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学神煞的应用

命理学最初的研究是从寻找年、月、日、时干支之间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对应关系开始的。
事实上，在这种探索之前，早已经有类似的工作了。这就是民间的“选择”。所谓“选择”，就是以选择时日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术数方法，俗称“看日子”。人们通常把“看日子”的书，称为“黄历”，也叫“择吉通书”。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擅长此道者，他们被称为“日者”。据记载：墨子当年要北去齐国，有一位日者警告他，北去会遭殃。墨子没有听从，结果还是没有去成。
到了汉朝，择日之说十分盛行。《史记》记载：汉武帝时，皇家的婚嫁择日居然征求了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等多方面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最后决定以五行家为准。
可惜早期择日的书籍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包括第四章谈到的唐太宗命吕才重新编成的《阴阳书》。可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改变了这一情况。从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日书》，到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日书》，还有1959年甘肃武威县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日书》残简等，让人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古代选择术的一部分真实面目。
正是在古代选择术的基础上，传统命理学出现了它最初的一个组成部分——“神煞”系统。
所谓“神”，是吉星；“煞”，是凶星。神煞是很早就流传的一种星宿照命和神煞入命的观念，把天上星宿、神煞跟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出于古代人对星和神的崇拜心理。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下神煞在早期命理著作中的应用情况：
首先是吕才的《叙禄命》，短短一篇序文中出现了八位神煞。接着，在《李虚中命书》正文中出现了三十位；注文中出现了四十多位。再接下来，《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正文中出现了四十多位；托名东方朔的疏文中出现六十七位；李仝注文有六十三位；王廷光注文约五十八位，大体与李仝相同；释昙莹注文中约有四十二位，比李仝和王廷光注文要少一些。
李仝在注文中说：“虽有一百二十位吉凶神杀，须要明其可用与不可用，则知轻重也。”可知在北宋中期，神煞至少也已有一百二十位了。南宋的古法模型总汇结集作品——《五行精纪》里，《论释吉贵神例》中罗列了三十四位；《释凶神例》中罗列了五十八位。
再看今法模型创始人徐子平的《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文，里面出现的神煞有三十五位。到了南宋末年徐大升的《子平渊源》，所用的神煞就为数不多了。
通过这个粗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神煞在命理学孕育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了。古法模型产生后，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北宋中期，命理学者似乎已经感觉到神煞的使用有点“滥”了，所以李仝注文时要求注意分辨“其可用与不可用”。而稍后的释昙莹注文，提到的神煞就已经比他的前人少了。徐子平开创的今法模型，对神煞的应用开始谨慎起来。而这个模型的完善者徐大升显然更注意建构模型内部的演绎推理，对这类“对号入座”的神煞，开始敬而远之。神煞在新的命理学体系内逐渐失去了它以往的光彩。
由于古法模型是以年干支为论命的契入点，所以早期神煞的应用，大多以年干支为基准，对照胎、月、日、时柱的地支来求取神煞，所谓“太岁为众煞之主是也”。后来，今法模型将八字的“核心”从年干支移到了日干上，自此以后，人们就开始用日干支替代年干支，来查找神煞了。
神煞本身不是一种稳定的系统。究竟有多少个神煞？很难说清楚。它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生自灭，自然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