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儒家集大成者，百世之师朱子的历代评价（凡七万余言）

孔子以后，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全祖望所谓综罗百代，未有如朱子之博者也。自宋以来，言道学者，莫不称孔孟程朱。魏晋以后，儒门澹泊，佛老猖獗，周张二程欲兴之而未逮，朱子集五子之学，又集汉之经学，致广大，尽精微，阐扬圣经精义，修持圣贤明德，闲圣距邪，复兴儒学之功，朱子为巨，故尊为正统以绍孔孟。帝王尊之至矣，而学者仰之何高也？明清之时，虽有疑难，不损朱子日月之明，大树非蚍蜉所能憾也。阳明之疑，西河之攻，东原之诋，取快一时耳。而自清末以后，群魔乱舞，攻讦圣贤无所不至，孔子不免，朱子尤蒙大垢，至文革极矣！夫阳明、西河、东原之于朱子，学术之辩难也，而未及朱子之人身，何近人道德之坏，心术之鄙，乃欲文致其丑，抹杀其人。五四之批孔，至今得而雪；文革之黑朱，则至今而未明也。无知者众，人云亦云，不读朱子之书，不悉朱子行状，而为犬吠之戾。某窃痛心焉，数为辩之。新儒家，稍知敬朱子者，牟宗三又判朱子为岐出，朱学之大厄也。且思当今阳明之名甚盛，尊之者多，而朱子非黑则冷，表彰朱子，正在我辈，而振兴朱学，又不可不汲汲也。著述之多，莫过朱子，能窥朱学堂奥者鲜矣。余神契私淑船山者也，未及朱子，然亦仰慕朱子之德学，见攻朱反朱黑朱者，皆欲维之。呜呼！朱子之名，尊于古而卑于今，故列诸学者之论朱子，亦知朱子之为正统，非由帝王，乃由学者之推尊也。夫何今之王学盛而朱学衰也？昔张杨园曰：“朱子精微，象山简率，薛、胡严谨，陈、王放旷。今人多好象山，不乐朱子，于近代人尊陈、王而诎薛、胡。固因人情便简率而苦精详，乐放旷而苦谨严。”然哉，象山、白沙、阳明之学，顺人情之所便也，苟简者趋之，高明者喜之，况今人之多厌拘检而乐放荡乎！而朱子之精密，不容疏漏；朱子之谨严，无可假借，非流俗所能喜也，不喜可也，乃欲攻之，诟之，抹杀之，何其甚哉！吾知其心有不可告人者。

宋元：

西风卷尽扩霜筠，碧玉壶天天色新。

风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辛弃疾《酬朱晦翁》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晩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极頴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论辩，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此子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防，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

——李侗（朱子老师）《与罗博文书》

同朱元晦往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

——吕祖谦《与陈君举书》

朱熹学传二程，才雄一世。虽赋性近于狷介，临事过于果锐，若处以儒学之官，涵养成就，必为异才。

——杨万里《荐士录》

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画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擦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命。

——陈亮《朱晦庵画像赞》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

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陆游《祭朱元晦侍讲文》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辛弃疾哭祭朱子

玄天默无言，妙契有伏义。

爰初画八卦，圣学乃肇基。

於皇陶唐氏，□心折危微。

鲁叟述六经，为世立范围。

正色斥诐淫，邹孟独先几。

道丧向千载，华风变醇醨。

皇纲一以折，属此文明诗。

真儒出河洛，坚白不磷缁。

探我囊中胶，续彼桐上丝。

徽音嗣正始，但惜和者稀。

祥麟虽见获，凤鸟终来迟。

珍重武夷翁，斯文今在兹。

岩栖三十年，著书觉群迷。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趋隅偶未谐，夙昔梦见之。

散发弄五弦，弹作南风诗。

曲终起长嗟，弦绝有余悲。

止止不复弹，缪然歌采薇。

鸾翮有时铩，鸱鸢刺天飞。

公乎抱高寒，岁晚将安归。

——曾极《上朱晦庵》

刘刚中问黄直卿曰：“先生学有渊源，群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圣贤，未识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远，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则先生之学，其踵孔、颜乎﹖”直卿曰“然。”

 

道原于天，具于人心，著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圣贤迭兴，体道经世，三纲既正，九典既叙，则安且治。圣贤不作。道术分裂，邪説诬民，充塞仁义，则危且乱。世之有圣贤，其所关系者甚大。生而荣，死而哀，秉彝好徳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殁也，徽之士相与言曰：公之系兹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学绘而祠焉。太守赵君师端至，视其祠，褊且狭，不足以称邦人思慕之意，改创于讲堂之北，且属榦记之。窃惟自昔圣贤之生，率五百余年，而一遇孟子，既殁千有五百余年无闻焉，考其世系则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则又无闻焉。历世之久，舆地之广，其间岂无闳博俊伟之士，而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至我本朝周程张子既相望于一时，而文公复兴于未及百年之后。子既生于舂陵，而文公复生于新安，岂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浃，天运之所开，地灵之所萃，旷古之创见而一代之极盛者欤！秦汉以来，斯道晦蚀，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当然之则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训残阙而将坠。周程张子既推明其大端，而传讹袭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禀高明之资，厉强毅之志，潜心密察，笃信力行，精粗不遗，毫厘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历代相传之道粲然昭著，故虽穷乡晚出亦皆知有圣贤教人之方。然则公之生于世，有功于斯道大矣。至公之殁，海内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归，而况生长于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

——黄干《徽州朱文公祠堂记》

晦庵先生以道德为学者师，榦少不自量。得与弟子列。窃窥其容貌，端庄俨然，终日未尝懈，玩索理义，片词只字未尝忽。厉志圣贤，以身任道未尝忘，诱掖后进，寸长片善未尝弃，端居一室，世之玩好无所嗜。安贫自乐，世之富贵无所慕。笃信善道，世之毁誉无所恤。临事度义，世之利害无所择。其精微高远者，非末学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

——黄干《送方明父归岳阳序》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取龃龉，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仕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可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曲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有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徳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秦汉以来迂儒曲学，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墙，而近代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学者，亦岂能以造其阃域哉！呜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传也。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絶，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蠧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蹐駮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宋·黄干《朱子行状》

吁嗟斯文，有废有兴，其废也，三纲沦而九法斁，其兴也，大经正而大谊明。是其所关岂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陨其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异世相望，各以道鸣。迨去古之益远，当异说之纵横。其精微之蕴既不可得而见，幸而托诸文字之间者，亦且踵讹承舛而莫见其全经。自夫子之继作，集累圣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怀洒然，光风而霁月，其言动肃然，左矩而右绳，望之者虽惮其貌庄而言厉，即之者常乐其心和而气平。资本高明而志道益远，性实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动静无间，格物以致知而毫厘毕呈。大而察诸天地阴阳之变，远而验诸古今事物之情。仁义礼智不离五性之所赋，洒扫应对洞见一理之所形。其精义入神，既有自然之权度，则穷经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谓中庸为造道之阃奥，谓大学为入道之门庭。究本义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诗而力辨雅郑之声。探语孟之编而如对邹鲁之问答，述周程之书而一新濂洛之典型。至于星历地志，曲艺小数不可以悉究，骚人墨客穷年卒岁仅见其可称，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极，盖亦得之于天命而非学可能信，本深而形钜，故末茂而声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屡形于感慨；其临政也，仁民利物一本于哀矜。立纲陈纪而不为苟简之计，摧奸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当就而就，不事乎矫激可止而止，力辞夫宠荣，积者厚而施自遐，身虽否而道则亨。婆娑丘园，湛若无营。上以寻坠绪之茫茫，下以警聩俗之冥冥。诸老先生咸资于质正，后学小子幸得于师承。肆逃禅之论者莫能以惑世，骋杂伯之说者不容于抗衡。传圣统以继絶学，正人心而息邪说。夫子之功大矣！则一存一亡岂不有系于斯世之重？呜呼苍天！曾是莫听，曷不百年，大命以倾。干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庶依归以终老，指河山以为盟。胡暌离之未几，忽梦奠乎两楹。奉疾革之贻书，对使者而涕零。亟奔走以来归，乃独睹乎丹旌。怅此生之畴依，魂欲絶而复醒。念属托之至重，岂绵力之能胜。想音容而奉遗书，敢不蚤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驽钝，庶无愧于英灵。奠卮酒以陈辞，尚有鉴于微诚。

——黄干《祭晦庵朱先生文》

呜呼先生，百世之师，天启我人，笃生于兹。海内之士，闻风以驰，垂槖而来，稇载而归。干于朋侪，质劣志卑，悯其钝顽，诲诱孜孜。既养其端，复发其知，既揉其偏，复克其私。燕申则侍，步趋则随，适来则喜，已去则悲，别不逾年，书不越时。父生师教，天覆地持，二十五年，恩絶等夷。呜呼曷辜，而不慭遗，日月推迁，窀穸有期，夜台冥冥，藏棺蔽帷，海内之士，赍咨涕洟。

——黄干《又祭晦庵朱先生文》

惟先生之灵硕大宏博，以成已为本，以成物为用，自其学之不厌，而推之于诲人之不倦，盖与天地同量，而圣贤同心也。所以兴起斯文，惠顾后学之意切矣。

——黄干《辞晦庵朱先生几筵文》

先生兮，道徳百世兮弥彰，天地兮齐夀，日月兮齐光，自古兮有死，先生兮不亡，残子兮何之，菀结兮惨伤，婴儿兮失哺，逆旅兮悲乡，徳容兮在望，佩服兮琅琅。……

——黄干《晦庵先生小祥祭文》

干至愚极陋之人，先生不鄙而收教之，涵淹卵育于困穷惸独之余，父兄之于子弟，不是过也。先生不以是为有德于干，干亦不敢以是而归德焉。理义之渊微，问学之精密，颜曾之于洙泗，尹谢之于伊洛，皆一世大贤也，而后有闻焉。干独何人，而在抠趋之列耶？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广博者，先生之学耳。濡目染朝薰夕炙者三十年，干独何人而获亲道德之粹耶？既示之以精微，复开之以博大，既广之以闻见，复约之以践行，扶而掖之，惟恐不进，培而植之，惟恐不立，干独何人而受此生成之赐耶？空谷春游，虚堂夜坐，一行之孚，一言之契，未尝不欣然以喜，至于末年之付嘱，将殁之叮咛，则戚戚然大义之乖，微言之绝也，干独何人，而当此期望之厚耶？先生弃诸生二十有一年，干也不能安贫自守，而仰禄于州县，黾勉王事，固不敢违先生之训。然讲习之功废于朱墨，持守之志夺于应酬，岁月蹉跎，而老及之矣，朝廷悯其衰病，畀之祠廪，而予之归杜门省过，翻阅旧学而神识昬眊，疾病支离，追念初心，涕零如雨，何先生爱遇之厚而干之负先生乃至此耶！师儒难于并世，岁月不可再得，惟有抱终身之恨而已矣。自今未死之日，尚当勉防疲驽不敢自怠，居敬集义，致知力行，体之于身以勉同志，庶几收桑榆涓埃之益，尚可见先生于九泉之下耳。干深愿一拜先生之墓然后退，而待尽数月以来，痰作于上，气痞于下恐，一旦遂溘先朝露，谨遣男辂告于墓下，惟先生其鉴之。

——黄干《辞晦庵先生墓文》

    《六经》之文皆道，秦、汉以后之文鲜复关于道，甚者害道。韩文公始复古文，而犹未必尽纯于道。我朝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尝尽发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书》，开示后学，复作《易本义》，作《诗传》，面授作《书传》，分授作《礼经疏义》，且谓《春秋》本鲁史旧文，于是明圣人正大本心，以破后世穿凿。《凡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于是教学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无预，提挈纲维，疏别缓急，无一不使复还古初，《六经》之道赖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为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复以文集为矣。然其天才卓绝，学力闳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犹化工之妙造也。

……

先生自十九岁登第，至七十岁致仕，五十年间仅历同安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塩，知漳州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经筵四十余日而已。翺翔未会，垂翅輙归，君恩方隆，谗间已至，穷固甚矣。乃得以其余闲精究孔孟之正传，为千万世道学之宗主，虽使先生出将入相，功著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耶？故愚尝妄谓孔子穷而在下者也，故能集尧舜以来列圣之大成；晦翁欝而不伸者也，故能集伊洛以来诸儒之大成，似皆有造物者司其数于间，而穷者乃所以为达，呜呼盛哉！

……

愚苦多忘，凡读书必累记所见，至读朱子语类，则如仰观造化之大，莫知所措辞。然尝详之夫子作六经，后来者溺于诂训，未害也。濓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此无他，凡近者犹可进，而至于高明，一流于高空，则恐无复可返之期，误人未央也。乃今朱子解剥濓溪之图象，裒列二程之遗书，以明道学之正传者如此，穷极释氏之作用为性，辨诘诸老之流入禅学，以明其徒之似是而非者如彼，使学道之源不差，而夫子之道复明，此其有功天下万世，教之施于用世者，拨乱反正，岂足喻劳烈之万分一哉！至若谓易本卜筮，诗非美刺，谓春秋初不以一字为褒贬，皆旷世未闻之高论，而实皆追复古始之正说，乍见骇然，熟辄心靡，卓识雄辨，万古莫俦，而世俗犹以一时异论之士对言之，何耶？呜呼！此固难与世俗言也。

——黄东发《日抄》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由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齐其外以养其内，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以为酬酢万变之主，外则俨然肃然终日，若对神明而有以保其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动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见其持守之力，则笃敬之验也。其穷理也，虚其心，平其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无躁易淩躐之患，心专虑一，而无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究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旨，若别黑白，辩其节目，若数一二，而又反复以涵泳之，切己以体察之，必若先儒所谓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顺顺，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紏纷，或假借以相混惑，忿心浮气，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尝徘徊，顾恋如不忍去，以待其浃洽贯通之功，深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则终无入徳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迈，视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独与道俱，卓然独与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徳行，发而为事业，人之视之，但见其浑灏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欲尧舜其民。言论风会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固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据依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此其功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语孟二书，世所诵习，为之说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释言未备，大学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学次序不伦，阙遗未补，中庸虽为完篇，而章句浑沦，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粲然也。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彚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又尝集小学，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识其门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盖此六书者，学者之饮食裘葛准绳规矩，不可以须臾离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也，推卦画之本体，辨三圣之旨归，专主筮占，而实该万变，以还洁静精微之旧，其于诗也，深玩辞气，而得诗人之本意，尽削小序，以破后儒之臆说，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复温柔敦厚之教。其于礼也，则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补其阙遗，而析其疑晦，虽不克就，而宏纲大要固已举矣。谓书之出于口授者多艰涩，得于壁藏者反平易，学者当沉潜反复于其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难。谓春秋正义明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谓周官遍布周密，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学者既通四子，又读一经而遂学焉，则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思过半矣。谓通鉴编年之体近古，因就绳以防牍之法，以纲提其要，以目纪其详，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大义，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为史家之矩范。谓诸子百家，其言多诡于圣人，独韩子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之，因为之考订其集之同异，以?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莫白，亦颇为发明其旨。乐律久亡，清浊无据，亦尝讨论本末，探测幽眇虽未及著为成书，而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夫析世学之谬，辩异教之非，捣其巢穴，砭其隠微，使学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则，而不踬于荆棘擭穽之涂，摧陷肃清之功，固非近世诸儒所能仿佛其万一也。自夫子设教，洙泗以博文约礼授学者，顔曾思孟相与守之，未尝失坠，其后正学失传，士各以意为学，其骛于该洽者，既以闻见积累自矜，而流于泛滥驳杂之归；其溺于径约也，又谓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而陷于旷荡空虚之域。学者则知所传矣，亦或悦于持敬之约，而惮于观理之烦，先生身任道统，而广览载籍，先秦古书，既加考索，历代史记，国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之作，靡不遍观，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实用，而翦其烦芜，参伍辨证，以扶经训，而诘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数千年间，世道学术，议论文词之变，皆若身亲历于其间，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达直遂，柯叶散殊，亦皆随其所至，究其所穷，条分?别，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囊括，无所遗漏，故所释诸书，悉有依据。不为臆度料想之说，外至文章字画亦皆髙絶一世，盖其包会停蓄?博渊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无穷也。学者据经辨疑，随问随析，固皆极其精要，暇而辨难古今，其应如响，愈扣愈深，亹亹不絶，及详味而细察之，则方融贯于一理而已矣。尝有言曰，学者望道未见，固必即书以穷理，茍有见焉，亦当考诸书，有所证验，而后实有所禆助而后安，不然，则徳孤，而与枯槁寂灭者无以异矣，潜心大业，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者，惟有书耳，谓可躏跞经传，遽指为糟粕，而不观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践之，而勿以空言视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岂远乎哉？至于晩岁，徳尊言立，犹以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规模广大，而科级甚严，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淩节，而进至于切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丁宁恳到，提耳而极言之，毎诵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之语，必三叹焉。晩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间，深虑斯道之无传，始颇指示本体，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学者益切矣。呜呼！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也，而统之相传，茍非其人，则不得而与。自孟子没，千有余年，而后周程张子出焉，历时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濓溪之正传，绍邹鲁之坠绪，前圣后贤之道该遍全备，其亦可谓盛矣。盖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诗书烦乱，礼乐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从而賛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经，始备以为万世道徳之宗主，秦火之余，六经既已烂脱，诸儒各以己见妄穿凿为说，未尝有知道者也。周程张子，其道明矣，然于经言，未暇厘正，一时从游之士，或昧其防遁，而入于异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敝，可也。

——李方子《朱子年谱》卷四

      某窃尝谓，道必真有人而后传，学必亲炙，真任道之人，而后有以质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没，天下贸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后斯道有传，而正学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余年矣，见知闻知，代不乏人，然渊源纯粹精极，真可以当程氏之嫡嗣而无愧者，当今之世，舍先生其谁哉！而天下学士，有志于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谁与归哉！某穷乡晩生，愚鲁迟钝，居于僻左，无明师良友，不早闻儒先君子之名，自儿童执卷，而世儒俗学已蛊其中，穷年兀兀，初不识圣贤门户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录读之，始知有濓溪，有明道，有伊川为近世大儒。而于今，有先生，然犹未详也。自是稍稍访寻其书，间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语孟精义，河南遗书，及文集易传通书，与夫先生所著定语孟中庸大学太极西铭等传，吟哦讽诵，反诸身，验诸心，于是始慨然敬叹当时师友渊源之盛，抽关启钥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觉此身大为孔顔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徳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凡曩时有发端而未竟者，今悉该且备，凡曩时有疑辨而未莹者，今益信且白。宏纲大义，如指诸掌，扫千百年之谬误，为后学一定不易之准，则辞约而理，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

——陈淳《初见晦庵先生书》

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皇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为三纲五常之主。臯陶伊传周召，又相与辅相跻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经爲万世师，而囘参伋轲实得之。上下数千年无二说也，轲之后失其传，荀与扬既不识大本，董子又见道不分明。间有文中子粗知明德新民之为务矣，而又不知至善之所出，韩子知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矣，而又不知全体具于吾身。盖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直至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濂溪不由师传，独得于天妙，建图书，抽关啓钥，上与羲皇之易相表里，而下以振孔孟不传之坠绪，所谓再辟浑沦。二程亲受其旨，又从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伦之着，事物之众，鬼神之幽与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术，莫不粲有条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攸归。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有如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凌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奬汉唐，比附三代以爲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至是一觝排辨正之，皆表里暴白，无得以乱吾道，惑人心。学者欲学圣人，而攷论师友渊源，必当以是爲迷涂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则茫无定凖，终不可得其门而入，既不由是门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圣人心传之正，万万无是理也。

——陈淳《师友渊源》

      自孟子没，圣人之道不传，更千四百余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后不传之绪始续。然濂溪方开其原，甚简质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为书，伊川虽稍著书，大概方提纲，发微未暇及乎详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犹为多矣。故百年之内，见知闻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复传之绪，若显若晦，圣人残编断简竟未有真能正订，以为后学之定准，而百氏争衡于世者，亦纷乎未决求其诣之极而得之，粹体之全而养之熟，真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圣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独与心契，凡向之精义已确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纲方举而未张者，今阐而大之，旨有隐而未莹者，光明而洒落之辞有朴而未泽者，磨刮而润色之，讹者正之，阙者补之，偏者救之，繁者约之，上以达于群圣之心，而下以贯穿乎百氏之说，寸长片得，兼搜并辑，著定为成书，以扶翼圣训。其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举，而本末不遗，命理切尽，而达意周到，金精而玉润，日光而月洁，浑圆而至粲，疏畅而甚缜丰，不余一言约，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统，总众论而同归，集诸儒之大醇，洗千载之积误，使圣人精蕴，了然在目，而异端曲学无复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于圣门之入，会稚新学者，亦有识趋向之正途，而不迷于文义之归。故周程所以得先圣不传之传者，至是始彰信于天下，而先圣所以为万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于斯文之功，可谓大矣。盖先生秉气纯阳，清明刚健，卓絶世表，闻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为学大纲，一主程氏，而节目加详，所以独知自得而契乎先圣者尤多，其功力之到，又无所不尽，自志学至于不逾矩，其等级无不有以致其极，自明德至于平天下，其规模无不有以备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书无一之不读，而邪正纯驳，必有以究极其归趣，天下事物无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细必有以洞灼其表里。千古人才，论而友之，贤愚淑慝，亦无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莹万理于胞中，炳千古于目前，是极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极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极其本之所由来，而无不彻，恶极其几之所从起，而无少遁。其大经大法，亭当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纎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归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于千变万化，纷纶错综，纵横颠倒，亦无不灿然有条，如衡别鉴照，无丝毫之紊。其自信之笃也，虽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则不敢辄爲之徇。虽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则卓然特立而不顾。其自守之确也，终始屹然不以众论而摇，不以利害死生而动，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赏采访不以微而废；恶恶如恶恶臭，而无或少为之隐忍回护。果于徙义，如洪澜赴壑而不可御；严于克己，如一刀断地而不复续。至其体道为一身，即书心即理，无一言之不实践，无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规矩准防之内貌庄而体胖神全，而志定视听，坐立不拘拘于持敬，而自有成法，举动周旋不勉勉于中礼，而悉有常度，望之俨然而可畏，即之温然而可亲。其接人也，终日怡悦，薫然如春风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则其断之也，雷霆之威，又厉然而不可犯。胸怀磊落明快，而所以主于中，则缜密而无渗漏，节操壁立万仞，而所以处于中则，坦夷而无峻迫。智之圆足以周流不穷，而制行则直方胆之大，足以勇为不惧，而小心则兢畏视其表则，泰山岩岩而不可动。测其蕴，则沧溟浩浩而不可竭，刚大之气有以配义与道而无馁，毅之质可以任重致远而无虞，处义无决裂之病，行恕无姑息之蔽，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礼愈恭，公天下之见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见于著述，凡片文只字以往，不过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写之，尔其见于讲论，亦不过自大源中流出，如取物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辞未竟，而答之已缕缕，不待思虑，而从容以出，无非妙道至义，曲当人情，而深尽物理，令人涣然有省，于言下欣怿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达，日新而不已，所著之书，每有温，则有改，每改益觉超越，义所未前闻者。先生行健不息，终日乾浅乾，笃于好学，虽老病后，观书不怠，切于育人材，昼夜无倦，色虽抱病支离，必引至卧内力坐，而共讲日用酬酢，与事周流，虽病困亦未尝厌斁，而于繁剧之中，常优闲而有余，交错之地，常泰定而不乱。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之节以立其本，然后驯进于大学，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学然后论孟，论孟然后中庸，中庸然后反六经诸书，而其所以为教之目，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所以为学之法，则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而行之，自修身至于处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终始涵养，必以主敬为务，而致知之功，视力行为加多，必极根原之洞彻，毋徒影象之仿佛，真能知，则真能行矣。去冬某侍教，又谓当大作下学之功，毋遽求上达之见，当如曾子专从事于所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一，当如颜子专从事于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凡所讲道，一本乎实，尽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穷神知化，不出乎人伦事物之常。尝论天命之性，无极之真，其所自来，虽极微妙，而其实即人心之中所当为者而已。但推其本，则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为，故曰天命虽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故曰无极非谓日用之间别有一物光辉流转，而其所以为此事，则惟在择善固执，中正仁义而已，又非别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讲学应事之外者，是乃学问彻上彻下，紧密之处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故当四方英俊来往之会，随所至之深浅而引接之，如群饮于河，莫不各充其量而归，当天下言论交凑之冲，随所执之是非，而为之剖决。不出数语，而定其惑，自执一家，不肯同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为可慕，然至诵其书，谈其行，则亦未有不为之仰服而阴自怯缩也。先生盛德充实辉光，见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过其门者无不肃亲，其謦欬者，放心邪气不复萌于中，其极盛至于威名四达，充塞海内遐陬行旅贱，皆能称道之。守临漳未至之始，阖郡吏民得于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车涖政，寛严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絶无苟且之私意，而人心肃然，以定官曹，厉节志，而不敢纵所欲，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郡中，讼牒日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讼不敢饰虚【缺。无情者畏惮而不复出，细故者率相解而自止。惟理【缺】事重不容于私决者，不得已而后进，故讼庭清简，每所听不过二三十而已，且又为历以志其事，目旬一校其毕否，故吏无复容其稽滞，以赇邀于民，而民亦无复患其稽滞，以赇嘱于吏，事早白而人甚便之，郡俗于春，则诸寺为传经之集，诸坊为朝岳之会，于秋则诸乡为礼塔之社。先生闻之，一禁而尽息，诸庙附鬼为妖者，亦相视敛戢，不敢复为迎神之举，郡俗良家子女多学佛老，别创精庐，错居市会，峰冠缁裘出入为群，至有以败度至讼庭者，先生悯然为文以喻其父兄，而家闭精庐，无复肆出，平时奸民多鼠窃，自先生至，未尝有峻惩者，而皆望风屏迹。终先生去，遍四境民皆安寝，无有夜警者，后三年，岁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来，谓某曰：南邑内外盗窃公行，比屋无宁居。人人今始思先生昔日之化，外户不闭，真为太平民而不可得矣。又后三年都市有行劫者，民于是益思先生治下安得而有此也。尤笃意于学校，牒延郡士，黄樵仲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永嘉徐防及淳八人入学，表率旬之二日，又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又创受成斋教养武生员新射圃时督之射，其于民，亦务在教化，尝榜释孝经庶人章，及古灵先生教民之文，散谕百姓。正月维新，又条布孝悌之训，与民更始，讼庭所断则，必以人伦为重，朞年人正，安习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矣。又尝讲求民间利病，以经界之大为民利，力奏行之，以鬻盐之深为民病，先罢其濒海之铺十，有一欲俟经界之正赋既定，然后阖郡而悉除之，此志皆不克遂，然所以罢者累政，奉承不敢变，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罢上元放灯，以除慝礼，立风雷雨师坛，以正常祀，省燕约馈寛赋简役卲农厉兵，善政在民，未可悉记，或有譊譊不靖者，特出于讼庭，不得志之强御，亦不过以惨酷为言，而实亦无可指者，今或问诸乡民府吏，未有不咨嗟称赞，心仰而诚服，亦可以见公论之所在，此某乡邦所亲睹者。其他历仕，则有不及知也。先生进退行藏以道，而不轻辞受取予，以义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寻，宁范我驰驱而终日不获，一有经世济物之图，不见是而无闷，有制礼作乐之具，不见知而不悔。虽当毁怒咆哮，人所危栗之际，而绰然不以为忧，虽当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为病，方且攷遗经，述旧典，徜徉于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呜呼！若先生者，真王佐之全材，亚圣人而具体之，曾子所谓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君子，孟子所谓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为有余，而子思子所谓学知利行，造于知之一，成功之一，则在先生，已全尽无愧而进乎纯熟矣。其正诗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欤！夫以如是之才，岂易再得而进焉，不获大施，所蕴以觉斯民，同吾道之归退焉，又不及大备斯文以惠来学，为无穷之用，今其已矣。盖天下所同痛悼，岂但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诸生之私谈，而其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则又未易以形容尽，至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况其从游未久，又非密迩，莫能深详，姑据所见，以伸其哀慕之情云尔，不自知其为赘且僭也，又约而为之赞云。庆元六年十月朔门人临漳陈某泣书。

——陈淳《侍讲待制朱先生叙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别为六十四。伏羲得之而为伏羲，文王得之而为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为周公孔子。乾之日豕，曰：元享离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马之贞何也？盖自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也？盖其数也推之也。孟子既没已后。此理固已堙晦不明。而其所谓数者，亦遂流于术家，其学不传，亦已久矣。本朝周子、两程子、张子，得其理，邵子复得其数。然言理者详于理，而略於数，考数者详于数，而略于数，惟吾先。自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广而充之，有以极夫治国平天下之道。自太极动静，生阴生阳，引而伸之。有以书夫天地万物之变。圣门所传，至是粲然复明矣。然则孔子之道，岂非集伏羲、文王周孔之大成？吾先生之学，岂非集周子、两程子、张子、邵子之大成也欤？正也用述所知，以为赞：斯文之兴，如日光辉。曾不百年，知者已希。笃生先生，卓哉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隐或见，或显或微。鬼神之迹，造化之机。根於太极，形於范围。如鱼斯跃，如鸢斯飞。金体妙用，无不发挥。百世之下，莫之能违。维时宗正，引之经闱。启心沃心，朝夕天威小人间之，浩然赋归。归于建溪，言采其薇。其貌也癯，其道也肥。学者远来，如渴如饥。侃侃，春风浴沂。正也狂简，先觉是希。曰收放心，勉马庶几。敢不服膺，以詹以依。以饮以食，以冠以衣。其忍倍之，以取消议。呜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闻也。

——度正《晦庵先生画像赞》

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屙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学者习其读，推其义，则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无极大极之妙，而实不离乎匹夫匹妇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而实不外乎暗室屋漏之无愧。盖至近而远，至显而微，非若弃伦绝学者之慕乎高，而哗世取宠者之安于卑也。猗其盛欤！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魏了翁《朱子年谱序》

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统。羲、轩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历叙道统之传，为帝为王者千伍百余岁，则尧、舜、禹子于冀也，汤、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丰也。自是以下，为霸为强者二千余岁，而所寄仅若此，儒者几无以借口于来世。呜呼！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七篇》之终，所以近圣人之居而尚论其世者，其独无所感乎？呜呼！由文公以来，又百有余岁矣。建考亭视鲁阙里，初名竹林精舍，后更沧洲。宋理宗表章公学，以公从祀庙庭，始锡书院额，诸生世守其学不替。龙门毋侯逢辰灼见斯道之统有关于世运，故于此重致意焉。岁戊子，侯为郡判官，始克修复，邑令古澶郭君瑛又从而增辟之。乙巳，侯同知南剑郡事，道谒祠下，顾谓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养乎！’书院旧有田九十余亩，春秋祀犹不给，侯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奇，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孙朱沂充书院山长，既殁，诸生请以四世孙朱椿袭其职。侯白之当路，仍增弟子员，属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书来曰：‘养可以粗给矣，而教之不可以无师也！’谓禾犹逮前闻，俾与前贡士魏梦牛分教大小学，盖有甚欿然者。既又属禾记其事，其将何以为词？重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此而已。今但知诵习公之文，而体用之学曾莫之究，其得谓之善学乎？矧曰体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门人蔡氏渊尝言，其晚年闲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养敦厚，人有不得窥其际者。盖其喜怒哀乐之未发，蚤闻师说于延平李先生者，体验已熟。虽其语学者非止一端，而‘敬贯动静’之旨，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呜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学，何足以窥其微哉！公之修《三礼》，自家乡至邦国王朝，大纲小纪，详法略则，悉以属之门人黄氏干，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来取法矣。呜呼！古人为治之大经大法，平居既无素习，一旦临事，惟小功近利是视，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泽乎？秦人绝学之后，《六经》无完书，若井田，若学校，凡古人经理人道之具尽废。汉犹近古，其大机已失之矣。当今治宇一统，京师首善之地，立冑学，兴文教，文公《四书》方为世大用，此又非世运方升之一几乎？邵氏《观物》所谓‘善变之，则帝王之道可与’者，以时考之，可矣。诚能于此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肃黄氏干配，旧典也；从以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体用之学，黄氏其庶几焉！余皆守公之道不贰，其侑公也实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囗之南溪，父吏部韦斋先生仕国也。公蕴经世大业，属权奸相继用事，郁郁得展。道学为世大禁，公与门人益务坚苦，泊如也。庆元庚申殁于考亭。后十年庚午，疆场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孙浚以死节着。呜呼！大圣大贤之生，其有关于天地之化、盛衰之运者，岂可以浅言哉！夫子之《六经》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书》乃得彰于当代，公之身虽诎于当时，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后者，天也。过江来，中州文献欲尽。自左丞覃怀许公衡倡明公学，家诵其书，人尊其道，凡所以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者，皆公余泽也。方侯创义学，东平袁君壁适以臬事至闽，访求公后，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长南溪、建安二书院，奉韦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旧宅，恳恳为语诸生小学入门之要，尤以师道不立为忧。既而金华陈君公举司文吴会，为冑学征藏书，考寻文献，且欲于此继成公志，以复《六经》古文为属，诚讵典也，而必欲有。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欲观周道，舍鲁何适？正学一派，亟起而迓续之，则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太平，当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远乎！

——熊勿轩《考亭书院记》

天振斯文，紫阳木铎。

博详反约，是继绝学。

日月昭炳，揭之以行。

闲居野服，身屈道亨。

——刘黻《四先生像赞·晦庵朱文公》

 尝思紫阳翁，功德不下禹。 

 平生五人伦。叔世一天柱。 

 海岳久亭毓，二仪厚付与。 

 高明挂秋月，精细破毫缕。 

 举目无荀杨，浑身是伊吕。 

 百年嗣程邵，千载承邹鲁。 

 直上接勋华，益远益不御。 

 本原无不见，支派自循序。 

 遂令天叙秩，有目得再睹。 

 建绍乾淳间，三网散无主。 

 仇雠操太阿，利欲浸九土。 

 鞠躬上文石，谆谆正心语。 

 欲起君以雷，滂沱洗寰宇。 

 圣心不见答，浩浩翠烟去。 

 当时听其言，何但报千古。 

 廓清草莱辟，栉沐疮痍愈。 

 奕奕万世规，百年遽如许。 

 天意竟莫回，地气不可迕。 

 但留四部书，万世开尧禹。 

 深翠隔荒台，寥落招魂具。 

 夜半读中庸，横空挟风雨。 

——陈普《朱文公》

孟氏继孔徂，凤鸟竟寂寞。

千年性命传，造化欲废阁。

生人无所之，死者不可作。

人心万山隔，治统千大落。

天生周与程，得手始撑拓。

百年复考亭，体用遂磅礴。

精密洗粗疏，深厚驱浅薄。

款郤靡不周，混沌元无凿。

谁家不藏书，心目迷博约。

身为行秘书，所迁常迷错。

考亭三十匣，独为百川壑。

万善始有条，列圣元非昨。

千派得一原，灵龟不劳灼。

卷帙浩无边，要处自如跃。

岁月荒苔生，风雨惟丹艧。

翁死六十年，辄起人哀乐。

同心咫尺间，闵此无声铎。

为推去后心，如受生前托。

倬彼得不磨，坏乎赖爰度。

人心已开辟，万象森冲漠。

重构理期文，同盟敢无诺。

——陈普《劝考亭收文公书兼聚书》

  先生千载人，浩气隘穹壤。 

 早薄声利交，超然傲尘鞅。 

 饮酒读离骚，追游必豪克。 

 风月饱高吟，云泉擅奇赏。 

 切骨痛国雠，嚼齿愤奸党。 

 纵谈天下事，一一如指掌。 

 敛意师圣贤，精心玩图象。 

 全体极浑涵，灵极妙充养。 

 昭昭陈轨辙，坦坦辟榛莽。 

 陶熔就醇粹，鞭策收勉强。 

 瞿聃息遁辞，关谁大遗响。 

 师道屹尊严，人材兴倜傥。 

 宸纶欢廉靖，朝迹惎忠谠。 

 康庐委符竹，越绝畀英荡。 

 刍牧活饥惸，天日快幽枉。 

 命义信行藏，风标何肮脏。 

 晚来侍细旃，时益异畴曩。 

 孤踪反山从，百怪纪夔魍。 

 先生一澹然，几微宁怏怏。 

 冬曦暖袍屦，秋风飒几杖。 

 尚可淑后来，可言遂长往。 

 {左口右癸}离思远道，殷勤愧殊关。 

 常怀订群疑，忍独拜遗像。 

 感旧日萧瑟，出门增惝怳。 

 一致无古倔，肆世均俯仰。 

 微言在遗墨，没齿抱遐想。 

 末路诚刺促，中扃故弘敞。 

 惟善不可诬。惟恶不可长。 

 百年非所知，常如侍函丈。 

 题计自激昂，山川悲莽苍。

——孙应时《读晦翁遗文悽怆有作》

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

——刘因

五帝三王，继天立极，道传大统，时臻盛治。道学不传，治本不立，汔可小康，民不见德，猗欤休哉！斯文在天，五星集奎，一生圣贤，周张与程，统接孟子，继以朱子，疏源浚委，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瞆，宁不率从？蠡测管窥，渺焉后学，辑所见闻，质诸先觉。

——程端蒙《性理字训》

晦庵先生治经眀理，宗二程而宻于二程，如《易本义》《诗集传》《小学书》《通鉴纲目》之类，皆青于蓝而寒于水也。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开，做得晦庵千句万句；晦庵千句万句揫敛来，只作得二程一句。虽世变愈降，亦闗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耆卿《文章精义》

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渊深精诣。盖以其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朱氏而始无余蕴。

——周密《齐东野语·道学》

与易俱胩无何乡，紫阳风采独堂堂。

伊洛诸老前慷慨，字落琬琰嗅有香。

馀或闯首藩篱傍，占辞象例终茫洋。

公剪春棘披羊肠，后顾万世不能忘。

攘却异论拓我疆，片言双字挥琳琅。

安定嗣法兀老苍，渔猎四裔搜中央。

蹴孔光郑倾文场，霜刀与劂玉版方。

姓名无翼已四翔，锵然孤凤鸣朝阳。

不忝孝亭斯故邦，再□足慰公所望。

笋鞋踏穿山雨凉，九曲烟霞落锦囊。

囊吾有易胜青箱，乍惊幽渺出缜煌。

湛弼愧遁遗齎装，子云未许窥娄墙。

不独暗陋分馀光，后来企慕心彷徨。

——汪炎昶《次韵胡庭芳别考亭夫子祠下》

明代：

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岂章句之云哉？盖有増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岂吾所谓诗哉！呜呼！若朱子感兴二十篇之作，斯可谓诗也已！其于性命之理昭矣，其于天地之道著矣，其于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系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无愧，虽谓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亦可也。

——方孝孺《读朱子感兴诗》

屈原长于骚，董、贾长于策，扬雄、韩愈长于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於数，迁、固、永叔、君实长于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于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此也。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

——庄昶

斥逐遭时禁，忧勤淑世心。

沧洲半亩宅，吾道此山深。

俎豆严徽国，宫墙丽孔林。

迷津从伫问，烟水正沈沈。

——傅汝舟《敬谒考亭书院下作》

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无以明；天不生朱子，则孔曾思孟之道无以显。圣贤之生，岂偶然哉！关气化之盛衰，係吾道之否泰，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扶持名教，振立纲常，不可一日而无也。

紫阳夫子为宋大儒，讲学考亭，四方景仰，以斯道为己任。其著书立言如日之丽天、水之行地，虽千载犹一日。观其发明《六经》之旨，则帝王之大经大法无不具；纂集诸家之语，则阴阳卜筮之说无不载。释《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著《家礼》为天下之模范，作《小学》以示敬长慈幼之道，述劄奏以启人臣忠义之心。知无不举，言无不当，故在当时动人主之听，而福苍生于无穷也耶。

於乎！先生既没，道不与之俱没；书之幸存，而名与之俱存。

——胡缉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传。经千余载，世儒例以子书视之， 而无知之者。独唐之韩子谓“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又曰“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则千载之间，知《孟子》者，韩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业、闻望重于一世者，犹挤《孟子》于《法言》之后， 尚何望于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绝学，始表章其书，发挥其指，而一时及门之士，遂相与翕然服膺其说，天下始晓然知其为洙泗之正传，而不敢妄议。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贤之说，会粹折衷以释其义，与《论语》、《大学》、《中庸》列为《四书》，由是洙泗之正传益以讲明。千古入道之门，造道之阃无越于此矣。有志者，尚笃所力哉！

孔子因尧舜三代之遗典，故得以删述赞修。朱子因濂洛诸儒之遗论，故得以折衷去取。

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子之道，昭然明于万世，而异端邪说莫能杂者，朱子之功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窃怪后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遍观而尽识，或輙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剿拾成说，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见其不知量也。

四书与朱子集注，万世圣贤之书无过于此。为圣为贤，治心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所不载，学贯天人而一之者也。

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后世莫知所尊。周、程、张子之道，非得朱子，后世莫知所统。孔子之后，有大功于道学者，朱子也。

孔子得尧、舜、三代之事宝文章，乃可以致删述。朱子得濂洛关中之师弟议论著述，乃可成传注。故孔子集群圣之大成、 朱子集群贤之大成，其揆一也。

周、程、张、朱有功于天下万世，不可腾言，于千俗年学异端淆乱驳杂中，剔拨出四书来，表章发明，遂使圣学晦而复明，大道绝而复续，灿然各为全书，流布四海，而俗学异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薛瑄《读书录》

自孔孟以后，道莫大于程朱，故其所著作经传实能发明圣学，切于学者，今有一等溺于空虚者好简捷而厌其烦，务记诵者反恶其多，务训诂者不过借以为口说，惟实穷理力行者能识其精切详明也。

自孟子后，千四百年无人见得此道分明董，子见其大意，孔明天资有暗合处，韩退之揣见彷佛，至程朱方见得尽，自朱子后无人理会得透彻，真西山庻几。

孟子、朱子、邵子天资俱极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尽下学工夫，孟子朱子尽下学工夫，所以能充实其大也。

朱子体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缩，朱子直是豪气。

孔子贤于尧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为颜曾思孟之功贤于稷契皋夔，程朱之功贤于伊吕。孟子以后，若非程朱，则天下贸贸焉人欲肆，天理灭，高者入于老佛，卑者趋于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胡居仁《居业录》

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于道，求之释氏者几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师事之。于是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其旧习。延平旣卒，又得南轩张子而定交焉，诚有丽泽之益者也。延平尝与其友罗博文书云：元晦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旣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观乎此书，可以见朱子入道端的。其与南轩往复论辨，书尺不胜其多。观其论中和最后一书，发明心学之妙，殆无余藴，又可见其所造之深也。诚明两进，著述亦富。当时从游之士、后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悦而诚服之，是岂可以声音笑貎为哉！今之学者，槪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輙随声逐响，横加诋訾，徒自见其陋也已矣，于朱子乎何伤！

……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尝学焉而竟弃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贤所弃以自珍，反从而议其后，不亦误耶？虽然，程朱之学可谓至矣，然其心则固未尝自以为至也。何以明之？程叔子易传已成，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则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朱子年垂七十，有“于上面犹隔一膜”之叹，盖诚有见乎义理之无穷，于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谦辞也。

……朱陆之异同，虽非后学所敢轻议，然置而弗辨，将莫知所适从，于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时而明矣，岂可避轻议先儒之咎，含胡两可，以厚诬天下后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于天下，凡以禅学混之也。其初不过毫厘之差，其究奚啻千万里之逺？然为禅学者，旣安于其陋，了不知吾道之为何物；为道学者，或未尝通乎禅学之本末，亦无由眞知其所以异于吾道者果何在也。尝考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亦皆能究其底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禅学之非而尽弃之。非徒弃之而已，力排痛辟，闵闵焉惟恐人之陷溺于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为吾道之累。凡其排辟之语，皆有以洞见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于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为禅学，盖其见之审矣，岂尝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

……

朱子语类有云：道谦言，大蔵经中言，襌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谦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无事。李延平所称谦开善者，必此人也。谓朱子尝从渠用工夫来，于此可见。然朱子后来尽弃前习以归于正，非全具知、仁、勇三徳不能，其为百世师也，殆无愧矣。

——罗钦顺《困知录》

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戴铣《优崇儒先祠嗣疏》

孔子表彰《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圣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子表彰《六经》、《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

——顾宪成

昔朱子与东莱吕子会于寒泉精舍，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为一编，分十四卷，名曰《近思录》。友人高云从读而珍之，以为四先生之后，能继其道发明而光大之者，无如朱子，亦取朱子全书，掇其要为一编，分十四卷，悉准《近思录》之例，不敢拟于《近思录》也，而题之曰《节要》，闲以示予，予受而卒业焉，为之喟然太息世之言朱子者鲜矣。彼其意皆不满于朱子也，予窃疑之，非不满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则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于无所逞而厌之；世好圆，朱子以方方，则一毫假借不得，旷达者苦于有所束而惮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于是乎从而为之辞，吾以为平，彼以为凡为陋。若曰夫岂诚有厌焉，不肯俯而袭，惜其伤于卑耳。吾以为方，彼以为矫为亢，若曰夫岂诚有惮焉，不能仰而模，旨其伤于高耳。故不满也。内怀不便之实，外著不满之形，不便之实根深蒂固，而不满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鲜矣。乃云从之于朱子恳恳如是，且谓学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超然独立不受，变于流俗，夫孰得而几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则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学，七十而从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云从之为是编，正欲人认取血脉耳，血脉诚真，随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门而入，倘其不然，即有殊能绝识起朱子而上，去孔子弥远，云从弗屑也。读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顾宪成《朱子节要序》

自永乐中成祖章显宗学，为道统系也。徽国文共书，自帝王国胄，下逮闾巷山谷之氓，髫而业之，竟白首遵用诵习之矣。弘德来，始颇有争论。嗟夫！国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遗教于金科玉条，而风气质淳，先民言行纯师纯法，伊谁之力也？予读《文公大全集》，若《行状》、《年谱》叹焉，公当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不见所畏，纲纪国论，必以其道，乃履困愈亨，处幽如烛，诸进退取舍之分介然。呜呼！岂易言哉！岂易言哉！言之立岂不以人哉！

著述之多，莫过文公。而接引后学之功，亦莫过文公。但其意既以开发钝根为事，则其言平易质实，遂有为利根人所谪者。文公资学兼到，故晚年有误人之悔，痛自惩艾，此真夫子 之所谓闻道也。然此一闻也，正从深造之后，方有此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盖其实录耳。必欲以未闻道之先，强合于既闻道之后，是徒知尊崇公，却失文公之心，亦未见其为闻道也。

——邓元锡

三代以下人物，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处。如程朱，则是圣人作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矣。

——章懋《枫山语录》

嘉靖甲午夏五月，予卧病随州报恩寺，一日学子请问曰：“朱子之学，何学也？”予曰：“圣人之学也。”曰：“何如？”“朱子诗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嗫徒啾喧。但骋言辞好，岂知神鉴昏？曰予昧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鉴’，曰‘一原’，朱子之学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释《大学》，何如？”曰：“此学必论大头脑处，如明德，此《大学》大头脑也。朱子以虚灵释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则曰‘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此工夫至简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体得之於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甚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当时有问：‘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其本体已洞然矣，须是就这些觉处，便致知充广将去？’朱子曰：‘然如击石之火，只是些子，才引着便可以燎原。盖介然之觉，一日之间，其发也无时无数，只要人识认得，操持充养将去。’此朱子之精，孔门求仁之学也。学者当默而识之。”学子曰：“然。”遂记之。

——李中《朱学问答》

晦庵先生自赞曰：“从容礼法，沉潜仁义。”此其躬行之实。乃於孔门所删述《六经》，程子所表章《四书》，传註之，成周六典，官制议之。我圣祖重其道，崇其教，首以训上，建官至今，道德一而风俗同，内外维而纪纲正，此其讲明之蹟。先生少尝读佛、老，及游延平先生门，始弃旧习。又惧天下后世陷溺之也，乃本程子“佛、老之害，甚于杨、墨，弥近理而大乱真，差谬间毫釐千里。”所差谬者，石潭汪子，整菴罗子，所指心性之辨是也。心性者，儒、佛、老皆言之，皆并传，其中儒佛混同为一者，儒而释、老为言者，皆易辨，惟佛而儒之难辩。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张、邵所阐明，详发之。其大旨以虚灵知觉之谓心者，主于形而囿于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极一本，万物一原，敬轩薛子谓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谓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气质之性者，二气五行，刚柔万殊，汪子谓梏于形体，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於形，形之谓气质，而亦谓之性者，谓其有则俱有，非二言之。惟变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无我，天性复初，气质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复以气质并言也。此谓之儒宗。佛自达摩单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即禅宗。似儒非儒，故阐之曰：“佛家从头都不识，则不识性所从出之天，即谓之命”，曰：“只认知觉便做性，则不识心所具之理，即谓之性。”又曰：“但认为己有，则不认以天理为天下之公共者言性，以有我之私者言气质，是为无所蔽。”以心无理又无蔽，不得不以理为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荡荡，若无星之秤，无界之尺，事至不能决，不得不以事为障。以理为障，故不言穷理；以事为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虚灵知觉在腔子内者，炯然洒然无念无着，其工夫则止观空悟为一，一悟便是，即为了当。自此随意见所起，不分真妄，皆本来面目。执为杷柄，直竖而往，操纵作用无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独尊，其效验以既悟必证，必得人传继，始为大悟。乃急於说法普度，机锋应对，凡来参者，若薛子所云“不问贤愚善恶，只顺己者便是”。无我无人，其说简径直捷，新奇玄妙，身不自修，又不俟循序，不待防检，其势较易於圣学，其利本於养生，以故豪傑之负聪明才辨者，於此既能闻道，又能养生，孰不动乎旧所传习，搀而入乎此者？先生素爱之於心，故并其时，有谓心即理者，直辩其非，曰“心粗”，曰“不识有气质之性，岂不以其品优识贤而必深文之哉？”盖传而释之，其端初开，不容不言为之防。故其论学，圣人尽性，学者复性，性之复在变化气质，而变化之方，则以程子发明孔门“下学而上达”教人成法，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进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学者所得明，固於禅不染，亦皆能言以闢之，於是儒而禅者绌。宋末伪学重禁，学者相与信从，讲之不辍，忠义辈出。元人事佛，鲁斋许子以此用囗囗囗世教赖之不堕。我圣祖以经书传註，又集诸儒大全，列学宫，时有文臣进解佛经，亦祇以佛释佛，不许以儒文。是以至今明经修行，议事谋政，皆从此出。此其崇正闢邪之功，并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杨、墨，即门人后记录有异，亦当删烦存实，舍短集长，以永其功，俾勿为释氏者搀入为害。何近岁有尝读其书，既因养生契禅，恍见此心知觉之妙，遂自称悟，揭之为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即为己心，《六经》不在载籍，妙道自己而发，先圣先儒弗及，传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约、一贯、忠恕、格致、克复、中和、尽心、知性、知天诸训，一认为己所有，知觉之中不辨，欲以易天下。见其惟传註是从，不诋之则己说不伸，乃诋所阐教法为末务，主敬为缀，格物穷理为支离，为义外，为俗学，鄙传註为训诂章句，非读书为远人为道。窃揆孔门下学事，上达理，理本事末，学此事，达此理，还却以此理处此事，是为本末一原，何尝末？其论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存明，皆心也，何尝缀？支离义外者，直以义为在外，今指性即理，穷而至於义之精，精斯一，一斯贯矣，何尝外？俗学者，词章家记诵、补缀、科试、覆射者可言矣，即尝以攷小学训行周至，安可以尚行不尚言？由博反约者例言，何尝俗？经书藉汉、唐、宋间训诂以传，特或凿、或淆、或虚无，又章分註解，不断不属，非其章句传註，其文理脉络，何由贯通乎？何尝鄙？孔门以读书为学，玩易诵诗，读书学礼，博文游艺，皆是也，然取以明理，理明止矣，是亦不远人以为道也，何尝非？即是见诋之者，非在诋者所据以为道，乃先生契圣而尽示来者，又其所预期至此而严为之防者，后人不知其防，反信其诋，靡然而从。亦自童习间，传註言心、言性命，及求其所以为心、为性命弗知，是以偶闻一悟性命之说，遂谓性与天道，圣门且不可得闻，兹於须臾静坐，一闭眉目、息精神、屏思虑间，直窥尧舜、孔子之前。人孰无尧舜、孔子之志？而骤得之，将有快其直捷简径，庸知其从达磨窠臼间来哉？适其事诵读者，方厌记诵、补缀、覆射为烦，事践履者，方苦克治、涵养为难，忽言易简者，乘其厌苦之虚，而入者为主，纵有善语，不绎不从。方且自崇自是，孳孳以讲为学，自讲外修德、徙义、改过，皆置不言，即非德义有过，亦谓吾心不动。此涉於迹者，可勿较，至底咎矣！又以佛氏缺陷，世界未尝员满为之辞，凡於所讲之者称贤，不讲之者称否云。前一人倡，后人而复后人影附声和，坚不可破，犹以张无垢改头换面，说向儒家旧步，摘取经书中一二语，立为新名，作为话头，自称心传之秘。藉以儒言，以本心是圣，反观内照，全此员神，不必修为。而藉言於默识自得，无欲主静者，实修性禅宗，以精神为圣，摄息归根，根本先立，生生不已。而藉言於收放、存良、持志、立命者，实修命玄宗，以身是本，修是学，合释之观心，玄之踵息，一之为真我、真修。而藉言于《大学》纲领，修身为本者，实性命双修，宗中圣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此，而其间彼此前后，各自求胜，揣度拟议，将谓合并，而竟不合不并，其流之害，及於传註。后学喜其新说，附会己意，以为讲牋，为文义，见之有素，好之者嘉其同，不好者取其异，未尝正之。今并以经书原文，各据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渐不至於背经弃传，绝蔑圣言不止。及此际犹藉先生辨析於今，实防卫於前，俾我圣朝教令课条者，申饬于今，乃不沦於极弊者矣。然天运一否一泰，其道一晦一明，如环之循。薛子亦曰：“程、朱大有功於万世。”又曰：“后人於朱子之书之意，不能遍观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疵议，或勦拾成说，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见其不知量也。兹欲绝其弊，惟躬行讲明，俾天下后世，晓然知其功不可背，其讲学修德徙义改过并进，勿专以讲为学，又勿为逞己见寓新名者所摇惑，庶乎斯道明，世运泰矣。”窃意今当必有其人。噫！微斯人，吾谁与从！

——杨时乔《朱晦翁碑》

琼山丘文庄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为学的，授先生之九世孙训导祯，祯之子经历燔受而藏之，乃请于婺令郭濂因为之梓。藏于家，岁久漶漫，版几尽废，燔之曾孙诸生崇沐，以锓先生语类、近思录及全集、楚词注、家礼、韩文考异诸书之暇，旁及于采先生言若经济文衡者，而并锓是集。余因得以窃观焉，善乎丘文庄之言先生也，曰：学以圣人为的。先生于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万化之本原，圣神之能事，学问之极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则由下学而上达，先生之的也。窥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清为的，尹以任为的，惠以和为的，孔以时为的，而孟子皆目之曰圣人。先生之学盖以孔孟为的者也。的在是，学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极其精者，先生之所为发矢；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者，先生之所为中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为一贯也。先生之学，不求直截，必由下学以至上达，其言近而可遵、恪而可据。株守于章句固有所不为，驰骤于玄虚则有所不敢，理必折诸圣人，教必轨乎成法，博文约礼，循循先后，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终之以非全放下、终难凑泊。然则先生之所为终身彀率者，即先生所为万世标的，欲学圣人而不于先生成法，是守是犹不能决，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几矣。先生之学，未尝颛勒一家，如杨王诸人，而散见于六经语孟庸学诸编。文庄准论语而集之，微情深意，见于跋述。其用心之勤，盖以己之得于先生者，而欲后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圣人之学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则知学；知先生之学，则知圣人。然则睹是编者，其亦有志彀之思也夫！

——朱吾弼《朱子学的序》

删述《六经》者，孔子也；传说《六经》者，朱子也。……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圣人复起，不易斯言。

——高攀龙《晦庵先生赞》

束发自龟勉，所志非浮荣。

辨涂慎所之，择术居其贞。

魏魏云谷翁，绍孔明六经。

群书万卷破，奇功一原并。

自从子舆来，倬绝莫与京。

如何取径子，繁弦乱中声。

计身亦诚便，畔道非所宁。

我来拜阙里，斋心矢其诚。

归轸探神奥，发轨谨门庭。

董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高攀龙《考亭恭谒朱夫子》

圣人之道大矣，学者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赋质各别，成德亦殊。至于前圣后圣，若合符节之处，则不容毫厘差也，以毫毛差，乃千里谬矣，圣人严似是而非也，严之于此也。由孔子而后，见而知之者，为颜曾思孟，然当孟子之时，邪说并作，而仁义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后，闻而知之者，为周程张朱，然当朱子之时，邪说并作，而仁义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韩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谓知言矣。圣人之道，载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圣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者也。其书自传注而外见于文集语录者，浩渺无涯，攀龙不自揣量，三复之余，节其要言，仿朱子近思录例，分为十有四卷，而不敢拟于近思，名曰朱子节要。呜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岂知之者哉！以为是编于天理人欲毫毛千里之介莫详焉，学者欲知前圣后圣，若合符节之处，此其要也，锲成书以此谂同志。

——高攀龙《朱子节要序》

问：“整庵、阳明俱是儒者，何议论相反？”曰：“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宋之朱、陆亦然。陆子之学，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确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陆子将太极图、通书及西铭俱不信，便是他心粗处。学问并无别法，只依古圣贤成法做去，体贴得上身来，虽是圣贤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过是依了圣贤实落行去，将古人言语略阐发几句，并无新奇异说，他便成了大儒。故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

——高攀龙《会语》

文公圣贤而豪杰者也，故虽以豪杰之气，槩终是圣贤真色；文成豪杰而圣贤者也，故虽以圣贤学问，终是豪杰真色。

朱子传注六经，折衷群言，是天生斯人以为万世。即天之生圣贤，可以知天命矣。

——高攀龙语

周程张朱是为天地干蛊之人，白沙康节是享现成家当者，若其闲冣苦心竭力者又莫过朱夫子，于世上无一事不理会过。

读书穷理至于朱子可谓尽美尽善，矣须知所以读书者专为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烦躁，反是累心了。须守定朱子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之法，方可谓之读书。

——高攀龙语录

文公道德之成就也。观其自赞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沈潜乎仁义之府。惟合然而曰章，或庶几乎斯语而孟子。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而取之，左右逢其源。大哉。先生斯其至矣！……自夫子集群圣之大成，以为贤於尧舜。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其功岂下孟子乎。万世学者玩其辞，求其义，终身受用，无有穷已，而不知当时极深研几，沈潜反覆，或达旦不寐，或累月不息，惟曰孳孳而不已者，当何如也。

——邵经邦《弘道录》

尧舜禹汤文武而既没矣，其间暴君污吏更相蹂躏，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极。典谟微言，不绝如线。于是仲尼起而修明之，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以宪万世，而尊之曰经，使天下后世复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语圣而儒以博鸣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时有老聃出，而讥之曰六经，圣人之陈迹也，而岂其所以迹哉？审如其言，以之独为学可矣，以之为天下万世，则吾不知也。

孔孟而既没矣，其间异端曲学更相簧鼓，邪说之所淫，暴行之所坏，至五季而极。洙泗微言，不绝如线。于是朱子起而修明之，着《集注》《或问》，补《小学》，修《纲目》，纂濂洛之说，以教万世，而定之曰传，使天下后世复知有《六经》之道。故语贤而儒以博鸣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讥之曰支离，又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审如其言，以之独为学可矣，以之为天下万世，则吾不知也。然则生于孔孟程朱之后者，舍孔孟程朱之书不读，又何以自达于道哉！

——刘宗周《读书说示儿》

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

——顾炎武《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为之衍，以附诸《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

——王夫之《礼记章句》

清代：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伤夏殷之礼不足征，盖惜文武周公损益之妙不得见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若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为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录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

——陆陇其《学术辨》

自尧舜而后群圣辈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陆陇其《经学》

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陆陇其《答嘉善李子乔书》

自宋以前，非无发明洙泗之传者也。然或语焉而不详，或驳焉有不纯。荀卿之僻陋也，扬雄之艰深也，文中子之昧于进退也，其不得与道统之传，固无论矣。最高者，莫如汉之董生、唐之韩子。然董知正谊明道之旨矣，而不免杂于阴阳。韩知道佛老之辨矣，而不免昧于性善。向非周、程、张、邵、朱六子者，崛起于宋室，则道统或几乎息……故夫此六子者，非特有宋一代之光，实千百年道统绝续之所系也。……而今之世，当尊朱子。朱子者，周、程、张、邵所自发明，而孔子之道，所自传也。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张、邵，即所以尊孔子。

——陆陇其《道统》

朱子一生精力专在集注，至今家弦户诵历万世而无斁。后世浅学之士往往诋其笔力不佳，此真坐井观天也。朱子与人论注释体，言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则观者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贤以上之资，而能为初学小子存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试读朱子文集其笔力何如者，而轻为议论耶？

朱子一生学问守定述而不作一句，当时周有《通书》，张有《西铭》，二程亦有《定性书》、《易传》，朱子则专为注释，盖三代以后诗书礼乐散亡已极，孔子不得不以删定为功；汉唐以后经书虽有笺疏而芜秽尤甚，朱子不得不以注释为功，此卓有定见，非漫学孔子述而不作也。

——陆世议《思辨录》

尧舜之业，盛德配天、无为恭己，可谓极帝王之盛轨矣，然功止于一时；孔子删《诗》定《礼》，集群圣之大成，而功被乎万世。周程之业，建图属书，创明绝学，可谓极圣贤之能事矣，然风气初开，信从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裒辑传注，集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风气复隆，功之及人者广。

——陆世议《答顾殷仲体用问》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周公武损益三代之治，以成一王之法也。

——张履祥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全祖望《宋元学案》

圣人之学，有体有用，而天德王道之旨，仁义中正之归，以及礼乐政刑，忧世觉民，因事礼教之论，莫备于四书。故四书者，六经之指要也。

秦灰值厄，至道不彰，乃鲁壁坏垣，《论语》始出，然犹未甚较著。直至有宋诸儒起，乃能破意见拘墟，探圣贤理奥，而紫阳朱夫子更统其大成，衷以己见，为四书集注、或问、语类、精义等篇，而孔曾思孟所以阐述六经，垂训万世之坠绪微言，遂无不昭然沛然，如揭日月而行江海。大哉！真圣人之徒欤？

——王登山《天盖楼四书语录序》

天生朱子，而正学昌明，集诸儒之大成，其为道大中而无过，其为教至实而非虚，实万古无弊者也。

——徐秉义《重刊高子遗书序》

观孔子语其弟子博文约，礼循循于矩度之内，未尝敢放言高论，启人以好异之，端则后之学孔子者，其必准诸此矣。秦汉以来，学者未睹其要。惟朱子之书广大精深，无所不备，而要归于平淡切实，雍容详至，不敢为新奇可喜之论。其躬行也，养于未发，省于方动，致谨于威仪言动之间，以达于家国天下事物之变，一一务得其理，服官莅政，莫不竭尽诚意，致于君而利其民。观其自赞曰“从容乎礼法之场，优游乎仁义之府。是予盖有志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圣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暗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呜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学上达，高至于圣神无难，而下不失为经明行修之士，天下之欲学孔子者，舍是无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无新奇径捷之说，使人易知而乐从，而其失也，猖狂自恣，侮圣蔑经，未再传而已不胜其弊，陆子是已。

——张烈《王学质疑》

自开辟以来，未有孔子；自秦汉以来，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人。……不有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则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罗子，则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亦因之不著。盖罗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即孔孟之道也，即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也。列圣诸贤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后，闲圣距邪之功，则战国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罗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罗子之功不在朱子下，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熊赐履

大化之运。元必归贞，道统之传，开必有会。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谟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传，命世发其蕴，斯盖卓然自立于一代，而万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圣道中沦，虽董、韩、孙、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绪。迨濂洛叠起，而道统于是乎中兴。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门者鲜有颜、曾之匹，而道术亦复为天下裂矣。藉六经以文奸言，托三代以饰虐政，蛊中于君心，毒流于生民，是王氏之学也。尚纵横之诡习，扬稽、阮之余波，其文足以灭质，其博足以溺心，是苏氏之学也。恃履忠蹈信之资，蔑知育穷理之学，醇大而疵亦不细，功多而过亦不少，是司马氏之学也。以佛乘为道岸，以禅悟为儒修，肆淫波邪遁之词，攻螟螣蝥贼之技，是张氏之学也。昧心性之本原，务德业之崇广，九层之台，不积于累土，千里之行，不谨于举步，是胡氏之学也。讥问学为榛塞，诋思辨为陆沉，聚精会神而以为德行，任性率意而以为天机，是陆氏之学也。择善之不明，而托于浑厚，立己之不固，而流为通融，博学多闻固有之，守约穷源则未也，是吕氏之学也。即器而谓之道，即物而谓之则，侈心于制度之末，凿智于文为之繁，是永嘉陈氏之学也。义与利双行，王与霸杂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陈氏之学也。神徂圣伏，百喙争鸣，于是晦翁朱子独与敬夫、季通左骖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后圣道大明，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从游之士，几遍天下，而训诲谆恳，提撕反复，忧之深而言之切，虑之远而说之详。顾记录之多，未免重复，识见之误，未免舛讹。敬轩薛子，盖屡以删改诏后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窃不自揣，择其言之精粹者，勒为一编，名之曰“约”。至若《四书》《五经》《太极》《通书》《西铭》之说，则前民固已裒集于传注之下，惟程、张之书之发明者，则附于《近思》之集解，礼仪之辨晰者，则附于《家礼》之拾遗，故其所编者独此而已。其他文集则将入古文之选，而独取知旧门人之问答列于各传之末焉。乌乎！宋之道统，先知先觉，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则，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无内无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贞乎。然则读是书者，何异聆大成之再集也哉！

——李文炤《语录约编序》

弥穹壤道也，凝之则存乎人人，参三才繇斯道尔，圣同天，贤修而儗之，进乎圣矣。六经，道之舆也，群圣精蕴在焉，而孔子防其全。宋大儒续孟氏之絶，而朱子防其全。自羲农承传以来，广大精微，阐抉无遗，盖濂溪洛关词犹浑沦，朱子则说之详下学上达，阶森牖豁，学者能熟复笃行之，复性明伦，而得所以为人体用该人己成入贤望圣，骎骎不自觉大造万世，功高往哲，允矣。不然求捷而迷得体而遗用，违道逺哉。顾朱子之学于时辄禁晦百余年，本朝表章士所服习一宗之无异学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释诸经四书外所著文若诗彚之总百有二十卷，亦无一语不出于道，而为文且有体，风行水上，天地至文，视汗漫荒忽神施鬼设者悬絶，志在觉人，故辞繁不杀，布帛菽粟有余温与味焉。盖其平日居敬穷理，反躬实践，内外交养者无斯须间，而心与天游，肆其发如此。学士大夫不欲为贤圣君子，而狃于词人，则取彼置此可也，欲为贤圣君子，而华实兼者，舍是奚读哉？

——蘓信《晦庵集序》

呜呼！大贤君子一动一静，一语一黙，无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谱乎哉！刊以传示于人，固其宜也。然在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莅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防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状，而伊川之年谱行述则有待于文公。呜呼！大贤君子盛徳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节墓志所以惟属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后方为撰述，盖惟圣贤能知圣贤故也。《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均之为圣人也。达而在上则立君道以正万方，穷而在下则立师道以教万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达而在上之圣人也，立君道以正万方者也；仲尼穷而在下之圣人也，立师道以教万世者也。师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诸儒之大成，是亦所谓立师道以教万世者，与今文公之学薄海内外，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家有其书，人诵其言，然经兵燹之余，此文或不能尽见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诚得此而寓目焉，则其感发兴起，若时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谓与？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广西防卫知事李文徴辞疾家居，集议督工，力就厥绪，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

——汪仲鲁《朱子年谱序》

古今著述之富无有过于朱文公者，盖朱子之学集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周易本义》《启蒙》、《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诸书，而又有文集百余卷，门人记录问答之语百四十余卷，今家有其书，学者无不诵法，可谓盛矣。然读其书，而不考其生平师友渊源出处进退之所经历，与夫文章事业艰危患难之所履蹈，将微言大义湮郁而不彰，孟子所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则是年谱之作恶可以已也？

——洪璟《朱子年谱序》

自结绳以降，太昊始之，皇农诸圣人继之，而集诸圣之大成者，有孔子；汉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闽诸大儒继之，而集诸儒之大成者，有朱子。

——江士韶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开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则日月无安顿处，非日月则天地亦何以灿然于天下万世哉？

……

欲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锐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

孔子于伯夷，曰古之贤人也。而孟子则以为圣之清；于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贤而不与立。而孟子则以为圣之和；周子于伊尹，曰大贤也。而孟子则以为圣之任。岂一人之身可贤可圣，固若是悬殊耶？非也。贤，希圣者也，贤而以大名，则几几乎圣矣。是故颜曾思孟俱称大贤，及其从祀孔庙，一则曰宗圣，一则曰述圣，一则曰亚圣，俨然配孔子，而迥异乎十贤。盖皇帝王以降，圣人不世出，天纵孔子出类拔萃，古今绝响矣。嗣此以往，或有媲美颜曾思孟者，则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观于周程张朱，殆其人与？五子俱称大贤，当以四子之例处之，此数百年旷典，而未之举也。愚尝从而私拟之曰，周元公见圣、程纯公悟圣、程正公修圣、张明公勉圣、朱文公会圣，以此言公诸天下万世，使学道者知宋五子即周四子。孔子而后此九人者，其弗可几及也已！

圣人著书，一言一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譬药之有补有泻也。在人视脉色而用之，文成法专于泻，而元气转虚；朱子补泻兼施，为药中王道。若之何其废之？文成学得之象山，朱子所熟闻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发之蕴，必以敬修维持之，使持循规矩，犹得寡过。非知不及文成也。其虑深于文成也，而目之为影响，比之于杨墨，其可乎哉？

尧舜以来相传之道，孔子开而孟子继，非开则无以为继也，开之之功大于继。若夫颜子曾子子思，则同有功于继。孔子以来相传之道，程子开而朱子继，非继则无以为开也，继之之功大于开。若夫周子张子，则同有功于开。

孔子之后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后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后知言其谁哉？愚谓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岂有爽焉者乎？

……

以理学言之，颜曾思孟而后，毕竟以晦翁为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岂得过分优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则有专属焉。以勋业言之，稷契周召而后，毕竟以孔明为第一人。若张子房郭子仪，岂得过分优劣？然而称儒者气象，则有专属焉。

朱子学似颜子而功过之，功似孟子而学过之，圣门之中行也。子静进取，其学其功当在子游子贡之间，岂能与曾子相颉颃乎？阳明之徒直以接孟氏，而朱子不与焉，噫，诬也甚矣。

……

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若夫颜曾思孟，则又孔子之孝子，顺孙克家而缵其绪者也。故生孔子之后者，宜用守。元公太极图，吾道一大开辟也，洛中之二程、关中之张，皆践履此一图，而笔之为书，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谁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若夫江西余姚，则又朱子之敌国、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后者，宜用攻。

由孔子而后千余年，大学中庸杂在戴记中，两论七篇混入子书内，学者但作文字观云尔。及二程出，然后汇辑订正，列为四书，朱子又缵承二程之志，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注，使天下万世资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则饥；资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则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虽有菽粟，与荑稗同，谁知其可食哉；虽有布帛，与芦苇同，谁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从此求温饱矣。然在童子，不过资之以补诸生，在诸生不过资之以举孝廉，在孝廉不过资之以跻南宫。富贵之温饱，岂道德之温饱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昧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辜负圣贤矣！

……

文清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正学也，不学此者即非正学也。余谓：不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非正学也；即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而不学周程张朱，亦非正学也。陆王一派，欲驾周程张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

孔子之道，天下万世所共由也，使非颜会思孟羽翼于前，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张朱表章于后，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则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后晓然于天下万世。若曰吾自有快捷方式，而不必于周程张朱也，吾不知周程张朱而外，岂别有所谓颜曾思孟乎？吾不知颜曾思孟而外，岂别有所谓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无得手处。学者慎之！

……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来，未有四书也。自有四书以来，未有集注也。天下后世知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矣，而不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即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矣，而不知集注为生民未有之注也。至矣哉，不悟四书之妙，不可与言集注；不悟集注之妙，亦不可与言四书。吾惟终身服膺焉而已矣！

——刁包《潜室札记》

百世之下，使百世以上之大道昭如日月，沛若江河，微朱子，孰与归！故曰：朱子者，孔孟后一人也。朱子之道，既上接孔孟，下轶周程，则朱子者，天下之朱子也，万世之朱子也。

——朱廷梅《重修文公庙暨建韦斋祠记》

夫统纪之在孔子，天下未有不知者也。然而孔子之学之精，非朱子不能窥其蕴奥。孔子之德盛，非朱子不能仰其高深。孔子之道之大，非朱子不能极其分量。谓孔子即朱子，吾不敢也。谓朱子即曾子、子思子、孟子，似未远也。何也？周程以后，集大成者，朱子一人而已。

——唐鉴《朱子学案目录序》

圣人之道，载于《六经》。遭秦火后，汉之诸儒掇拾煨烬，纂辑残缺，殚勤于文字训诂之间，虽微言大义，有未暇及，而使后儒得所考据以求圣人之意，功亦不细矣。有宋五子兴，席汉儒之业，因经求道，超然独契《太极》、《西铭》、《定性书》、《好学论》诸作，实能发前贤所未发。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于经训尤覃精研思，条分缕析，无不根极于理要，圣道由是大明。

——陈濬《景紫堂全书序》

千古理学之兴，莫盛于有宋。七贤过化之妙，莫盛于建阳。建阳中，四代九儒，六经三注，尤莫盛于蔡氏。子朱子为有宋大贤，承先圣之绪。故其为书，如名臣言行录，纲目全书，四书集注，小学，近思录，固已集诸儒之大成矣。

——周培谨《重修蔡氏九儒书序》

孔孟既没，宋儒挺生。濂溪《太极》，横渠《西铭》，明道伊川，发微阐精，朱子述之，用集大成。贬黜功利，诋排佛老，继往开来，厥功不小。五子之书，四子之精，不读其书，斯道何明。

——罗泽南《小学韵语》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也。

——朱次琦

近现代：

格致之说，自汉儒以来，亡虑数十百家。惟朱子“即物穷理”一言，孕义宏深，天人靡阂，故其探索气化之，冠绝群伦，荒落之儒，望尘弗及。……若夫《朱子语类》，其阐明天地、日星、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尤所在多有。今以西人之说，因类比埘，则太璞精金，光华迸露，于斯可见天地自然之理，无判中西，无殊古今。彼高谈宋学而深闭固拒、辄诧新奇者，其亦非新安 濂、洛、关、闽之真徒与！……有宋朱子，深明气化之原，凡天地人物，亦必抉其所以然而后已。而其云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员。尤能揭天算、气化、声、光等学之宏纲，昭示万世；特当时事会未开，未立各学名目，以施之实用，后世遂有专鄙宋儒为空陋迂疏、无裨学术者。今以西学证之，乃知其理甚实，其用甚宏，而即物穷理之洵不诬也。噫！就朱子而言格致，既为西学中之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苟精而求之，安知无贝根(培根)、达尔文其人者乎？至西人论性情、脑气、灵魂诸用，亦多与《语类》印合，然空理名理之谈，浩渺精深，非一时所能罄，故且胪其征诸实验者于此。”

——唐才常《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

古之圣人，有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孔子集其成，而治圣学者皆宗孔。宋之贤人，有周、程、张、邵，及杨时龟山、罗从彦豫章、李侗延平，皆为大儒。自朱子集其成，而治宋学者皆宗朱。故朱子者，孔子后一人也。濂溪著《太极图说》、《通书》，横渠著《西铭》、《正蒙》，二程亦有《遗书》，皆足千古。即象山、阳明，或崇德性，或致良知，皆有孤诣。然王言满街都是圣人，陆言六经皆我注脚，持论过高。求其博大精深，可法可师，实推朱子为最。朱子师法伊川。伊川不看杂书，著述惟有《易传》，朱子则学问极博，著述极多。伊川晚年谢遣生徒，朱子则虽遭党禁，讲学不辍，故徒党最众。又工为文章，兼有政绩，孔门四科，一身兼之。庚子封事，言大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戊申封事，上陈六事，而务本于正心诚意。此圣门德行之科也。平生历官，皆有政绩。提举浙东，孝宗称其政事可观。其居乡行社仓法，正值青苗法坏之后，朱子变通其意，后人奏请通行，至今尚沿其制。其知潭州时，得丞相赵汝愚密书，云将内禅，朱子知赦书将到，先斩狱中死囚。故方苞谓王崐绳曰：汝毋以朱子为奄奄气息人也。观朱子戊申封事及浙东救荒诸政，虽晚明杨、左之直节，前汉赵、张之政绩，亦不是过。此圣门政事之科也。言理学者，多不能文，语录讲章，俚俗可厌。朱子古文，光明疏达，风格出于曾巩，而论学尤精，气体大似韩、欧，而见道尤粹。顾亭林、李宏斋均学其文。今观其集，各体备善，而与象山陆子论太极无极之书，与陈亮龙川论王伯义利之辨，尤为义正词严，读之使人兴起。下至小文短跋，亦皆精妙绝伦。理学诸儒，莫能与比。此圣门言语之科也。朱于早年从刘彦冲、胡宪讲求禅学，见于文集。三十一岁师事延平（李侗），乃始专宗程氏。四十以后，见道不行，发愤著书，《易》有《本义》，《诗》有《集传》，《四书》有《集注》，《通鉴》有《纲目》，《楚词》有《集注》，乃至《参同契》亦有《考论》，六十七岁犹修《仪礼经传通解》。清儒考据之学，实由朱子启之。此圣门文学之科也。先师皮鹿门先生学兼汉宋，《南学讲义》指示最详。而叶吏部德辉为《经学通诰》，亦言南宋经学以朱子为大宗。其后王应鳞、黄震（著《东发日钞》）遂开清顾、惠二家之业。亭林之学，出自朱子。元和惠氏，三世传经，自周惕（著《诗说》）、士奇（著《易说》、《礼说》、《春秋说》）至栋而大盛，皆朱学也。江永为《乡党图考》、《深衣考误》、《仪礼释例》，其学纯出于宋。其徒戴震既畔本师，而于朱子亦妄肆抨击。不知朱子考论五经，《易》复古本，《书》辟伪孔，《诗》采三家，《礼》通古今，《纲目》上续麟经，《尚书》有蔡沈《集传》，乐有蔡元定西山《律吕新书》，皆朱弟子。是六经通学，郑玄以后惟朱一人。吾观汉学诸家，但藉单词碎义，轻笮宋贤，西河、东原，攻朱尤甚。姚姬传曰：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遗忘可也，欲将以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曾文正亦言：五子立言，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至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故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摈弃群言以自隘乎？陈澧为《汉儒通义》，乃倡汉宋调和之说。日本井上哲次郎考论彼邦朱派哲学，有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雨森芳洲、安东省庵、室鸠巢诸人，而以山崎暗斋、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诸儒为最著。朱舜水之瑜于明亡入东传道，亦朱学也。故彼德川幕府敬重紫阳，而中国来元明清四代亦崇朱学。井上谓朱学宗旨，在完成人格，斥功利而重道德。其言亦可味也。先友杨君怀中谓朱子上法孔子，小学继大学，《近思录》似《论语》，《四书》配六经，《纲目》配《春秋》。自孔子卒后，千六百年而有朱子，实命世之大贤也（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朱子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凡千六百一十七年）。

——李肖聃《朱学篇》

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出。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为学说。孔子以后，道德之学说，虽亦号折衷孔子，而尚在乍离乍合之间。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见之孔教，整齐而厘订之，使有一定之范围。盖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时代，不过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庵时代，始确立宗教之威权也。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

朱子生南宋，值理学被禁几绝，独起而弘扬之，北宋诸大儒遗书，搜集编订，以授学者。又遍注群经，以及于史，历算等学，无不研寻。地质且有发明。朱子愿力甚弘，气魄甚大，治学方面颇广。其真诚之心，与勇悍之气，可谓与天地同流。朝野奸邪虽构害甚烈，初不一死生易虑，宋学盖完成于朱子。

——熊十力《读经示要》

《论语集注》须与何晏《集解》比较读之，乃知朱注之精。《集解》全是玄学，令人无从捉摸。例如“志于道，据于德”一章，《集解》但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德有形，故可据”，实本《道德经》“道失而后德”之旨。朱子则云“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下语如千钧之重，字字不可移。“德”字先作“行道而有得”，后乃改作“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均是的当亲切，绝不蹈于玄虚。

文章当根本经术。汉人文字如董仲舒、刘向，非后人所及，以其经术湛深也，郑玄说经之文亦佳。韩退之文章，技巧可谓到家，而经术尚疏，骨干便缺，故《原道》一类文字说理多疏。后世如朱子之文，以技巧论，似有可省处，而说理则甚精。《伊川易传》《四书集注》文字，两汉以降鲜能及之，虽郭象注《庄》、辅嗣赞《易》，方之皆有逊色。《集注》尤字字精当，天地间之至文也。

——马一浮《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

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所谓“同人于宗，吝道也”。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若能见地透澈，自然无疑矣。

——马一浮《答池君》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

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

学在北宋，惟伊洛程门有其传。及至南宋，所谓理学传宗，同时亦即是伊洛传宗。朱子亦从此传统来。但至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确认濂溪之学乃二程所自出。

吕希哲原明尝谓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蓝。原明亲受业于伊川之门下。其孙本中居仁亦曰：二程始从茂叔，后更自光大。居仁又曾从游于杨时龟山游酢定夫尹焞和靖之门，三人皆程门弟子。然则谓二程学不从濂溪出，必乃程氏之门自言之。二程既只称濂溪为茂叔，未有先生之呼，而游定夫乃称周茂叔穷禅客，此五字并见于《程氏遗书》卷六。濂溪《太极图》，二程生平绝未提及。在南宋之世，正式主张濂溪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者，为湖湘学者胡宏五峰。朱子继起，亦谓二程于濂溪，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然同时汪应辰即贻书争辩。故朱子又曰：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朱子始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作解，濂溪著作，一一加以整理发明。又为稽考其生平，虽小节不遗，使后世重知濂溪其人之始末，与其学之蕴奥者，惟朱子之功。至其确定周程传统，虽发于五峰，亦成于朱子。

朱子又极盛推横渠。二程于横渠，固甚重其《西铭》，然明道尝谓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谓《西铭》则仅是造道之言。伊川《答横渠书》，谓吾叔之见，以大概气象言之，则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此则尤指其《正蒙》言。朱子则谓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二程无一语似此切。又云：伊川说神化等，不似横渠较说得分明。又曰：横渠说工夫处，更精切似二程。此亦皆指《正蒙》言。朱子又为横渠《西铭》与濂溪《太极图》同作义解，并谓近见儒者多议此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当知此等诋诃，亦出理学门中。当时理学界，知重二程，不知重周张。陆九渊象山之兄九韶梭山，亦与朱子辨《西铭》，象山继之，后与朱子辨《太极》。即朱子至友吕祖谦东莱，亦于朱子之言《太极》《西铭》者不能无疑。张栻南轩亦时持异议。朱子于庆元六年庚申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越后三日，即为朱子易箦之日，此事尽人知之。然在前两夕己未，为诸生说《太极图》。前一夕庚申，为诸生说《西铭》。可见此两书朱子奉以终身，其谆谆之意，大可想见。后人言北宋理学，必兼举周张二程，然此事之论定，实由朱子。

朱子于北宋理学，不仅汇通周张二程四家，使之会归合一。又扩大其范围，及于邵雍尧夫，司马光君实两人，特作六先生画像赞，以康节涑水与周张二程并举齐尊。二程与康节同居洛邑，过从甚密。康节长于数学，然二程于此颇忽视。明道尝曰：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或问康节之数于伊川，伊川答曰：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康节以数学格物，一日雷起，谓伊川曰：子知雷起处乎？伊川曰：某知之，尧夫不知也。康节愕然，曰：何谓也？曰：既知之，安用数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康节问：子以为何处起？曰：起于起处。朱子则于康节数学特所欣赏。康节又以数学研史，杨龟山有曰：皇极之书，皆孔子所未言，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符节，恨未得其门而入。朱子尤特欣赏康节之史学。康节疾革，伊川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康节举两手示之，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此不仅论立身处世，亦当可以推论学术。朱子为《伊洛渊源录》，康节不与，乃认康节与伊洛异趋。然以康节列六先生之一，此在理学传统内，殆亦有路径令宽之意。

涑水特长史学，著《资治通鉴》，朱子作《纲目》继之，其意盖欲以史学扩大理学之范围。涑水特与康节相善，然未尝及其先天学。涑水亦治《易》，而不喜康节先天之说。顾朱子于康节之先天学又特所推重。故朱子虽为理学大宗师，其名字与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称为濂洛关闽，然朱子之理学疆境，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

其次当论朱子集宋学之大成。此乃指理学兴起以前北宋诸儒之学言。上分北宋儒学为三项，一政事治道之学，一经史博古之学，一文章子集之学。朱子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然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仅四十日。洪氏年谱谓天将以先生绍往圣之统，觉来世之迷，故啬之于彼，而厚之于此。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朱子《祭张南轩》文谓：兄乔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贱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故我尝谓兄宜以是而行之当时，兄亦谓我盍以是而传之来裔。此固朱子逊让之辞，亦见朱子抱负所重在此。然论两人政事治道之学，朱子所成就决不下于南轩。此其一。

经学实不为理学诸儒所重视，虽亦时有说经之言，乃借之自申己意，多无当于经文之本旨。朱子博览群经，衡评北宋诸儒与二程横渠之说，往往右彼抑此。于欧阳王苏诸人极多称重，而程张转多贬辞。亦可谓程张乃以理学说经，而北宋诸儒则以经学说经。若分经学理学为两途，则朱子之理学，固承袭程张，而其经学，则继踵北宋诸儒。能绾经学理学为一途，则端赖有朱子。

史学更非理学家所重。朱子史学，则不仅接迹温公，时且轶出其前。同时至友东莱，精治史学，其后流衍为浙东功利一派，大为朱子所非。盖朱子亦欲求理学史学之一贯，史学正可以开广理学之门庭。其违离理学而独立，则亦不为朱子所许。

至于文学，更为理学家所鄙视。惟朱子独精妙文辞，自谓其学文章，乃由慕效曾巩为入门。就理学言，虽韩愈柳宗元，皆致纠弹。专就文学言，即如苏轼，其学术思想，朱子尝备极排拒，独于其文章，则推为大家，亦盛加称誉。尤其朱子之于诗，乃欲超宋越唐，上追选体。以旧风格表新意境，又另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北宋理学家能诗者惟邵康节。然朱子特重康节之数学与史学，乃不重其诗。此其襟怀之开阔，识解之平允，古今实少其匹。

至于子集之学，濂溪只称颜子。二程以孟子为限断。虽曰泛滥于百家，实于百家不见有广博之追寻。北宋诸儒，乃从韩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于隋举王通，于唐举韩愈，以为儒家道统在是。朱子于董扬王韩四人皆多评骘，尤于王通《中说》，辨其伪而存其正，阐其驳而抉其失，非浅浅用心者所能及。于董仲舒，则只取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不求其利两语。于扬韩，则尤贬抑为多。即于孟子，亦有微辞，谓其不如颜子。所以为此分别者，因颜子能明得四代礼乐，有此本领，可见于治道讲究有素。孟子说得粗疏，只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未见得做得与做不得，只说着教人欢喜。又曰：孟子自担负不浅，不知怎生做。此等分辨，乃发理学家所未发。

其论理学兴起，则曰：

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又曰：

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出。

伊川称明道之卒，当时同以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推朱子之意，似未必于伊川之言完全首肯。厥后黄震东发传朱子之学，于此一端，特再提出。全谢山《宋元学案》，首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高平，亦以此三人为首，乃见宋学理学之一贯相承，亦明标其意为一本于朱子。

老释之学，理学家同所申斥。朱子于庄老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加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有精辨。于理学家中，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全本于朱子。

以上略述朱子集宋学理学之大成者，大致具是。此下当进而述及朱子集汉唐儒大成之所在。

汉唐儒之学，主要在经，亦可谓其时则儒学即经学。宋儒之学不专在经，文史百家之业与经学并盛，故可谓至宋儒，乃成为一种新儒学，经学仅占其一部分。抑且汉唐儒经学之成绩，主要在章句注疏，宋儒经学，不拘拘在此，重要在创新义，发新论，亦可谓宋儒经学乃是一种新经学。朱子治经，承袭北宋诸儒，而其创新义，发新论，较又过之。然朱子亦甚重汉唐经学之传统。

朱子极重视注疏，其早年为《论语训蒙口义》，即曰：

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

此则自始即以会通汉唐经学于当时新兴理学家言为帜志。直至其最后《论》《孟》集注、《中庸章句》成书，此一帜志终亦不变。朱子又曰：

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理学家风气，正在要论道，朱子将论道与解经分开，最为明通之见。不仅以此矫北宋诸儒之病，更要乃在矫当时理学家之病。

朱子于汉唐儒最重郑玄，曾曰：康成也可谓大儒，考礼名数大有功。人只是读书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说了。只是不曾读得郑康成注。其弟子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又曰：

近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摆脱传注，须是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不可不戒。

又论《中庸》至诚无息一段，谓诸儒说多不明，只是古注好。

郑氏说有如是广博，知是深厚，章句中虽是用他意，然当初只欲辞简，反不似他说得分晓。

朱子之于郑氏，其推尊如是。其解《中庸》至诚不息一段，尽弃当时理学家言，单采郑说，可谓是只眼孤明，迥出寻常。晚年修礼书，有曰：近看得周礼仪礼一过，注疏现成，却觉不甚费力。又屡告其及门同预纂校之役者必注意注疏，奉为根据。

朱子重郑玄外亦重马融，并亦推重其他诸家。

有曰：

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

又曰：

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

又曰：

礼记有王肃注煞好。

虽专反郑玄如王肃，朱子亦有推许，此与后世之专一尊郑媚郑者，意趣亦复大异。

然朱子于古注，亦非一味推尊。尝曰：

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又曰：

古来人解书，只有一个韦昭无理会。

又曰：

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朱子论经学，既重注疏，亦重专家与师说。尝曰：

圣贤之言，有渊奥尔雅，不可以臆断。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见闻所能及。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但其守之太拘，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气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注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以意扭捏，妄作主张。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

然朱子意中所谓家法，亦不专限于汉儒。又曰：

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栻、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

是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及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差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至其直接先秦，以孟子学庸羽翼孔门论语之传，而使当时儒学达于理想的新巅峰，其事尤非汉唐以迄北宋诸儒之所及。故谓朱子乃是孔子以下集儒学之大成，其言决非过夸而逾量。

今就朱子所举宋代经学名家，其中理学家，仅伊川横渠两人，而濂溪明道皆不列。程张以下，仅列杨时吕大临，其他理学家亦不得与。可见当时理学家之于经学，在朱子意中，实多浅尝，非能深涉。厥后顾炎武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理学哉，此言亦恐不为朱子所首肯。而当时理学家谓二程直得孟子不传之秘，于汉唐以下经学，搁置一旁，不加理会，斯亦决非朱子所同意。

朱子又不仅于经学如此，尝谓：

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

此乃朱子之自信语。亦是朱子确曾下过工夫，故能有此自信。可见朱子于各家说庄老者，亦曾博观纵览，乃欲以解经方法来解子，解庄老二书，运用纯客观方法，以求发得庄老二书之本义与真相。惟因精力不敷，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其实朱子之解濂溪《太极图说》与《通书》，以及横渠之《西铭》，其所运用之方法，亦是一种解经方法。朱子至友如张南轩，亦谓朱子句句而解，字字而求，不无差失。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新说愈兴起，传统愈脱落。此风在北宋诸儒已所不免，而理学家尤甚。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其为注解，无论古今人书，皆务为句句而解，字字而求，此正是汉儒传经章句训诂工夫，只求发明书中之本义与真相，不容丝毫臆见测说之参杂。此正是经学上传统工夫。明得前人本意，与发挥自己新意，事不相妨。故经学之与理学，贵在相济，不在独申。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朱子学之着精神处正在此。

朱子教人读书，其语尚多。有些处真是说得如大愚大拙，至钝至缓。但从来读书人，却无一人能如朱子之博读而多通，特达而多见。或又疑朱子乃理学大儒，主要应在心性上用功，而朱子毕生精力却又似都花在读书上。不知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上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理学之可贵亦正在此。慎勿以为此等乃是理学家之教人读书而忽之。

《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子《集注》说之曰：

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敌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于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尤不可不知。

此一段话，不啻是朱子之自道。孔子集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孔子以下诸贤之大成。其主要点只在求能述，而不敢自居于作。但真能述，则其功自倍于作。此中有深意，非真能明白到千古学术之大传统者不易知。若其必欲有作，而不愿自居于述者，此则先自把自己地位太提高了，太放前了，把轻视前人之书之心来读前人之书，固宜于朱子之教人读书法，感其无可欣赏，而亦不易于接受。

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给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

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精神充满，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学者则贵各就才性所近，各自求有成立。若徒务博涉，不知反己，此恐不为能善学朱子，并亦将为朱子所不许。

——钱穆《朱子学提纲》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一精一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一精一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朱子之所以成为儒学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灵魂，而不拘于儒家先学的个别思想和言论；既将这种真本质加以弘扬广大，又能够兼容并蓄佛、道二学，熔诸子百学为为一炉，从而才能建立一个博大恢宏、蔚为壮观的理学思想体系，且扩至知识学、道德学、教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旁支，从而为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力；开创儒学发展的一代新风，使儒家思想生机勃发，绵延至今。这便叫作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为之事”（明.吕新吾《呻吟语》）。

——贺麟《朱子学新论》

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以为学为修身之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所谓为学之序也，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其所谓修身之要也。先生竭精力以研圣贤之经训，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诞，不惮深辨而力辟之，故博极群书，著作甚富，徒侣遍天下，降及后世，尊崇不衰，举世称为大儒，宜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不亦可惊耶?知其可惊，则益见先生学之正矣。世世退朱子者，尝执一端之说，恣言放论，以其学为迂阔，远于事情，不知为大儒者，自皆有独到处，不掇其精华而取其糟粕，非志学之士也。诸儒论道，大抵有对症发药者，如因学者操持过琐，而进以自然之说；或因学者放纵过甚，而进以慎独之言，不深会其意，就一隅而遗全局。王阳明有言谓学绝道丧如沉溺大海，先当援之登岸，后乃可授以衣食，故对症发药者，仅援之登岸而非衣食，若衣食之安，则诸儒别有根本之计划在。根本之计划，王阳明言之最精，知行合一，致良知，深入凑理在学者之心会；而朱子之言则最切其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谓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顺理以应物，是则尽心之外又有功夫焉。故王阳明之论朱子曰：“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原，而不使支离于须臾之倾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恶其支离乎?”是则阳明亦存朱子根本之说，又谓其虑学者之躐等妄作，使先以明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烦而失之愈远，此乃后学之弊，晦庵不至是。又谓：“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语于天下，其嘉惠后人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则阳明之于朱子实亦力为推许，力为辨护，后世或黜王而推朱，或弃朱而言王，各有其所见，各行其所是，则此犹不加病躯以药石，而先投以甘旨，不援溺者登岸，而先投以衣食也。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反求诸心而得其性之所觉，曰良知，因示人以用力工夫之要，曰致良知，惧世人之知良知而不致，而谓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诸儒之学未如此之精微也。朱子之学欲收人之放心，退人欲以尊天理，惧学者之失于浮光掠影而言穷理以救之；惧学者之荡检愈矩而言主敬以药之；惧学者之偏于自觉而不反求诸己，乃以反躬实践之言鞭策之，使学者一本诸心，刻刻实在，有体有用，诸儒之学说亦未见若是之深切也。二先生之学各有其本根，故曾相抵牾，而其大别则阳明以格致为诚意，紫阳先格致而后诚意，然而最吃紧处，皆在惧独则无所同异也，呜呼，世乱道微，邪说横行，淫言杂作，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自由平等之说遂成嚣张之习，不惧其无知识而惧其无定向，不惧其柔弱而惧其高明，不惧其不知天良而惧其弃天良于不顾，不惧其不识体用而惧其不反躬实践。故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莫若行朱子之深切，俾礼法不敢溃决，而不可收拾，此则区区之意先明王学之用，乃进以先生之实践，俾学者不长堕于不戢之途，一去而不可收，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刘念台先生曰：莫虚勘三教异同，且先辨人禽两路。记者于二贤之学亦是此意。

……

朱子之学，理学中之最细密者，所谓物之里表精粗无不到，身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以《宋儒学案》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也。由此则所以朱子之学后人谓之迂阔，后人病其支离也，是岂朱子之迂阔支离耶，殆未之深察可厥申其说。 夫朱子之道何为而若是之深密也?何为而若是之复杂也?何为而若是之似迂阔也?何为而 若是之似支离也?是皆朱子之苦心也，是皆朱子之深意也。夫创一特殊之学说必有其特点，而此特点者或因时势，或因人情，而发挥光大一种之特质。朱子之说深密复杂似迂阔，似支离者，正朱子之学之特质。知我罪我，精微大义在是，而其流于繁琐空言者亦在是。虽然朱子之说，若学者竭力行之不失故步，则将为最完全最安全之学术，而学者每不察大体大用，使如五雀六燕，其衡为均而顾不能不有偏重，而朱子之学乃为世人所议论，谓为迂阔支离，谓为繁琐，空九泉之下朱子有知，是岂其所及料而承认之耶?即如阳明之学臧否兼半，而阳明之学黜百魔定一尊，良知良能，切实光辉，已扫一切，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震霆启昧，烈耀破迷，宜若可以免于流弊矣。然而学者唯心太甚，流于荒诞妄为，不顾细行，不恤人言，阳明之学至李卓吾等一派而大决裂，以致其始，徒侣偏天下，学说风动一时。明祚，而谈者辄疾首痛心恶之矣。故吾国不患无学术，不患无高尚之学说，而勇于开山难于守成，勇于发扬而难于光大，时至今日，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亦遂学绝道丧，寂寂无人矣，未尝非学者之罪也。 夫世之讥朱子之学者，谓其支离迂阔，盖见其穷理之说，见其实践之说，而不知穷理实践之归于主敬也。主敬者，治心之法，穷理者，守心之工夫也，治心之法专于一，守心之道专赖于事物。天下事物至多也，而穷理之事亦多矣；天下之事至琐细也，而穷理之方乃亦不得不琐细矣。穷理之烦正朱子欲其道之完备也，正朱子大欲其道之安全也，正朱子欲行之无失，心之不放也。夫学者固常欲为善而恶恶矣，而顾常行为越规矩者，非其知而为之也，亦非其不知而为之也。当其为之时，未必不思之而欲其不逾矩，顾见理未深而遂失之，此则徒主敬之不可为学也，故必以穷理辅之，穷理固持敬之辅助耳，而持敬主一之说固绝不支离也。朱子论心性之处，陈言甚高，比之阳明之良知说甚同，阳明专任天性，而朱子乃惧其不足进以穷理思精，而人以为破碎矣。 读书之说，朱子最后之学说，益精密而益复杂矣。朱子之为学，必求其安，必求其实。安者欲其无缺，而不致流于怪妄也，实者欲其有象而有法可寻也。夫空言提出穷理二字，则学者不知其所以，故进之以穷理之方，而穷理甚多，或得之讲论，或得之阅事。然讲论有时而乖，阅事有时可误，故特进之心读书。读书之中有以比较，有上下，有异同，有得失，可见微知著，可因小成大，绝无偏于一方一面之流弊，学者诚能深察心会，则道在其中矣。何事他求乎？ 穷理读书既粗且密矣，而朱子犹以为未也，犹未必人之必行，故复外加以反躬实践之说。夫穷理读书而不反躬实践，则如食而不化也，非徒无益，恐又害之，故朱子之提倡反躬实践，为其学说作安全之干橹甲胄也。既穷理矣，而以读书为其一定之功夫，又以反躬实践为坚确之辅助，其纲其领固一归之于敬，以此推之，则朱子之学非支离迂阔者矣。朱子之学不支离迂阔，而世人固谓其支离迂阔者，则见其精密而谓其支离，见其中庸而谓其迂阔，今日之士遂称王学而弃朱子矣。夫社会之病，固不在支离迂阔也，以王学治之，犹水济水，不如行平正之学为得，此余阐王进朱子之微意也。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于事。(而非讲学)遇富贵，在富贵上作工夫，遇贫贱，在贫贱上做工夫。(朱子语)自始及终夙夕罔懈，其向上之猛非徒在口舌上。夫逸居安业可矣，而彼辈曷若是之遑遑也?盖一则贤者自立之志坚，聚精会神风发泉涌以求为善，一则贤者救世之心苦，先知先觉欲求天下之人同登道域，仁心仁德报社会之知遇，尽一己之天职，此则又其大者也。故曩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理学中之大者曰程朱，曰陆王。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一则酿有宋一朝之学风，一则酝有明一代之文化，是皆讲学之力也。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青黄不接岌岌可危。噫，伏生之不作，谁抱遗经?孟子之不出，胡闲圣道?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之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虽然犹有望也，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虽然年来，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是则尤可痛心者也。其原因则道德之不修也，学问之不讲也，爰列社会及青年现在之趋势，针以我国之理学，申引朱王之学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 执途人而问之曰，吾国人民如此其众也，土地如此其大而丰饶也，而外国顾如此之欺凌我者何耶?则皆将应之曰：彼强我弱，弱役强者，势也。善哉，善哉，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之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吾国士大夫以弱为文，体质之逊于外人，讳无可讳，个人体质之弱实与国力有绝大关系，而为种族无穷之隐忧，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精神上之弱，大别为二，一曰荒惰，一曰无恒，二者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如工业，如商，如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而且未葸退缩，因循不振，而全国人望之莘莘。学子亦有此现象，何以知其然也?夫观之既往而知之矣，学校之开创久矣，学者之成就众矣，而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夫圆颅方趾皆人也，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其自暴自弃也，自暴自弃，荒惰之风为之也。夫吾人就学之初，莫不意气逼人，国手自况，而英爽之气恒与时光为反比例，亦若光阴为石，豪气为铁，愈久而愈消磨矣。是则或无自信力，或无勇气，而皆因无恒之习为之也。 故吾辈有志救国不可不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不可不除偷怠之风，除偷怠之风不可不求鞭辟入里之学，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谨严，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而晦庵阳明又理学中之巨子，晦庵之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不行即是未知，何等坚确，何等专一，为荒惰无恒者之绝好针砭。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今日人心之大患既在乎弱矣，青年学者志行亦既流于薄矣，志行薄弱者，无定主无精神之谓。夫既体乏精神，胸无定主，则如能潜伏不动，不鲁莽决裂，则患当少杀而祸可稍缓，而今日之所谓青年者，恒吹气如虹，光芒万丈，是固无足怪，吾辈生不逢困乏，不知挫折，得天独厚不知其艰难也。顾此风益长，吾国益惫。盖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波澜起伏，毫无定主，全不可依赖者也。故无敌力而热心者徒偾事也。昔者希腊将亡也，其国民竭其全力以抗马其顿，然而败者热心而无敌力盾其后也，若近来朝鲜之将灭也，为银行交涉，慷慨激昂开会而至者数万人，然而未有补于国也，不旋踵且为日并矣。吾国自海禁大开之后，欧风美雨咄咄逼人，于是乃有爱国之士出，于是乃有热心之士出，举笔则出岳崩颓，抵掌则风云变色，是宜可以救亡矣，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盖热心爱国者当出之以镇定，当继之以实力，自由平等者，当衡之于法律，更当尤之以学问，若在就学之年则魄力未壮，胡可操刀以割耶?故吾辈视之为自由平等者，人见之以为放恣，以中无实学故也。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汤用彤《理学谵言》

我国学术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于学无所不造其极，于吾国之国粹无论矣！即今日欧西之物质科学，在利玛窦、汤若望未莅华以前，若天文学，若地文学, 若地质学，若气学，若光学，若声学，若电学，朱子皆已一一能明其端倪。近世浏阳唐才常分列以上诸项，而取《朱子语类》条附之，可考也。”

——吴其昌《朱子传经史略》

周秦以来，儒者富有科学精神，首推朱子。……其观察自然现象，亦多精确。……朱子生当七百年前科学尚未萌芽时代，而所见已颇类近世科学家，其眼光之远到为何如？使元明诸儒能继续光大，则科学之兴，早在吾国矣。……朱学早已含有科学精神。试观其诠格物致知，与其论风霆、雷雨、死生、鬼神之政，虽不逮近人之精确，而莫不具有科学精神。

——姚廷杰《朱学钩玄》

朱晦庵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周、张、二程之大成。……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国哲学之集大成者。

——李石岑《人生哲学》

余治朱子学五十余年。初辑《朱子大义》八 卷,继撰《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觉其精神之高远，识见之广大，思虑之闳深，条理之精密，一 时莫测其津涯。……

朱子平生精神生活，以《大学》格致为宗。格致者，兼学问践履阅历而言，能为第一等之学术，始能行第一等之政治。考朱子自主簿以至安抚使，仕于外者仅九载。……然其流风善政，民不能忘，约之可分三大纲：曰美风化之政，则如褒崇忠孝大节，俎豆先代名贤，修明礼教仪式；曰兴庠序之政，则如修葺学校书院，广储经史书籍，躬亲讲习讨论；曰惠闾阎之政，则如敦崇伦纪，清厘经界，兴修水利，蠲减赋额，简省繇役，蒸蒸乎盛治矣！……夫朱子才略，经文纬武，惜其在朝衹六十日，为佥壬所阻，在外任屡迁，故其设施仅止此。藉令其得位乘时，膏泽下民，当不难佐成尧舜之治。……

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呜呼盛矣！厥后文文山先生廷对策问，谓政治之本在于帝王不息之心，其说实本于朱子《戊申封事》。而谢叠山、陆秀夫诸贤接踵而起，岂非讲学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则宋末气节之盛，实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厉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复疆土两事。特节录于左，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唐文治《朱子学术精神论》

宋朱子之教，孔子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之教，孟子之真传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

——唐文治《读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之不可及处，实在其立身之刚毅，进学之勇猛。今录其言之足资激发者如下，俾学者知所矜式焉。《语类》曰：“事有不当耐者，岂可常学耐事。学耐事，其弊至于苟贱不廉。学者须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又曰：“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错屈，以至立脚不住，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舍人《诗》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又曰：“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沟壑为念，则道理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以求之邪？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后知义理之必当为，与义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是以气勇谋明，无所慑惮。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答刘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立。故古之圣贤，心存目见，只有义理，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日用之间，应事接物，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胆，亦只如此，更无回互。若信得及，即相与俱入圣贤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无为人谋而不尽的心。而此理是非，昭然明白；今日此人虽信不及，向后他人，须有信得及底，非但一人之计也。若如此所论，则在我者，未免视人颜色之可否，以为语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以上数条，皆足见朱子立身之刚毅。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之死不变。真足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也。其论进学之语云：“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各言万语，都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又曰：“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又曰：“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致思。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以上数条，皆足见朱子进学之勇猛。能使玩时愒日者，读之悚然汗下。固知一代大儒，其立身行己，必有异于寻常人之处也。凡我后学，可不怀见贤思齐之念哉？

——吕思勉《理学纲要》

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托马斯·阿奎那，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时代，六朝与宋代，最为辉煌，至今尚不能超越宋代……朱子无忌讳，不似清人，不似明人门户之见，最公正，最深刻。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朱子有学有术，宋代高等人物皆能如此。

——陈寅恪

象山阳明良知之教，高明则高明矣。然徒以六经注我，而不知我注六经，终不能致广大。……唯复知我注六经，乃上有所承，下有所开。旁皇周浃于古人之言之教，守先以待后，精神斯充实而弥纶于文化之长流。此乃朱子船山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

以书札论文论学，是中国学人的传统。然若非所积者至深至厚，触机便得，则多为门面肤浅之谈。以书札论文者殆无过于韩昌黎、姚惜抱，以书札论学者殆无过于朱元晦、陆象山。

——徐复观《如何读马一浮先生的书

》

我们今天试由朱元晦的《文集》、《语类》中，看他所肆应的问题的广博、古今学术界中殆少其伦，他文字中条理的谨严、注释中训诂的精审，能受得起历史的考验。四书、《诗经》、《楚辞》由元晦所作的训诂，清代经学家想推翻而卒不能推翻。他的深切透辟、刚正恳笃的政治发言，是他的穷理与实践的伟大结晶，使对他的成见再深的人，只要良知未完全泯没，则不论是自由主义者也好，社会主义者也好，试略加对比，也应感到自己人格的卑微可耻。

他在毕世生活穷困中的艰苦实践所开辟出的人文世界，试以下面一段话为例，不仅有我们民族堕落到今天这种样子，应发生振聋起聩的作用，并且也应对全人类有伟大的启发意义。他在《答吴晦敬书》中说：

“近日究观圣门垂教之意，都是要人躬行实践，直内（使内在的道徳之心直发而无所障蔽）胜私（战胜私欲），使轻浮刻薄、贵我（尊崇自己）贱物（贱视他人）之态，潜消于冥冥（不知不觉）之中，而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便是仁处。其用功着力，随人浅深，各有次第。要之，须是力行久熟，实到此地，方知此意味。盖非可以想像臆度而知，亦不待想像臆度而知也。”

 假定我们期待着“人把人当人”的世界，便应承认上面的话既不迂腐，也不虚玄。我们试把上面的话，在自己生命中体认，向社会现实中体察，应当能了解他的意义。

——徐复观《朱子直承孔子所开出的为己之学》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

朱熹是中国近古时代最大的哲学家，他的学说，系统宏大，条理缜密。他综合了北宋周、邵、张、程诸大哲的学说，确实做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兼综了“尊德性”与“道问学”，虽与同时的陆九渊之学相对立，实际上已将陆学“尊德性”涵括于自己的学说之中。他倡言“理立事先”、“理在物先”,未免违反了真理；但是体系之博大、条理之明晰，还是前无古人。朱熹的生活经历也非常复杂，但是他始终做到言行一致，决不违背自己的思想。他的一生不愧为哲学家的一生。

——张岱年《朱子大传序》

朱熹是中国12世纪内一个最渊博的学者，是集当时儒家学派传统文化之大成的一个学者，是两宋理学家中的一位大宗师。他对儒家传统文化造诣之 高深，在宋以前的儒家无人能与之比拟，在宋以后的元、明、清诸代儒家也无人 能与之比拟。他一生的著述和言论(此仅指见于其门人所编写的《语录》中而言)，其内容既包罗万象，其义蕴更深远精微。

——邓广铭《我对束著朱子大传的评价》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蔡尚思

我觉得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人的地位最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孔子，孔子对夏商周，一直到春秋的文化，对早期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并把这种总结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第一个贡献。孔子，他通过这种总结和哲学的提高，开创了儒家这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影响了后来两千五百年的整个中国文化。朱熹比孔子差不多晚一千五百年，他是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作用可以说和孔子几乎相当。那个时代，一方面，他总结了孔子以来儒学的发展，所以他也具有总结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有了一个提高，这个提高是新的——面对佛教文化的进入和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他要重建儒学的思想和哲学基础，比如说：宇宙论、心性论、修养功夫，他要做一个重建，这些成就都是集大成式的。所以，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而朱熹则是孔子以后的第二个。朱熹的思想，从十二世纪以后，一直影响到十九世纪。元明清，从南宋末期到元明清三个朝代，都是以朱熹的思想为正统，当然它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挑战，但我想这没有关系。另外，如果从整个东亚看，韩国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日本也有几个世纪，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朱子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想，朱熹的影响和孔子一样，一方面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东亚的思想和文化历史上，也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陈来《朱熹的历史与》

       张立明于吾空间留言曰：朱熹一妻四妾，按理轮班也挺辛苦的了，还去诱得两名尼姑随侍左右，恬不知耻的号曰“修身”。自己家里的儿媳妇守寡多年，结果“不夫而孕”，这笔糊涂账也不知道是谁的。他这德行连同行都看不下去，被人弹劾“十大罪状”，朱熹的答辩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就这等不清不白人，却天天嚷着“存天理、灭人欲”，存的是自己的理，灭的是别人的欲。这个口号在南宋之后，纵横中国，害人无数。但细细推敲起来，特别无厘头——人欲本来就是天理，要存天理首先就要尊重人性——现在流行说“以人为本”，人欲都灭了，天理何在？ 但是，这套理论为后来的统治者心怀叵测的称颂不已。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为了建立起统治者的道德权威，体现统治者继承道统的合法性，大多数时候，都是两重标准。只许州官睡主播，不许百姓逛发廊。本来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事情，非要以道德的名义、以礼法的名义、以传统的名义，搞臭搞脏，上行下不行。追求虚无、扭曲的道德标准成了可怕的共识，真实的人性反而讳不可言，整个社会陶醉于表面的道德繁荣，内在却早已经是朽不可闻。 一一摘自网文1

       余复曰：朱子生活极清苦，只有一妻，何有四妾？所食者皆粗荼淡饭，生活之清苦，修身克己之严，罕有学者可比。孔子曰：“道听途说，德之弃也”，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岂可不知择取？见之则信，汝岂无头脑，惟他人之言是信耶？此事，《宋史》未记载，汝从何处见得？据出野史，小人洪迈之笔记。野史以私意谤毁，岂可信取？沈继祖之为小人，史有明言，而信彼之弹颏？以小人文致之辞毁圣贤，吾不知其何心。此传闻，古未见之，盖起于文革，范文澜造之也，而文革之后，文澜删之，为政治之利用，今已无政治利用，岂忍以恶语中伤先贤乎！而复流行当今网上，无知识之野人信之无怪，而有文化之学人乃亦信之而诋诽圣贤乎？非至愚而何！吾见之则思删之，恨无力耳，君乃复传之，“道听途说，德之弃也”，以讹传讹，恶之生也，劝君多读书思考，勿信此等谣言，修身克己，勿传播浮滥信息。 请君思之，朱子果为若等人，禽兽不如，私德大亏，何其所交多为贤友？观其所交，则知其为人。当道学之禁，辛弃疾冒死哭祭。陆象山，朱子之论敌，亦称其“泰山乔岳”。党禁虽严，而犹有那么多人追随朱子，向朱子问学，朱子能如此得人心，为海内士子所敬仰，仰为宗师，岂以声音笑貌而已哉！实有高尚严正之人格，所学皆践诸身，可看黄干所作之《朱子行状》也。呜呼！如此圣贤，而以如此恶言中伤，其有人心乎？小人之弹颏，诚可恶矣，而今人复假网络传播，所为与昔之小人何异？今人多以卑陋之心测圣贤，亦可见人心之堕落也。此其为害，则以圣贤与人无异，不足学，且以圣贤比常人更不堪，而以圣贤为伪为盗矣，若不辟之，正之，其乱人心世道，岂有极乎！而君乃惑之，甚可悲也。

     “存天理，今人欲”，今人多误解而诋之，知其未读朱子之书也，且未读四书五经。“存天理，灭人欲”，始为程子所言，朱子述之耳，而又出于《礼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朱子所谓人欲乃私欲，过度之欲也，曰：“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若夫公欲，正欲，圣贤与俗人所同，善之所启，生之所需，岂得灭之？故朱子又曰：“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儒家非如释家并此合理之欲并灭之也。而朱子“存天理，灭人欲”对帝王士大夫而言，为自我之修养，非对凡民言也。朱子《大学章句》以人之本心“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存理灭欲，所以复道德之本心，明德修身也，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朱子又上孝宗书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朱子上书，多讲正心诚意，或以上所厌闻，劝朱子勿言，朱子曰：“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见也。此学以责君，以教士，若谓压抑人性，而其所谓人性乃人欲也，程朱理学乃抑人欲以伸人性也，帝王利用之，则当正本清源，不可归咎程朱也。观今物欲横流，功利当道，正须以程朱理学救之。此卑陋之言，本不值一驳，君发于吾空间，且在《历代名人评价朱子》日志后留言，故辨驳之。

       朱子是历史上罕见的全才，他的学问比王阳明广大的多，他的才能也比王阳明全面，为官九年，被小人排挤，于政治方面也有可观。史载：“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又“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傅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如果让朱子带兵平叛，也不弱于王阳明，真儒必达政知兵，朱子对兵法也有研究的，只是朱子没这个机会而已，小人当道，朱子几次被排挤，晚年还以伪学案被打击。

       朱子遍注群经，集汉代以来经学之大成，又讲遍北宋五子，集理学之大成，在文学，史学，书法方面也有成就，对物理也有研究发现。对于佛老，朱子也有研讨辨明。

朱子集大成是历来公认的：

自孟子没，圣人之道不传，更千四百余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后不传之绪始续。然濂溪方开其原，甚简质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为书，伊川虽稍著书，大概方提纲，发微未暇及乎详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犹为多矣。故百年之内，见知闻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复传之绪，若显若晦，圣人残编断简竟未有真能正订，以为后学之定准，而百氏争衡于世者，亦纷乎未决求其诣之极而得之，粹体之全而养之熟，真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圣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独与心契，凡向之精义已确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纲方举而未张者，今阐而大之，旨有隐而未莹者，光明而洒落之辞有朴而未泽者，磨刮而润色之，讹者正之，阙者补之，偏者救之，繁者约之，上以达于群圣之心，而下以贯穿乎百氏之说，寸长片得，兼搜并辑，著定为成书，以扶翼圣训。其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举，而本末不遗，命理切尽，而达意周到，金精而玉润，日光而月洁，浑圆而至粲，疏畅而甚缜丰，不余一言约，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统，总众论而同归，集诸儒之大醇，洗千载之积误，使圣人精蕴，了然在目，而异端曲学无复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于圣门之入，会稚新学者，亦有识趋向之正途，而不迷于文义之归。故周程所以得先圣不传之传者，至是始彰信于天下，而先圣所以为万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于斯文之功，可谓大矣。盖先生秉气纯阳，清明刚健，卓絶世表，闻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为学大纲，一主程氏，而节目加详，所以独知自得而契乎先圣者尤多，其功力之到，又无所不尽，自志学至于不逾矩，其等级无不有以致其极，自明德至于平天下，其规模无不有以备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书无一之不读，而邪正纯驳，必有以究极其归趣，天下事物无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细必有以洞灼其表里，千古人才，论而友之，贤愚淑慝，亦无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莹万理于胞中，炳千古于目前，是极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极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极其本之所由来，而无不彻，恶极其几之所从起，而无少遁。其大经大法，亭当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纎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归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于千变万化，纷纶错综，纵横颠倒，亦无不灿然有条，如衡别鉴照，无丝毫之紊

——陈淳《侍讲待制朱先生叙述》

秦火之余，六经既已烂脱，诸儒各以己见妄穿凿为说，未尝有知道者也。周程张子，其道明矣，然于经言，未暇厘正，一时从游之士，或昧其防遁，而入于异端者有矣，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敝，可也。

——李方子《朱子年谱》卷四

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屙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学者习其读，推其义，则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无极大极之妙，而实不离乎匹夫匹妇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万物，而实不外乎暗室屋漏之无愧。盖至近而远，至显而微，非若弃伦绝学者之慕乎高，而哗世取宠者之安于卑也。猗其盛欤！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魏了翁《朱子年谱序》

自孟子没，《诗》、《书》出秦火中，残坏断缺，无一完备，重以汉儒章句之习，破碎支离，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虽有董仲舒、韩愈之徒，或知理之当然，而终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学，得以乘隙出入其间，以似是而实非之言，饰空虚无为之说诱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见性之场，下焉者落祸福报应之末，而吾儒无复古人为己之学，徒以口舌辩给，卒不能胜，使天下如饮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贞元会合之气，散而复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两程夫子接迹而起，相与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门万户，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

——郑玉《与王真卿》

删述《六经》者，孔子也；传说《六经》者，朱子也。……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圣人复起，不易斯言。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

尧舜禹汤文武而既没矣，其间暴君污吏更相蹂躏，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极。典谟微言，不绝如线。于是仲尼起而修明之，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以宪万世，而尊之曰经，使天下后世复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语圣而儒以博鸣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时有老聃出，而讥之曰六经，圣人之陈迹也，而岂其所以迹哉？审如其言，以之独为学可矣，以之为天下万世，则吾不知也。

孔孟而既没矣，其间异端曲学更相簧鼓，邪说之所淫，暴行之所坏，至五季而极。洙泗微言，不绝如线。于是朱子起而修明之，着《集注》《或问》，补《小学》，修《纲目》，纂濂洛之说，以教万世，而定之曰传，使天下后世复知有《六经》之道。故语贤而儒以博鸣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讥之曰支离，又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审如其言，以之独为学可矣，以之为天下万世，则吾不知也。然则生于孔孟程朱之后者，舍孔孟程朱之书不读，又何以自达于道哉！

——刘宗周《读书说示儿》

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

——顾炎武《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文武周公损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伤夏殷之礼不足征，盖惜文武周公损益之妙不得见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若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为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录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

——陆陇其《学术辨》

圣人之学，有体有用，而天德王道之旨，仁义中正之归，以及礼乐政刑，忧世觉民，因事礼教之论，莫备于四书。故四书者，六经之指要也。

秦灰值厄，至道不彰，乃鲁壁坏垣，《论语》始出，然犹未甚较著。直至有宋诸儒起，乃能破意见拘墟，探圣贤理奥，而紫阳朱夫子更统其大成，衷以己见，为四书集注、或问、语类、精义等篇，而孔曾思孟所以阐述六经，垂训万世之坠绪微言，遂无不昭然沛然，如揭日月而行江海。大哉！真圣人之徒欤？

——王登山《天盖楼四书语录序》

天生朱子，而正学昌明，集诸儒之大成，其为道大中而无过，其为教至实而非虚，实万古无弊者也。

——徐秉义《重刊高子遗书序》

呜呼！大贤君子一动一静，一语一黙，无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谱乎哉！刊以传示于人，固其宜也。然在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莅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防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状，而伊川之年谱行述则有待于文公。呜呼！大贤君子盛徳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节墓志所以惟属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后方为撰述，盖惟圣贤能知圣贤故也。《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均之为圣人也。达而在上则立君道以正万方，穷而在下则立师道以教万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达而在上之圣人也，立君道以正万方者也；仲尼穷而在下之圣人也，立师道以教万世者也。师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诸儒之大成，是亦所谓立师道以教万世者，与今文公之学薄海内外，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家有其书，人诵其言，然经兵燹之余，此文或不能尽见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诚得此而寓目焉，则其感发兴起，若时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谓与？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广西防卫知事李文徴辞疾家居，集议督工，力就厥绪，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

——汪仲鲁《朱子年谱序》

古今著述之富无有过于朱文公者，盖朱子之学集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周易本义》《启蒙》、《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诸书，而又有文集百余卷，门人记录问答之语百四十余卷，今家有其书，学者无不诵法，可谓盛矣。然读其书，而不考其生平师友渊源出处进退之所经历，与夫文章事业艰危患难之所履蹈，将微言大义湮郁而不彰，孟子所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则是年谱之作恶可以已也？

——洪璟《朱子年谱序》

自结绳以降，太昊始之，皇农诸圣人继之，而集诸圣之大成者，有孔子；汉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闽诸大儒继之，而集诸儒之大成者，有朱子。

——江士韶

夫统纪之在孔子，天下未有不知者也。然而孔子之学之精，非朱子不能窥其蕴奥。孔子之德盛，非朱子不能仰其高深。孔子之道之大，非朱子不能极其分量。谓孔子即朱子，吾不敢也。谓朱子即曾子、子思子、孟子，似未远也。何也？周程以后，集大成者，朱子一人而已。

——唐鉴《朱子学案目录序》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也。

——朱次琦

古之圣人，有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孔子集其成，而治圣学者皆宗孔。宋之贤人，有周、程、张、邵，及杨时龟山、罗从彦豫章、李侗延平，皆为大儒。自朱子集其成，而治宋学者皆宗朱。故朱子者，孔子后一人也。濂溪著《太极图说》、《通书》，横渠著《西铭》、《正蒙》，二程亦有《遗书》，皆足千古。即象山、阳明，或崇德性，或致良知，皆有孤诣。然王言满街都是圣人，陆言六经皆我注脚，持论过高。求其博大精深，可法可师，实推朱子为最。朱子师法伊川。伊川不看杂书，著述惟有《易传》，朱子则学问极博，著述极多。伊川晚年谢遣生徒，朱子则虽遭党禁，讲学不辍，故徒党最众。又工为文章，兼有政绩，孔门四科，一身兼之。

——李肖聃《朱学篇》

朱子生南宋，值理学被禁几绝，独起而弘扬之，北宋诸大儒遗书，搜集编订，以授学者。又遍注群经，以及于史，历算等学，无不研寻。地质且有发明。朱子愿力甚弘，气魄甚大，治学方面颇广。其真诚之心，与勇悍之气，可谓与天地同流。朝野奸邪虽构害甚烈，初不一死生易虑，宋学盖完成于朱子。

——熊十力《读经示要》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钱穆《朱子新学案》

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

——汤用彤《理学谵言》

我国学术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于学无所不造其极，于吾国之国粹无论矣。

——吴其昌《朱子传经史略》

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人。

——黄子通《朱熹哲学》

朱晦庵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周、张、二程之大成。……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国哲学之集大成者。

——李石岑《人生哲学》

我觉得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人的地位最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孔子，孔子对夏商周，一直到春秋的文化，对早期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并把这种总结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第一个贡献。孔子，他通过这种总结和哲学的提高，开创了儒家这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影响了后来两千五百年的整个中国文化。朱熹比孔子差不多晚一千五百年，他是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作用可以说和孔子几乎相当。那个时代，一方面，他总结了孔子以来儒学的发展，所以他也具有总结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有了一个提高，这个提高是新的——面对佛教文化的进入和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他要重建儒学的思想和哲学基础，比如说：宇宙论、心性论、修养功夫，他要做一个重建，这些成就都是集大成式的。所以，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而朱熹则是孔子以后的第二个。朱熹的思想，从十二世纪以后，一直影响到十九世纪。元明清，从南宋末期到元明清三个朝代，都是以朱熹的思想为正统，当然它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挑战，但我想这没有关系。另外，如果从整个东亚看，韩国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日本也有几个世纪，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朱子学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想，朱熹的影响和孔子一样，一方面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东亚的思想和文化历史上，也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陈来

越南人吴士连也在《大越史记》说：“自孟氏没，师各传其门士，各私其学，源分而流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或流而为他岐，或倒戈

而相攻，莫能归一。其可称者，虽曰大醇，未免小疪，未有克醇乎其醇者也。朱子生于宋末，承汉唐诸儒笺疏六经之后，溯流求源，得圣人之心于遗经，明圣人之道于训解，研精殚思，理与心融其说也，详其指也，远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为后学之务式者也。况有程子倡之于前，而朱子补其未图于后，则其义精矣。后之有作，恢廓而亮大之?沃，而光泽之如斯而已，乌得而非议之哉！”

朱子学问之广，也只有王船山可与比肩了。

朱子的《春日》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还有《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都是广为流传的诗，是哲理诗，治学诗。理学家诗歌成就最高的就是朱子，他的诗歌也是理学家中流传最广的。王船山学术文章都有成就，唯诗词造诣不足，书法方面未见成就。朱子书法被誉为“汉魏风骨”及“韵度润逸”。明代陆简在《朱熹城南唱和诗帖跋》云：“紫阳夫子平生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柱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又称他：“其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矩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城南唱和诗卷》）。历代名人对其书法的评价很高，其书法如以下图：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2005年出版的书《朱熹书法选》。

       人家是真凭实学实力，不是吹出来的，让他当文人，他也不逊色于唐宋八大家，让他多用功书法，他也不亚于颜柳，只是他主要功夫用来学术。《朱子全书》有一千多万字，古代儒者著述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他还办了十多所书院，弟子有名字记录的五百多个，也没有哪个理学家能及。人家是真正的全才，天赋异禀，用功又深。朱子当官九年，政绩也受皇帝认可。

       朱子学说还传播到朝鲜，越南，日本，受尊崇。朱子学说甚至传播到欧洲去了！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思想史》都提到过朱子，以大量的篇幅论说了朱子理学的科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有三：其一，朱子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其二，朱子理学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其三，朱子的有机自然主义是科学的。李约瑟称朱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李约瑟肯定朱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认为朱子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子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子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朱子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民国还有不少研究尊崇朱子的学者，如钱穆特著《朱子新学案》一百余万字，可谓殚精呕血为之，又有《朱子学提纲》。当代有个教授陈来也对朱子多有研究，著有《宋明理学》、《朱熹哲学研究》、《宋明儒学论》、《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民国大多学者也尊崇朱子，朱子主要是文革以来被丑化。

       1930年，唐文治所撰《紫阳学术发微》说朱子学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气节的抗敌英雄。明确指出：“国家之兴替，系乎理学之盛衰。理学盛则国运昌，理学衰则国祚灭。人心世道恒与之为转移。”认为朱子理学改变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学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替。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学术精神论》，把朱子的讲学精神归结为“孝”、“仁”，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出处精神，惟以气节为重。读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诸篇，浩然正大之气，溢于楮墨之表。呜呼！盛矣！厥后文文山先生廷对策问，谓政治之本在于帝王不息之心，其说实本于朱子《戊申封事》。而谢疉山、陆秀夫诸贤接踵而起，岂非讲学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则宋末气节之盛，实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厉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复疆土两事。特节录于左，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在唐文治看来，朱子主张“攘夷狄”、“复疆土”，表现出浩然正大之气节，而这种气节不仅影响宋末，还可以振奋民国时期人们的爱国精神。

       朱子提出民族国家之仇，万世可复，这也是第一人。尊崇朱子学，有利于振起爱国精神。

朱子攘夷诗：

感事书怀十六韵

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

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

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

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

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

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

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

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

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

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

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

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

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

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

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

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

斋居感兴二十首 其六

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

西园植奸秽，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

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

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

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

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

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

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

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

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选五

戎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期。

防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天骄得意任驱驰，太岁乘蛇已应期。

一夜旄头光殒地，饮江铁马未全知。

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

奏函夜入明光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渡淮诸将已争驰，兔脱鹰扬不防期。

杀尽凶残方反斾，里闾元未有人知。

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

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

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

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

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朱子攘夷复仇言论：

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复祖宗之土宇，顾乃乞丐于仇耻之阙以为国家，臣虽不肖，窃为陛下羞之！（《壬午应诏封事》）

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礼记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为之说者曰：复仇者，可尽五世，则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年矣。（《戊午谠议序》）

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是乃举南北之民而弃之，岂爱之之谓哉！（《垂拱奏劄二》）

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耽毒之害,日滋日长。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松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事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臣请伏铁钺之诛。（《戌申封事》）

       朱子认为春秋大义就是“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朱子的华夷之辨亦严，爱国热诚，更加强发扬了公羊传的九世复仇之义！朱子把复仇上升到义理上，把九世复仇加强到万世复仇，不复仇是违背天理，违背天理之祸是使纲常沦坠，夷狄禽兽愈加横行，是弃我中国人民，其提倡复仇之烈，主张复仇之深，可谓无以复加矣！朱子之爱国，可见一般。朱子几次上书劝皇帝伐金复仇，收复疆土，甚至直言斥帝，刚烈亦可见一般。而其诗句“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希望灭尽金虏女真，也是亢烈之至了！

       朱子之忧国，其弟子黄勉斋说:“先生平居，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直到晚居考亭沧州时，仍念念不忘“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

       淳熙八年，朱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春天，旱灾严重，饿殍载道，在巡视中却见一家人大摆筵席操办秦桧祭典。朱子大怒，指出岳飞惨死风波亭就是秦桧所为，下令毁掉秦桧祠。在《除秦桧祠移文》中，朱子写道：“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朱子对力主和议的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也非常痛恨，主张“枭三人首于都市，俾虏人闻之，亦以少畏。”可谓主战反和的强硬派。

       朱子晚年对南宋国势衰微忧心备至，他在《题蕃骑图》诗中写道：“传闻姑妲欲南侵，愁破雄边老将心，却是燕姬能捍虏，不教行到杀胡林。”诗中，朱子以边关老将自比，表达了杀金虏的渴望。临终前朱子仍怀遗憾地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可谓临终不忘恢复。

       朱子曾与学生赵师夏讨论一个司法案例：有一位妇人，因为夫家养不起她，县官因而准许娘家将她带回家。赵师夏颇不以为然：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遂同其请？

       一般人眼中迂腐，“道貌岸然”的朱子却以为，这种事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在“男女平权”尚未发达之前，朱子此说显然颇富有同理心。

       《朱文公政训》：建阳簿权县，有妇人，夫无以赡父母，欲取以归，事到官，簿断听离。致道深以为不然，谓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曰：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

       直卿云其兄任某处，有继母与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数人，贫窭不能自活，哀鸣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无如之何。曰：不然。这般所在，当以官法治之也，须追出后母，责治戒励。若更离间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须痛治。

       从这个案子看来，朱子颇通情达理，关心人之生活，不为名分所拘。

       父亲与后母不恤其子，其子生活不能自存，朱子说应该责治他们承担儿子的抚养，如果后母更离间前妻子，不养活他，则一定要痛治之。

      朱子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他办个十几所书院，弟子有名的五百多个，诲人不倦，他留下两千多篇书信，有给弟子，回答弟子问学之言。《朱子语类》两百万字，是弟子记录朱子的讲学朱子重视教育，对教育颇用心，还重视女子教育，对女子教育之用心，超越他之前的所有教育家。他曾力倡刊行东汉班昭所写的《女诫》、与北宋司马光的《家范》作为教育女子的教材，但他认为《女诫》“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因此他曾计划为女子写一本书，删补《女诫》的缺失，书中除孝爱、和睦等道德教育，他特别提到“讲学”一章。陈荣捷指出：“讲学一项，为从来教导妇女之书所未有，或朱子欲造成一新空气，未可料也。”

       朱子生平只有一妻，没有纳妾，没有复娶。朱子47岁时，妻子即因体弱多病而辞世，朱子痛心疾首，翌年二月，亲选吉穴将其安葬在唐石里（今建阳黄坑）后塘大林谷，并发誓“生不同时，死同穴”。次年，朝廷命他知南康军，行前他特意去祭拜刘氏墓，并赋诗《唐石雪中》：“春风欲动客辞家，霖潦纵横路转赊。行到溪山愁绝处，千林一夜玉成花。”此后二十多年，他再未娶妻。

       妻子的逝世，让朱子很悲痛，朱子《别集》卷四《与刘共甫》书三记载：“私门不幸，老妇自去夏得疾，接再一年，疗治无瘩，此至后一日，遂至不起。痛悼债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满前，将来百绪便有不能不关心者，尤非衰懒所宜，未知所以为计也。”

       朱子在辞世前不久，抱着病体，还握笔为妻写下《墓祭文》：“岁序流易，雨露既濡，念尔音容，永隔泉壤。一觞之酹，病不能亲。谅尔有知，尚识予意。”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朱子对妻子感情之深厚。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子在考亭去世，享年71岁。当年十一月，朱子灵柩运至后塘大林谷，与妻子合葬一穴，践行了“生不同时，死同穴”的诺言。

       像朱子这样践行一夫一妻的伟君子，对妻子感情忠贞，逝世二十多年，不复娶，死同穴者却被网络编派私生活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