受害的妇女。

我们希望能说服民众，妇女应获得自由生育子女以及用避孕及人工流产来拒绝非自愿怀孕的权利。母亲也应有享受社会支持，尤其是公办的托儿所，以减轻负担的权利。我们要求这些措施免费提供，妇女有权去自由选择。

爱：女权运动的奋斗经常与争取堕胎自由连接在一起。就你个人而言，你想不想突破这个阶段？

西：当然， 我想各种女权运动， 包括我个人在内，必须在许多方面共同努力。我们不但为堕胎自由奋斗，也为普及避孕而奋斗， 当避孕普及后， 堕胎将只扮演一边配角色。另一方面， 避孕及堕胎只是妇女解放的起步。以后我们将筹组其他的会议，呈现妇女人力的被剥削，家庭主妇、白领阶层及劳工妇女都包括在内。

巴黎·1972年
译者：梁双莲

（本文摘录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的《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谈录》，作者：爱丽丝·史瓦兹，译者：顾燕翎、梁双莲等。从1984年的英文本《After Second Sex: Conversation with Simone de Beauvoir》译出。收录了1972年至1982年这十年间，史瓦兹和波伏娃间的六篇访谈。篇目包括：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们不是不可批判的，第二性：三十年之后，女人爬得低跌得轻，投这个世界的反对票，只做一个女人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