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日知 乐儿
2月15日，正值除夕之夜，举国狂欢之际！
陕西汉中南郑县35岁无业男子张扣扣却干了件大事，为报22年前的啥母之仇，他也过年也等不得，涉嫌杀死3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名重伤者经送院抢救后不治。
行凶后，张扣扣行凶后一度逃离现场，2月17日早上，向当地警方投案自首。
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样的事在古代也司空见惯，历朝历代都有。
追溯历史，在古代，如果杀人案上升到为母复仇、为父复仇层面，也就是“刺死辱母者”“为父母复仇者”，基本上都会得到地方官甚至皇帝宽恕、减刑乃至免罪都是标配处理方法。
当然，这样的事，和今天一样，在定罪性质上，也会引发一场朝廷大争议。
当时，案情和张扣扣杀人大致相似，具体案情如下：
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
后来，徐元庆亲手杀掉仇人，把自己绑到了官府自首。
大诗人陈子昂，当时做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给皇帝上《复仇议状》一疏，提出：
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
所以，他建议处徐元庆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为“烈士”，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典，永远作为国家法律制度一部分。
100年过去，大文学家柳宗元，当时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副部长，应该是专家了，不同意陈子昂的看法，还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穿越时空都要和陈子昂开撕，还被当今人们誉为“穿越时空的撕逼者”。
柳宗元认为：
陈子昂提议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徐元庆报杀父之仇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时隔不久，唐宪宗元和6年（公元811年），12岁的男孩梁悦，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
因为涉及到“礼”和“法”，在定罪性质上引起较大争议，轰动朝野，以至于不得不交由朝庭圣裁。
于是，唐宪宗专为此下诏廷议，其诏曰：
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
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大文学家韩愈，刚刚升任尚书职方员外郎，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一个副司长，为此写了篇《复仇状》说，
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尚书省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此后，韩愈建议形成通例，替父报仇可免一死，不免于流放之刑。一直到明朝都是如此。
这场延续100多年的撕逼大战，如今已过去1000多年了，但是，争议之焦点无非还是“法”与“道德”的争论。
一般认为，古代社会是一个没有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尤其是电视剧武侠小说看多了，这个印象会特别强烈。
其实，看看他们之间的争论，并非如此。
其实，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到唐朝已达到完善水平，据考证，英国近代的法律，很多都是抄袭《唐律》的！
当然，看今人之文章，其实也没有超越陈子昂、柳宗元、韩愈的思想和智慧，特附三篇文章，大家可参阅！对于他们的观点，你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附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议曰：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夫枕干雠敌，人子之义；诛罪禁乱，王政之纲。
然则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
然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
又按《礼》经，父雠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不宜诛。
然臣闻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乱，仁之所利，盖以崇德。
然而邪由正生，理必乱作。
昔礼防至密，其弊不胜；先王所以明刑，本实由此。
今倘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
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
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
故曰：“信人之义，其政必行。”
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
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
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
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谨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
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
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
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
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
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
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
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
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
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
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 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
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
《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
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
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
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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