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VS民举！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你眼瞎了吧！

神州日知 乐儿

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选官制度，一直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

马克思说：“古代国家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职能，任何私人事务都带有政治色彩，何况官僚制度。”

然而，中西方由于差异迥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缘由，也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选官制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统治和治理社会的重要政治制度，官吏制度自然也十分发达和非常复杂。

简单而言，官吏制度无非就是如何选拔、任用、监督和离任，其中，如何选拔官员最为关键。

围绕这4点，在中国古代漫漫历史长河中，自先秦的世卿世禄制以降、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它们都有自身特色，并给历史留下烙印。

这其中，科举制存世时间最久——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新设考试文辞的“进士科”取士至光绪31年（公元1905年）8月4日，慈禧太后应袁世凯、张之洞等奏以皇帝名义发上谕废止，科举制前后存在了1300个春秋。

大部分中国人对科举制的观念，都停留在类似的故事上，而没有真正去看看这个制度就是有什么优点，又有什么可学习借鉴创新的。

科举从隋朝创立之后，在历朝历代中不断完善，发展，最终至明初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备、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选拔制度。

遗憾的是，到了明清，由于其应试内容、考试方法僵化，而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革创新，导致其与时代严重脱节，最终成为末代王朝的殉葬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作为初创国的中国废除了科举制，但是，这一制度却在西方大放异彩，科举制度的生命不仅得到延续，而且，焕发了新生，成为文官制度创立、借鉴主要蓝本，也为西方发展夯实了基础。 

那么，西方学习借鉴中国科举制是牵强附会，还是有历史依据呢？我们一起看看西方人如何把我们这个宝贝“偷取的”？

古希腊罗马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任官制度是恩赐制，以及分封制其基本特征，就是重视血缘关系和任人唯亲。

公元476年，西罗帝国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古希腊罗马文明不仅荡然无存，大约200多年间，西欧诸国普遍出现了文明退化，选官制度也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民主办法，大部分倒退到了落后时代。

从中可以看出，文明不是直线发展的，会倒退的，中国的元明清以后后来的文革，其实就是文明倒退。

蛮族的国王们篡夺了罗马权力后，官员选拔主要通过君主个人人恩赐或委任，选官制度缺乏公正性与竞争性。 

中世纪，西方各国普遍处在教权、皇权、贵族三方权力的角逐之中，所有官员职位均被教会、皇室和贵族分别把持控制，官员职位的具体设置和任用方式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需要，主要形式有恩赐与委任等，注重血缘关系，导致任人唯亲。 

这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制相比，就相形见绌多了，不过，大约元朝后吧，中国开始倒退，西方开始追上来，先锋就是一批传教士，来中国“偷学”！

元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旅行家不断来到中国。

史料表明，我国的科举选官制，早在元朝就流传到西方国家。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十分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

1570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出版于的《中国情况详介专著》，是较早系统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著作。

作者克鲁兹在书中介绍了中国的职官制度与科举制度，以及“异地为官”原则、会试制度等等。

其后，佩雷拉出版的的《中国见闻录》和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中，也都介绍了科举制度，后者，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甚至成为今天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

除了著作之外，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信件，使西方人对于科举制度的了解更为具体。

以利玛窦为例，他对科举制度的介绍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体察入微。

由此，这种公开选拔、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 

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科举制得到了当时欧洲各国广泛的赞誉。

在法国，不仅对中国文明有着热情崇拜情节的伏尔泰认为，中国自平民选择优秀人才为政府服务的方法，值得欧洲模仿。

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孟德斯鸠，也引用中国的科举取士的做法，大力谴责法国实行卖官鬻爵制，造成官员极端无能。

而此时，还是小邦林立、战火纷飞之时、尚未统一的德国，也是开始采用中国科举制。

在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中，提倡向中国科举制学习。

德国威廉大帝取得王权后，实行“开明专制”，就借鉴中国科举制，对官吏制度进行了改革。 

直到后来，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以后，由于政党轮替，导致政局不稳，后来建立了通过公务员考试来选拔官员的文官制度，也是借鉴了中国的官吏制度和科举制度。

如今，虽然欧美各国的文官制度都留有中国科举制度的烙印，但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进行了创新，最终超越了我国的科举制度。具体如：公开竞争、机会均等；两官分途、政治中立等。

所谓两官分途，是指在西方文官队伍中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相分离即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得以区分。

政务官是指通过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有任期，随选举胜负而进退，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

事务官则是通过公开考试而择优任用，实行“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的职务常任制，不与内阁共进退，主要负责政策的执行从两官分途原则的确立过程可以显见，它是西方国家惩治吏治腐败、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合西方国家人事管理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其实与我国古代的官与吏分离非常相似。

所谓“铁打衙门流水的官”。

在我国古代，官和吏泾渭分明，官就是官，吏就是吏。

清代时，某礼部某尚书为其母亲请旌（忠孝节义之人，得向朝廷请求表扬），某夜三更，忽有部中小吏来访：“公要为母亲请旌，得给我银票一万两。”

尚书怒：“你敢跑来讹我？”

那小吏却不慌不忙地说：你父亲是某年战死的，当年，太夫人遗腹生了你，你参加科举考试却少报了两岁。现在要请旌了，年龄上对不号，按履历上讲，你是在你父死后两年才生的，考试时，府县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记录，朝廷追查起来怎能说得清？

尚书不得已，只好给了这小吏一万两，以平息此事。

一个小吏为何有如此胆量？就是现在，我回去下令，撤了你的职务，清朝为甚不可以？

关键是吏的任命权不在中央，而且，和西方现在的文官一样，不犯错误，官员也没有权力撤他的职。

所以，书办小吏敢于趁机敲诈朝廷大员，也就不为奇了。

起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最成功的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伟大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古代经济、人口流动、社会风尚、群众心理、地域政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播海外。

《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中国科举制度为：“其他亚洲与西方国家制度的典范。” 

这样的“宝贝”，我们后来就给废了。　

近代已降，由于中国落后遭到西方侵略和欺凌，许多就把清水和脏水一块倒掉了，最后不仅废了科举，还把中国古代政治笼而统之归为专制政治进行批评。

其实，由于条件所限，民主与民权有着各自的实行方式，中国和西方对于民主和民权实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但是，理念相同。

周朝以来，尤其秦统一后，中国就成了一个疆域广大的统一帝国，如果实行古希腊和罗马那种举手的方式，显然不可能。

所以，最后中国古代的民主就采用科举的方式，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

这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也是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参与国家治理，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也就是所谓的“士”阶层。

专制是什么？

专制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享有绝对权力，以绝对权利控制的政治体制。前者是个人专制或一人独裁，后者是寡头或贵族专制。

看看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汉以来，实际并非一人一家一姓进行专制统治，也非寡头或贵族统治。

科举制度诞生后，中国古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就是“考试”与“铨选”，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则全凭礼部的考试与吏部的铨选。

实际上，通过科举制，民众与政府逐步接近，社会上层与下层，有着相对良好的互动关系。

而且，历史表明，这种互动良好，社会就稳定，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动乱。

秦始皇一统海内，李斯是丞相赞襄政务，蒙恬为将军在外统兵，此二人均不是秦国的贵族与宗室，李斯更是一介平民。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秦国的宗室和贵族都没有参与朝政。

西汉初年，刘邦也是布衣出身，丞相多为有军功的将领，封侯者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宿将，他们都是平民。

到了吕后、汉惠帝以后，诚然，这些军功将领的后代变成了“官二代”、“富二代”，汉景帝和汉文帝时期，选拔官员主要是从“良家子”从选择，所谓“良家子”就是军功贵族的后代，他们可以去当郎中令（宫廷侍卫），然后官员多从郎中令里选拔。

西汉初年稍稍有点贵族统治的味道，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变了，公孙弘是汉初以布衣丞相封侯，于是，破了以军功封侯的成例。

汉武帝时期及以后，博士弟子、补郎、补吏是官员晋升的正轨，世袭恩荫做官变成了偏途。

之后，科举制度诞生，做官基本凭借个人学问高低，而少问出身。

虽然如魏晋南北朝之际，有个别反复，但是，总的趋势，逐步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

贵族无非参与朝政，何来专制？

皇帝依靠读书人治理天下，又何来专制？

古代无数优秀人才，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极个别是少数、例外、情况特殊。

从理念上看，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讲“三代之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后来的孟子也讲，“仁政”、“民本”，皆体现了民主与民权的理念。

这些都是儒家十分重要、正确的理念和思想，怎么就在后来历朝历代治国中没有体现呢？古人傻？古人也选择性应用吗？

所谓西方民主是“民举”，中国古代时“科举”。

不一样的只是西方是通过民主选举与议会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中国古代则是通过科举考试与吏部铨选来实现这一理念。

国家能够历年都举行考试，使得各地的平民均有机会参与政治，然后，又通过铨选的方式实现晋升，淘汰不称职者，优秀者得到提拔。

这本身就是在实现民主，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如果儒家的“仁政”与“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是相融相同，那么，1840年以后，中国的读书人走到西方，看见西方的议会和选举怎么会赞叹不已呢？怎么会发出孔夫子的“天下为公”、“三代之治”，没想到在欧罗巴实现了的感慨呢？

有人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必有今人值得借鉴与学习的地方，而不能冠之以“专制”、“腐败”的名义，弃之如敝履。

须知，中国人自己抛弃的东西，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会视为珍宝，这也不只是科举制了。

钱穆先生说过：“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

后来有人说，当初中国不应该废科举，更不应废私塾，而是改革创新。

一废了之，倒是爽快，可社会的根基没了，整个社会从政治、文化、制度等全坍塌了，要不是西方，要不是别的什么国的，就是没有自己的，自信何来？

中华文明浩浩荡荡延续5000年，自有其独特的智慧和奥妙，一棍子全打死，从空白开始，出路在那？

西方文明因为复兴古代文明而繁荣至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