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命理的取象比类

从八字命理学本身的理论和推演方法来看，也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
首先，它从“初禀”的阴阳五行结构出发，去探寻它与人生轨迹之间的对应关系。然而，这个对“初禀”的刻画，主要是从时间序列下手的，并没有充分表现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这跟我们东方古代农业社会重视时间序列、用时间去统摄空间的传统思维趋向是一致的。
在农耕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一个比较固定狭小的区域内，很多人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故乡，可能一生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了。因此，空间方面的影响确实不那么显著。但是，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对于我们国内人来说，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地球忽然变小了。到东南亚，到澳洲，到欧洲，到大洋彼岸的北美洲，就是乘坐几个小时，最多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抵达了。记得《苏轼年谱》记载，北宋苏轼二十岁随父赴京师（今河南开封），从成都出发，旅途要花上二个来月。今天与之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空间因素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样八字的人，就是交上同样的好运，由于生活地区的不同，命运的实际差异也会表现得十分显著。尤其是生活在国外的人，和生活在大陆的人相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实际境遇的差异。比如，在过去的八、九年内，同样是购房，在国内房价是了翻了几倍，在美国则因为次贷危机，房价大跌。这就是地域的差别。这是传统命理学无法回避的时代的挑战。
其次，在命理的具体推演方面，常遵循着“取象比类”的方法。
所谓“象”，首先是观察到的事物的形象、现象。我们的先人常常透过比喻、象征、类推等办法，把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变成可以理喻的东西。它不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抽象”。
通常所说的“抽象”，是指抽取某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属性或特征，舍弃其非本质的属性或特征。抽象的过程是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过程。这基本上是西方哲学的理解。在中国先哲眼里，现象和本质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上。因此，由现象到本质无需采取“抽取”的方式，而是可以循着另一条思维途径，比较自然的展开。这个思维途径就是“取象比类”。
“象”是传统命理学架构和推理的基本材料。在古法模型中，“纳音五行”是命理框架的基本材料和主要的推理手段。六十甲子中每一对干支纳音，都是一种特殊的“象”。到了今法模型时期，“”占了主要位置。“喻象分析层面”是八字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层面，它通过由四组干支组成的“象”来进行比较并作出推理。比如，明朝张楠在《神峰通考》中提出“病药说”，指出八字有“雕、枯、旺、弱”四种病态。这四种病态就是四种病“象”。这正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刻画“象”的内容。八字结构的特点往往是通过不同的“象”来揭示的。
事实上，“取象比类”的方法跟中国古代着重于总体把握事物的思维模式有关。传统思维重视整体性，认为那些所谓个别的、非本质的、甚至是偶然性的东西，也是整体的部分，是尚未能善加认识的东西，不能随意割弃。因此，传统思维用“象”来贯通感性和理性，既保留了整体直观的形象，又具有抽象的内涵。在类比推理时，强调的是相似性、相关性，只要相似或相关，至于是否是个别的、非本质的或偶然的，它并不十分在乎。
我们不应轻易否认，人们有时通过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表现出来的相似性、相关性，发现了隐藏在内的深刻的规律。牛顿看到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从而想到了地球引力，便是生动的一例。况且，借助于“象”来比类推理，思维显得十分富有弹性。概念虽然模糊，但含义雋永，多暗示，富情感，给人无穷的回味余地。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或低估，由于推理时“象”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时常会出现一些似是而非、十分牵强附会的结论。
2011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作者楚渔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这又一次把中国人更多习惯于形象思维的方式，置于批判的枪口之下。至于是否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个题目涵盖面太大，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但与之相关的“取象比类”的思维途径，它的不足和局限性，则引起了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