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略：答许嘉璐先生的“八问中医”

近期的《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许嘉璐先生的文章《中医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但要达到人民和时代的期望，中医需回答这八个问题》。哪八个问题呢？下面我列举出来，并试着做答。

第一，中医何以能够延绵数千年，屡遭社会动荡却能衰而复起？

唐略答：西方科学，包括医学，是探索的、发展的，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者居上，否定前人，所以，前人的学问都陈旧不堪，惨不忍睹。而中国的传统学问，是圆融的、传承的，它从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源于先哲圆融的智慧和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传统，不是陈旧的意思，而是能传能统，也就是，能传下去，能统起来。因此，它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外解环境如何，无论怎样被打压，总有一些人，能知其大美，拼其一生，默默保存它，捍卫它。

第二，构成百年来中医沉寂乃至萧条的主、客观因素有哪些？

唐略答：主观因素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渐渐失去文化自信。客观原因，跟国外势力的文化渗透、文化殖民有关。多年的文化殖民教育，使很多人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医道是“科学”吗？说它是“伪科学”，“真科学”在哪里？判断真伪的依据是什么？这依据或曰标准是谁制定的？

唐略答：科学就是西方的标准，不能用它来衡量中国的学问。西方人对科学的崇拜，源于基督教。基督教信奉上帝，上帝就是真理，因此，追求真理就是在接近上帝，而追求真理的方式就是科学。因此，西方人对科学充满了敬畏，就像敬畏上帝一样，一旦科学的结论出来了，就会亦步亦趋，不敢轻易打破，心甘情愿地做上帝的仆人，科学的仆人。这就容易教条化。所以，我们在是生活中会发现，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多的人会平和、圆融一些，受科学教育过多的人总是偏激而呆板。这些怪圈，都是五四后百余年来文化自信丧失的结果。现在大家慢慢在意识到。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要更靠谱一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科学教条。

第四，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政要，甚至主管医药卫生的高官，纷纷跑到中国来看中医，或在该国的中医诊所就诊，而中国不少有钱人却要到国外找医生？

唐略答：有钱人的选择，也不是检验中医的标准，尤其是中国当前的有钱人。国外的政要、尤其是主管医药卫生的高官，他们掌握的数据、知道的内幕要多一些。

第五，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信中医，而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之倒置？

唐略答：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卑贱者最聪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还说：“书读得越多越蠢。”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书读得多一些，脑子里的教条多一些而已，教条多了，容易脱离生活，形成成见。恰好现在这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在中国最没有文化自信的时期形成的，难怪他们不信中医。

第六，中医以治未病、欲病、已病和助人康复著称，何以现在“养生”的商业气氛浓于医界？世界独有的成系统、有理论的养生学怎样走向世界？“亚健康”其实就是“欲病”，中医怎样担当起解决这一现代社会相当普遍性困扰的重担？

唐略答：因为很多老百姓从养生领域真正获益了，这是市场决定的。由于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很多优秀的中医人才是无法光明正大地从事医疗活动的，所以他们只好打擦边球，搞养生，背地里仍然充实一些医疗活动。而医疗机构的中医又不纯粹，水平往往一般。这么一来，中医养生就火了。这其实是一种病态。从政策和法律上彻底松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七，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事业中，中医应该并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唐略答：自己把东西学好，就可以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第八，“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药物保障等方面，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志在中医的年轻人，应该先打好什么样的基础？是中华人文、中国哲学、中医基本医理？还是解剖学、西方病理学、药物学、传染病学？

唐略答：您这是明知故问，您自己已经有答案了。不过，现在成文、成书的所谓中华人文、中国哲学、中医基本医理中，已经不纯粹了，掺杂了大量的西方思维方式，非常不利于中医。因此，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培养中国传统学问的思维方式，要读古人的经典，不要掺杂现代人的解读，我建议从阅读四书、五经开始。四书先熟读《大学》、《中庸》、《论语》，至于《孟子》可以先搁一搁；五经熟读《诗经》就行了，后面的《易经》、《书经》《礼记》《春秋》都等学有余力再读。先熟读，疏通文意，不要节选，不要现代阐释。全盘接受，不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你不知道啥是糟粕，往往把自己不懂的都当成糟粕了。

中医调理中医药大学中医理论全职国医高手